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李家是名门望族，世居上海，我在上海的日子，多半在李府做客，李府与我家世交。李府的上一辈二伯父李薇庄，也是老革命，与先烈陈英士先生是好朋友，民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政厅厅长。李府的三小姐李秋君，是沪上的才女，家学渊源，诗词书画皆能。若问我谁是我的知音，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复说：“李秋君！”

    这位三小姐与我常谈画论书，因为我们是通家之好，李府上下由老太太到用人，个个对我都好，从不见外。我住在他们家里绝无拘束之感，而三小姐对我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
    秋君小姐与我是同庚。记得在我们廿二岁那一年，李家二伯父薇庄先生，有一天把李祖韩大哥、秋君小姐及我叫到身边私谈。二伯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我家秋君，就许配给你了……”一听此言，我是既感激，又惶恐，更难过，我连忙跪拜下去，对二伯父叩头说：“我对不起你们府上，有负雅爱，我在原籍不但结了婚，而且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我不能委屈秋君小姐。”他们的失望，我当时的难过自不必说了，但秋君从未表示丝毫怨尤，更令我想不到的是，秋君就此一生未嫁！
    为何会如此？因为李府名门望族，自无把千金闺女与人作妾的道理，而我也无停妻再娶的道理……可是以后秋君待我之好，如同在尽一位贤妻的责任，这在他们家里是公开的，毫无秘密。可是我们之间绝无半点逾越本分的事，连一句失仪的笑话都从来没有说过，她对我是关切、爱护；我对她是敬重、感激。
    李府大家庭的规矩，财产划分，在外赚了钱，也要提出一份缴为公用。我是住在李府上的常客，我在他们家就是三小姐的客人，三小姐拿私房钱多缴一份。三小姐的车子车夫给我使用，而我的穿着，都是三小姐经手缝制，照顾饮食，做我爱吃的菜，那更不必说了。李家兄弟为我请客加菜，都要特别声明，否则就插不上手，轮不到他们的份。
    我在上海时，大风堂的画室等于设在李府上。向大风堂拜门的弟子，李秋君三小姐可以代我决定收不收。如我不在上海，秋君可以代表我接帖，受门生的叩头大礼；拜了她，就算数。
    设在李府的画室，我大画台后的椅子，门生朋友都不敢坐，秋君每天却要坐两次。那倒不是说她以主人自居，她坐的时候，总是在饭后，她要占着这个位子，一方面与我谈天，她说这样一方面也就管制了不要我在这段时间画画。她说饭后就画画，最不卫生，容易得胃病。

    我与秋君既有如此深交，彼此虽说是倾心的知己，但外间难免有蜚言传说成绯闻。尤其是上海的小报最会捕风捉影，绘声绘色，张大千与李秋君常是小报上的花边新闻题目。
    记得有一次，我刚由四川到上海不久，我同李祖韩大哥去澡堂泡澡。就在澡堂里修脚时，无意间看到一份小报，上面赫然有“李秋君软困张大千”的标题。那篇文章说我到了上海，就被李秋君软禁在家里，秋君要独占大千，禁我社交活动等等莫名其妙的渲染与形容。当时我看了极为不安，很不好意思地把报纸递给李大哥说：“小报如此乱写，我待会儿怎么好意思见三小姐！”大哥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胡扯，管它的！”
    回到李家，秋君反而主动地先把报纸给我看，我说外面如此乱传，我真是对不起你。秋君说只要我们心底光明，行为正大，别人胡说也损不了我们毫发，不要放在心上。自此以后，我越发敬重她，外间的蜚言我不在乎了，我庆幸有她这位知音。
    

 
    人家常说，张大千居留在上海时期的作品最靠不住，画多半是他人的赝品。此说必然系指秋君而言。其实，我与秋君合作的画不少，他们一家都能画，大哥李祖韩也常要为我补衬景，他们是好玩凑兴的性质，倒不是为我代笔作赝品。
    大家只知道我现在这位太太管制我的饮食很严格，其实管得最严格的是秋君，而我太太目前执行的这一套都是秋君亲自教她的。
早年在上海我就有糖尿病，每有应酬，都是祖韩大哥及秋君三小姐陪我。熟朋友也都知道我们亲密的关系，几乎都是李家兄妹坐在我的左右两侧，吃的菜都要秋君鉴定后，夹到我面前的碟内我才能吃。我最馋甜菜，可是往往不能吃到口，只有一次我很得意。那一天的宴会，男女分坐，我居然没有与秋君同席，我记得是梅兰芳与余叔岩坐在我的两旁，但秋君在邻席关照我，不许乱吃。等到上来了一碗撒着桂花末的芋泥甜菜，我大声问秋君，这道菜我能不能吃？秋君眼睛近视，错看桂花末是紫菜屑，她以为是咸的菜，回答可以吃，我赶紧挖了一大调羹就吃。太太小姐们总慢条斯理秀秀气气动作慢些，等到秋君尝到是甜菜，大叫“你不能吃！”时我早已下肚了，还回她一句说：“我问了你才吃的！”
    记得又一次也是我贪吃出了毛病。那是在秋君家里，一餐我吃了十五只大闸蟹，然后我又到街上去偷吃两杯四球冰淇淋，结果那天晚上不得了，上吐下泻。秋君与老太太住在后院楼上，听说我病了，秋君深夜来探视，又忙着请医生来急诊，一直是她在床边照顾。医生来了给我打针，对秋君安慰说：“太太，不要紧的小毛病，您请放心！”我躺在床上听见，好不难为情，又不好解释，心想都是自己不好，又令秋君吃了哑巴亏。

    第二天病好了，我向秋君道歉。她知道我要说什么，坦然一笑回说：“医生误会了难怪，不是太太，谁在床边侍候你？我要解释吧，也难以说得清，若不是太太怎么半夜三更在你房里侍候？反正太太不太太，我们自己明白，也用不着对外人解释。”
    我现在这位太太，真是秋君视同学生一样教导出来的，她们之间的感情很好，我太太敬重她。她常对我太太说，这样要注意我，那样要留心我，秋君说：“大千是国宾呀，只有你是明正言顺地可以保护他，照顾他，将来在外面我就是想得到也做不到啊，你才是一辈子在他身边的，还得你多小心，别让他出毛病。”
    说起生日，我又想起我与秋君合庆百岁寿诞的事。我生日在四月，秋君在八月，我说过我们是同庚，那年五十岁，朋友们说要为我们合庆百岁大寿。我四月间在成都过的生日，为了贺秋君生日，八月我特自四川坐飞机到上海去，在所有朋友中，我们收到一份最有意义的礼物，是金石名家陈巨来先生为我们刻的一方印章：“百岁千秋”。
陈先生把大千和秋君的名字，合庆百岁的纪念，都包含在这方印章里。在朋友们的怂恿之下，我俩合绘了一幅画，就盖上了“百岁千秋”的图章。我与秋君相约，各绘五十幅或合作五十幅各廿五幅画，互相题款，凑足一百张，每张画都用这块图章。可惜受战乱的影响，日后离散日多，这个心愿我们始终未达成！
    原本追求秋君小姐的的名士甚多，向李府作媒求亲的人也不少，其中还包括外交官，但均为秋君所婉却，我每次都想极力促成，但秋君只淡然一笑置之。
    我们生不能同衾，说来也不足为外人道，我们曾合购墓地，互写墓碑，相约死后邻穴而葬。秋君也顾及名分并不逾规，她还说我有三位太太，不知谁先过世，因此她写了我的三种墓碑，半开玩笑说，不知是哪位太太的运气好，会与我同穴合葬，我也为她写了：“女画家李秋君之墓”。（来源于《中国书画报》副刊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