田洪｜张大千与朱省斋东瀛读画往事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书画杂志 ，作者田洪

1953年5月初，朱省斋在香港接到了张大千从美国纽约发来的一封电报，因思念老友心切，说快要飞到日本东京，盼其在东京相叙。到了东京之后，当月13日，也正值大千先生农历四月初一的生日，朱省斋请大千先生到上野“不忍池”附近的万寿楼餐馆吃面。两人都不善饮酒，但是那天聊得甚欢，破例还互敬啤酒，微醺后返回寓所，大千先生立即挥毫为朱省斋画了一幅《不忍话旧图》，并在画的右上方题曰：
 
“省斋道兄知予将自南美来游东京，遂从香港先来迎候。情意殷拳，倾吐肺腑。而各以人事牵率，未得久聚，治乱无常，流离未已，把臂入林，知复何日耶？为写数笔，留以为念，传之后世，或将比之颜平原明远帖，知吾二人相契之深且厚也。癸巳四月同在东京不忍池上，蜀郡张大千爰。”

张大千为朱省斋作《不忍话旧图》（限量印刷本，“好古书房”藏）
 
董桥先生在所著《克雷莫纳的月光》一书的开篇《话旧图》即记此画，并透露当年大千先生为朱省斋所作《不忍话旧图》印刷本“只印了二十张”，想必大千先生极为珍视与省斋“二人相契之深且厚”的友情。大千先生因熟知唐代颜真卿书《明远帖》抒发与旧僚蔡明远千里相叙旧情的故事，而朱省斋自香港专程来东京的这次晤面，则在大千先生题跋中喻为“比之颜平原明远帖”，自比如古人相见不易。但董桥先生恐没有注意到，这件《不忍话旧图》印刷本，细辨画上的“张爰私印”与“眤宴楼”二枚印章之印色与原作钤印细微的位置差异， 完全是复制印刷之后大千先生亲自逐页钤盖的，这也更印证了大千先生极为珍视与朱省斋两人之间的这段友情，大千先生特意在日本复制的这二十张《不忍话旧图》也是为分赠好友“留以为念，传之后世”。

董桥先生在所著《克雷莫纳的月光》一书的开篇《话旧图》
 
尤其不为人所知的是，大千先生当时除了为朱省斋作《不忍话旧图》之外，时隔一年，又赠送了一幅宋人《溪山垂纶图》团扇给朱省斋，并另纸跋曰 ：“省斋尊兄尝于太湖之滨买地数亩，将以渔钓老焉。世变不果，然而此心此志未尝一日或忘也。顷见寒斋所藏宋人《溪山垂纶图》，嘘唏感慨，倍深故里之思，因乞为赠，且谓望梅不得，聊充画饼之饥，遂识以贻之。甲午嘉平月，大千张爰。”加之溥心畬在1956年2月在朱省斋东京寓所见大千先生所绘《不忍话旧图》后另纸长题，与此宋人《溪山垂纶图》团扇一起复制印刷，外有一函封，题名《张大千赠朱省斋不忍话旧图》。

张大千赠朱省斋《宋人溪山垂纶图》团扇
（限量印刷本，“好古书房”藏）

《张大千赠朱省斋不忍话旧图》函封
 
朱省斋定居香港是1946年底，1948年之后，王季迁、徐伯郊、谭敬、王南屏等一批沪上鉴藏家相继来到香港，使香港成为古书画流散的重镇。
 
朱省斋最早与大千先生相识是在香港，约始于20世纪40 年代末。1949年，大千先生在香港应吴湖帆之嘱，曾为朱省斋作《朴园图》。朱省斋也撰有专文《吴张溥朴园图》：
 
“读易君左兄‘梁溪诗意’文，极言五里湖畔蠡园风 景之胜，为之怅触万端。八九年前，余在蠡园之旁，购地十亩，谋作朴园园址，俾遂耕读之愿。不意人事无常，旋即售以偿逋，心中惘惘，未能去怀。甲申之春，因乞吴湖帆先生为绘朴园图一帧，聊以寄意。前年张大千先生蒞沪，亦乞为绘一帧，遂成双璧。客岁郎静山先生赴台，复恳代求溥心畬先生为绘一帧，乃成三绝。湖帆画用舜举法，笔意高古，极见工力；大千画师北苑，复略参清湘笔意，逸气满纸。二者相较，铢两悉称；心畬画虽颇潦草，但沉郁苍老，亦不失其本色，可谓各有千秋也。”

1949年，大千先生在香港应吴湖帆之嘱，为朱省斋作《朴园图》
 

吴湖帆 《朴园图》
 

溥儒《朴园图》
 
另外，大千先生还专为香港大公书局1952年出版朱省斋著作《省斋读画记》创作了一幅《省斋读画图》用作是书的封面。

张大千作《省斋读画图》(朱省斋著《省斋读画记》香港大公书局1952年出版封面图片，引自冯幼衡著《从古典到现代— 张大千的艺术1950－1983》，羲之堂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9年)
 
朱省斋与大千先生在日本东京与京都过从甚密，则是1953年五月之后的事。此次大千先生与朱省斋晤面逗留日本为时约两个月，而该年的五、六月间，大千先生在东京上野公园不忍池附近的专售画具与绘画颜料的喜屋画材店结识了山田喜美子，自此也开启了大千先生与山田喜美子一段十年的东瀛浪漫史。经过大千先生的介绍，朱省斋也认识了山田喜美子。
 
在1956至1957年间，大千先生致山田喜美子的信件中多次提到朱省斋：“来月十五日必当返东京也…爰异常冗忙，请告朱省斋先生未能作书也。”( 1956年1月16日寄自香港)  “内子于来月十七日到着横滨，原有高桥之家太小，希望另觅宽大者三四间，盼君先为预备，至为感祷。朱先生想早从京都归来，请与一商。”( 1956年2月17日寄自南美)“爰本定七月卅一日飞港转东京，乃因两画展要求展期于八月十五日闭幕……十九日可请杉村先生与朱省斋、王仲恒、王之一、梅孝增诸君到场。”( 1956年8月4日寄自法国)“爰将于二十九日飞巴里(黎)，二月二十五日后方得返东京也……朱先生去京都否？请赐回翰交巴里。” ( 1957年约1月寄自罗马) 
 
根据朱省斋先后出版的《省斋读画记》《书画随笔》《海外所见中国名画录》《画人画事》及《艺苑谈往》五部著作，确有涉及其与大千先生一起观展、赏画的活动，但几乎没有明确详细日期，但我们再结合大千先生致山田喜美子的函札，大致也能了解到朱省斋与大千先生在日本一起参与的书画赏鉴活动可以确定在1953至1957年间。
 
在朱省斋1958年出版的其所著《书画随笔》一书中首篇《西京观画记》中曾述及 “我与大千于上月中旬，又一同到了西京(京都)……我们每次到西京(京都) 去的主要目的是看画，这次当然也不能例外。因为，除了接受我们的朋友、京都国立博物馆神田喜一郎馆长和岛田修二郎先生盛意的邀请之外，同时，瑞典博物馆的喜龙仁先生也相约同去……这次最有可记的倒是‘有邻馆’的收藏。有邻馆是已故藤井善助氏的私人博物馆，虽书画部分，似是而非的东西很多，但沙里淘金，精品究竟还未尝没有。例如这次我们所见的有梁清标旧藏的王庭筠的幽竹枯槎图卷，这是海外孤本，后有鲜于枢、赵孟頫、龚啸、康里巙、班惟志、袁桷诸人的题跋，极精极精。次如赵子昂为王元章画之墨兰卷，亦是无上妙品。又如许道宁之林野远水图卷，世所罕见。而李嵩的春杜醉归图卷，则是二十年前大风堂之旧物，这次大千异地重睹，不能不发出无限的感慨与叹息。”


在观赏到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卷》时，大千先生“断为确系徽宗亲笔无疑。因为普通的所谓徽宗真迹，大多为院工所代笔，而由徽宗加以亲笔签押而已”，继而朱省斋认为 “大千鉴别之精，往往于这种极细极微之处见之，其所以出类拔萃，不同凡响，正自有故。先是有邻馆的主人对于此卷并不十分重视，现经大千法眼鉴定，大为敬佩，因此该馆经理人藤井守一氏面恳大千加以题跋，藉宠此卷。大千笑而允之，立挥而就，这在今后中日两国的艺苑史上，并足传为佳话而永垂千古了”。这里朱省斋所说的“上月中旬”恐指1953年9月20日。


因为在朱省斋所著的《海外所见中国名画录》中《王廷筠幽竹枯槎图卷》一文中讲到 “一九五三年秋，余重作日本西京之游；九月二十日上午，在小川氏尚简斋饱观董源‘江南半幅’溪山行旅图暨《宋人集绘册》后，下午复往藤井氏‘有邻馆’拜观其关于中国古代艺术品之宝藏”。10月，大千先生又返回纽约，与王季迁、汪亚尘等作为参展画家参加由华美协进社举办的当代中国画展览。
 
20世纪50年代初，朱省斋受大千先生的影响，特别喜欢明末“四僧”原济、朱耷、髡残、渐江的书画。曾有一天，朱省斋携有一卷刚在香港所得的八大山人书法《醉翁吟琴操》前往日本，为著名鉴赏家岛田修二郎及收藏家住友宽一两人所见，两人“大加赞赏，叹为罕见”。
 
在朱省斋倦游返港后，接到大千先生自南美寄来的几封信，信中多次谈及关于八大山人的书画。朱省斋知大千先生特别酷爱八大山人的书画，遂将此卷割爱寄赠大千先生。过了三四天后，朱省斋又接到大千先生的来信，信中说他已由阿根廷迁居巴西，并溢露他已经知道朱将送他八大此卷，欣快情绪溢于言表：


“京都惠书拜悉，允赠八大字卷，至感至谢！此卷亦弟三十年前旧物，为嘉兴钱冲甫所藏。 是时弟初学八大，先农髯师嘱弟以百番向钱氏购之。(曾师跋尾为冲甫题者) 已而梅庵师之侄李仲乾赴南洋，为尊孔学校募捐，临行尚乏资斧，来贷于弟，适亦无现金，而彼行期敦迫，不得已乃割爱以此卷与荷花水鸟卷以赠其行，当时闻押之王一亭先生。乃仲乾数年不归，此二卷遂无还璧之望矣。三十年来，往来于心。去年始由海上友人觅得荷花水鸟卷寄来，喜出望外，不意此醉翁吟卷又为吾兄所得，且又慨以为赠，何幸如之！当得此卷时，弟初玩书画尚无藏印，惟记此卷八大闲章最多，有白文二寸大印‘浪得名耳’，他处少见者，至今犹历历在目，望速航空邮寄，以慰饥渴！”（朱省斋《书画随笔》）
 
朱省斋赠予大千先生除此卷外，还有一件石涛的《费氏先茔图》（现藏法国巴黎集美博物馆）。1953年1月，朱省斋初赴东京，经友人介绍赴意大利藏家庇亚辛迪尼（M.A.Piacemini）处观赏他所收藏的中国书画，朱省斋无意间看到石涛《繁川春远图》（又作《费氏先塋图》卷）居然亦在其中。其后朱省斋“迭经恳商，卒以重价获之”。获得此画后，朱省斋立即去函正在阿根廷的大千先生“告以此讯，并允以奉赠。他回信欣喜若狂，非言可喻”（朱省斋著《艺苑谈往》）。

清 石涛《费氏先茔图卷》（又名《繁川春远图》）
法国巴黎集美博物馆藏
 
（关于石涛与大千，可参见苏州山水美术馆正在举办“石涛与大千——好古书房藏珍稀文献展”）

1956年仲秋，朱省斋连续数天在东京冒雨奔波于神田与本乡一带的旧书店和青山与上野一带的古董铺之间，在上野的一家古董铺里淘宝，恰巧获得了一件宋代马公显的《马乘人物图》（又作《春郊策蹇图》）。翌日清晨，天上依然下着大雨，朱省斋迫不及待地拨打电话给同在东京的大千先生，告诉他购得马公显画，大千先生搁下电话立即驱车冒雨前往朱省斋寓所观赏，对此作赞不绝口，并当场挥毫为之题跋：
 
“马公显画，我国殆已绝迹；故宫宝藏，为世界冠，而《石渠宝笈》一无著录。就余所知，仅日本西京（京都）南禅寺所藏《药山李翱问答图》一轴，尝获展观，叹为绝品。近闻已定日本国宝，不得流出三岛矣。今省斋忽得此《春郊策蹇图》，风神爽朗，尤在问答图之右，平生眼福，良足自傲，愿吾省斋善护持之，他日勿为萧翼所赚也！画上右方有‘公显’印章，朱色沉厚，宋人水印，确然可凭。而常信、荣信师徒诸匣内，常信当我国康熙时；荣信乾隆时为海东名画家，流传有自之品，更可贵也。丙申中秋后大千居士张爰观于东京。”

宋 马公显《春郊策赛图》美国华盛顿国立佛利尔暨沙可乐美术馆藏
 
朱省斋当时觉得这幅图中所画的是驴，与原名所谓《马乘人物图》略有不符，大千先生也赞同朱省斋的观点，遂在题跋中将之更名为《春郊策蹇图》。这样的赏画雅趣之情景，读来使人神往！
 
在朱省斋与大千先生同客东京期间，还有一个故事：一天，大千先生兴高采烈地告诉朱省斋“‘高燕如的吴渔山卷（《白傅湓浦图》邵松年藏本），我已出重价购得，今天晚上即由泛美航空寄来，明天你就可以过瘾了！’翌日，果接电话说该件已到，即由旅运社的日人前往领取，不料一小时后该人回来，说途中遗忘在营业汽车里，现在该件不见了！当时我大怒，主张立刻报警，大千力阻道：‘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将来终会出现的。’余服其智，遂不坚持，但心中怏怏，无时或已。”说到大千先生遗落名迹，还有一件是朱省斋知悉内情的名作、谭敬旧藏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黄庭坚的《伏波神祠诗书卷》。


1950年，朱省斋与谭敬同寓于香港思豪酒店。某一天，谭敬忽遭车祸，急于用钱，遂有将其所藏全部出让之意。而此时大千先生正在印度大吉岭，朱省斋速告此讯，大千先生即刻回电“山谷伏波神祠诗卷，弟梦寐求之者已廿余年，务恳竭力设法，以偿所愿”。朱省斋获悉来电后，几经周折，才幸获报命。大千先生得此山谷名迹后，“南北东西，时以相随”。


时隔三年，即1953年春，朱省斋前往日本东京，那时大千先生正在纽约。通信时，朱省斋无意中告诉大千先生关于日本朋友江藤涛雄的死讯，不料大千先生接信后立即回复一个电报，略云：“江藤翁逝世，不胜伤悼！乞询其夫人，拙藏山谷卷无恙否？盼立复。”朱省斋接电后，莫名其妙，即往访问江藤夫人。她默然云“不知此事”。后来朱省斋向周边的友人打听，才知此卷已经江藤押于某处，当时仅得五十万日金。可是那个受押人也推说不知此事。朱省斋只能据实以复，大千先生获悉后就立即赶往东京与朱省斋晤面，此时朱省斋才了解此事经过的详情。原来大千先生在1951年到日本游览时，曾将黄庭坚的《伏波神祠诗书卷》随身携带，想交京都便利堂用珂罗版印行复制本一百卷，以广流传。


可是当时因时间很紧张，大千先生遂将此卷留在他多年老友江藤涛雄处，托他代为办理复制等手续。稍后大千先生举家迁往南美，一时也就没将此事放在心上。没料到之后江藤一时因手头拮据，不得已将此《伏波神祠诗书卷》暂时抵押。而不久江藤忽然有一天在京都旅馆里突患急病，竟不治身亡。之后大千先生获得真相，感伤之余，即声言他与江藤数十年道义之交，愿以此卷为殉。后来《伏波神祠诗书卷》最终以二百二十万日金的代价归为日本大收藏家前侯爵细川护立的秘笈。1954年冬天的某一宴席上，大千先生与细川护立及朱省斋同席，彼此欢晤，谈及此事，大千先生表示深以此卷“得其所哉”为幸。朱省斋为此评曰：“大千虽爱好书画如命，可是他毕竟还有不可及的洒脱的风度。”（朱省斋著《书画随笔》）

1952年，张大千先生（第一排右起第八人）即将赴南美，朱省斋（第一排自右起）、徐伯郊、罗光灿、顾青瑶、黄蔓耘、张瑞华、冯璧池、吴浣蕙、张杜芬、詹云白、高岭梅、高仲奇、高伯真、周士心（第二排左起第二人）、沈苇窗（第二排左起第五人）等在香港合影（引自《大成》第五十九期）
 
在《大成》杂志第177期刊载有朱省斋的一篇遗稿—《翰墨之事，谈何容易！》中论述“赏鉴是一件难事，而书画的赏鉴则尤其是难事之难事”。1955年12月中旬，朱省斋与大千先生及溥心畬参加了由东京国立博物馆及《读卖新闻》等机构在东京“壶中居画廊”举办“张大千书画展”开幕式，并应东京国立博物馆杉村勇造和京都国立博物馆岛田修二郎之邀，前往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参观该所举行的一个“梁楷名作展”，其间同时在私人藏家处还观赏了三件稀有名迹。其中两件分别是五代关仝《崖曲醉吟图》（现藏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与传为宋代李公麟、宋郡王楷题《吴中三贤图》（现藏美国国立佛利尔暨沙可乐美术馆）

张大千作（旧传五代关仝）《崖曲醉吟图》
（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

傅申为美国华盛顿国立佛利尔暨沙可乐美术馆藏张大千作（旧传李公麟）《吴中三贤图卷》复制品上题跋（“好古书房”藏）
 
朱省斋在所撰《名迹缤纷录》一文中评前者云：“大风堂旧藏刘道士湖山清晓图轴，过去固亦为不佞所欢喜赞叹者，现在看了关仝此图，乃知刘道士所作，即系本此，一切一切，也就像小巫之见大巫，不足道了。”而评后者则曰：“原卷必有宋元明人跋记，惜已不存，以致无可稽考。但笔墨之高古，鄙意当在故宫所藏孙位高逸图之上；大千、心畬与我同观此图，亦颇同意于我的见解。”
 
颇有意思的是由大千先生亲自在场陪同观赏的这两件“千年名迹”，实则是大千的“血战古人”之作。这两件作品后经傅申先生于20世纪70年代鉴定研究，断为大千先生伪作，并得出与其他五件传为唐代无名氏《维摩诘菩萨》（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传唐代韩幹《圉人呈马图》（法国赛努奇博物馆藏）、传唐代张萱《明皇纳凉图》（东京私人藏）、传五代巨然《茂林叠嶂图》（英国大英博物馆藏）、传五代巨然《阔浦遥山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诸作上的题跋“均以类似风格书写，接近宋以前的书风，结构有意趋向古朴，字体拙腴”的结论（参见田洪、蒋朝显编《傅申论张大千》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朱朴
 
说到朱省斋与大千先生，又与两件大风堂旧藏、现均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千年名迹”—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和五代董源《潇湘图》卷有关。大约在1951年，香港大新银行的保险箱里，当时以港币五万元抵押了此两件国宝，而经手人即是朱省斋。朱省斋在所撰《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与《董源〈潇湘图〉始末记》两篇文章中披露了这两件“国宝”从清宫散出又复归故宫的前后经过。


“据民国十五年六月二日北京‘清室善后委员会’刊行的《故宫已佚书画目录三种》（故宫丛刊之四）书中的所载，这幅画（《韩熙载夜宴图》是于‘宣统十四年’十月十七日由溥仪以‘赏溥杰’的名义私拿出去的（当时的编码为一百二十四号），其后随即出关带到了长春，到一九四五年‘满洲国’覆亡，这一卷与董源的《潇湘图》卷等重复流至民间，为北京琉璃厂玉池山房的主人马霁川氏所得……”“时张大千刚从成都飞到北京，得讯（《韩熙载夜宴图》《潇湘图》）立即去拜访马氏，坚求割爱；马氏初不之允，卒因碍于情面，不得不勉从其请，听说当时两个卷子的代价，一共也不过二十根金而已。张氏得到了这两件国宝之后，兴高采烈，广为宣扬，一时国内外的名收藏家，俱为之侧目。


十二年前，张氏旅居在印度的大吉岭。有一天，我接到他的来信，说驻印的美国大使邀他到美国去开画展，他因绌于旅费，拟将两件国宝中售去一件，托我代为设法。我复信劝他第一不必到美国去；第二更不可随便出卖国宝；第三希望他早日回来香港。信去之后，不久果然他就回来了。承他的好意，他邀我全家同去南美垦荒，并决意出卖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以充旅费（我因对于那种没有精神文化的地方不感兴趣，所以卒未同往）。这个消息大概传到了北京，于是故宫博物院就特派专员来港与我面洽，恳为玉成，那时大千正与美国方面接洽毫无眉目，而又需款殷急为愁，结果遂欣然从我之请（代为设法押款），出于意外的不仅顾卷（《韩熙载夜宴图》），并且竟连这董源的《潇湘图》卷也一并重归祖国，为人民所共赏，这真可谓近数十年来中国艺苑之唯一快事了！”

1955年，张大千（中）与喜屋夫妇（自右起）、梅原龙三郎、朱省斋、山田喜美子、王之一、乐恕人、王时在壶中居画廊“张大千书画展”现场合影（引自王之一著《我的朋友张大千》，汉艺色研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3年）
 
约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学界有朱省斋与大千先生“失和绝交”之说，个中原因是众口纷纭。但我们应该了解到，在1970年6月，也就是朱省斋离世前半年，他曾于沈苇窗主办的《大人》杂志第二期，发表了《溥心畬二三事》一文，其中一节“不忍话旧图题诗”，结尾处写到“此情此景，如在目前。乃曾几何时，人事全非，心畬作古，大千病目，诚有不堪回首‘不忍话旧’之感也”，说明朱省斋此时还很惦记大千老友的健康，思念大千旧情油然而生。
 
*本文现略有修删，原文发表于《中国书画》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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