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亞法:《難忘的孫家勤先生》

作者简介:王亚法，半空堂主，原少年兒童出版社编辑，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普作协第一屆理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在《新民晚报》连载《彩笔风流》、《失踪的马队》等中长篇小说，並发表诗歌、科幻小说等作品近千万字，其《太空醫院》一文，曾被编入2016年五年级语文上册(鄂教版)教材。一九八八年赴澳定居，创建“澳洲上海同乡会”，旅澳期间，曾为香港《大成》杂志撰写介绍张大千、叶浅予、謝稚柳等老一辈艺术家的文章，并出版《故乡演义》、《他乡演义》、《张大千演义·故乡篇》、《张大千演义·海外篇》、《半空堂记游》、《半空堂杂谭》、《半空堂谭杂》等书籍；二零一一年後，曾三度赴美為伏文彥先生撰寫年譜，并爲多位“大風堂”再傳弟子畫冊撰寫前言；二零一八年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合作，编辑出版《摩耶精舍遗韵》画册，近年常为《澳洲日报》、台湾“中时新闻网”等港台报刊撰写介绍大陆艺术家的文章。

 

《難忘的孫家勤先生》

——王亞法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臺灣的朋友傳來噩耗，說張大千的關門弟子孫家勤先生在臺北逝世了，一陣驚愕之後，我眼前浮現出一張照片——張大千在八德園柿子樹下的人物照：假山旁一顆粗壯的柿子樹，枝幹蒼勁，果子紅豔，樹葉濃密，碩果累累，老人身披黑氅，臨風依立，銀須飄拂，手拄拐杖，仰面遠視……我常把照片上的碩果，比作大風堂的弟子……遺憾的是，近年來我凝視這張照片，總覺得柿子在凋零——

張大千大师于巴西“八德園”柿樹前留影

 

囉蘇說前事

 

文革後期，我常去張善子的麼女張嘉德的家中，那是大風堂門生在上海的一個活動點，我經常在那裡碰到顧福佑、曹大鐵、伏文彥、陳從周、糜耕雲……。

大風堂同門合影：伏文彥、段慶安、曹大鐵、曹逸如、顧福佑、糜耕雲（左2起）

 

碰到最多的是顧福佑，他辦事認真熱心，大公無私，是公認的大師兄。

本文作者王亚法先生与张嘉德女士合影

 

因為那年頭的政治氣氛開始鬆動，香港的親友可以隨意來往大陸，因此會帶來一些關於張大千在海外的資訊和新作照片，同門間會把各自聽到的消息相互傳播，將得到的圖片交換臨摹。

張大千大师《長江萬里圖》

 

有一次，我看到糜耕雲神秘地從簡易西裝口袋裡掏出一迭明信片，拼攏來是一套完整的《長江萬里圖》。大家爭先恐後傳閱，據糜耕雲說，這是香港廣海集團參大王趙漢鐘先生帶來的，趙那時正在和吉林做參茸買賣，所以可以經常來往內地，後來我知道趙漢鐘是張大千的粉絲，收藏了不少張大千的潑墨山水，還為張大千出版過一本潑彩畫掛曆；趙漢鐘也是謝稚柳的好朋友，來上海時也常去“莊暮堂”走訪。八十年初，謝老送我《莊暮堂詩集》時說：“這是趙漢鐘出資幫我出版的，他不肯要我的印書錢。”

香港《大成》雜誌

 

又有一次，我看到糜耕雲從包裡取出一本香港出版的《大成》雜誌，交給伏文彥說：“裡邊有篇文章，是寫八老師在八德園和孫師兄的事。”大風堂的學生習慣稱呼張善子為“二老師”，稱呼張大千為“八老師。”

張大千大师漫步八德園

 

“哪位孫師兄？伏文彥問，因為在巴西八德園，張大千有兩位姓孫的學生，一位是孫雲生，他自一九三六年在北京拜師後，時斷時續，前後跟隨張大千四十七年之久；另一位就是被外界盛傳大風堂的關門弟子孫家勤。”

孫傳芳大帅留影(1885-1935)

 

“哦，孫家勤，孫師兄，他不就是孫傳芳將軍的哲嗣嗎？”伏文彥接過雜誌翻閱，自語道。

“嘿嘿，是孫傳芳的小兒子。”糜耕雲說。

我記住了孫家勤的名字，，首先是因為孫傳芳的關係。

孫家勤先生（1930-2010）

 

孫傳芳是北洋時代的“五省聯帥”，名滿天下，曾和張宗昌爭奪山東，轟動一時，一九二七年被蔣介石的北伐軍打垮，後隱居天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被烈女施劍翹刺殺。早年我在工廠打工，有一位叫施正慶同事，是施劍翹的嫡侄，他會畫漫畫，能說會道，喜歡“嘎三胡”（上海話“聊天”之意），我曾聽他講過“施劍翹刺殺孫傳芳”的故事，印象很深。

從糜耕雲和伏文彥的交談中，我第一次聽到大風堂有一位叫孫家勤的，是張大千的關門弟子。

 

初訪麗水精舍

 

二〇〇四年，我在杭州美術館的畫展上第一次見到孫家勤，因為相遇倉促，沒有深談，他給了我一張名片，說有機會去臺北，一定找他。

二〇〇六年四月，我受臺灣歷史博物館老館長何浩天先生的邀請，赴臺灣訪問。那時我正著手寫《張大千演義》的第二部“海外篇”。海外篇的重點是寫張大千在巴西八德園十七年的旅居生活，而孫家勤曾經在八德園生活過三年，和張大千朝夕相處，親聞謦欬，受益頗多。要完成海外篇，少不了要找孫家勤，而且請他題寫書名，如有可能，還請他寫篇前言。

那天下午，我去到臺北牯嶺路孫家勤先生的畫室——“麗水精舍”。

一按門鈴，出來開門的正是孫家勤先生。

進了門，按照大風堂的規矩，我稱呼他為“孫叔叔”。

按照張大千立下的大風堂規矩，年輕的對老一輩，均以“伯”、“叔”、“娘”稱呼之，同輩的不論年紀大小，拜門先後，一概以“師兄”、“師姐”相稱，以示尊重。當年伏文彥夫婦在李秋君家拜師，禮畢後，張大千拉著他倆夫婦的手，囑咐道，以後就叫李秋君為“三娘娘”，叫謝稚柳為“謝叔叔”。我採訪糜耕雲和顧福佑時，他們都有同樣的回憶。特別是糜耕雲，他和謝稚柳同庚，生肖均屬狗，到了晚年，糜耕雲對謝稚柳一口一個“謝叔叔”，對陳佩秋一口一個“嬸嬸”，恭敬有加。

孫家勤的畫室，齋名“麗水精舍”，面積不大，陳設簡單，不像有些名家的畫室，牆上掛滿名人字畫，紅木櫃裡擺放名貴古董，這裡只是房間的中央安放著一張畫案，上面整齊地擺放著筆墨紙硯，顏色盆碟——畫案背面的牆上，掛著幾張他的得意之作，畫案的前方懸著一根繩子，晾著幾張剛上過色的畫稿。

幾句寒暄後，我轉身拜觀牆上一幅《幡畫菩薩》的敦煌臨本。

“這是我臨老師從敦煌帶回來的粉本，從八德園起，幾十年來這些稿本，我不知臨了多少遍，可是怎麼也臨不出老師的神韻來，更不要談老師行雲流水般的線條了。”他在一旁解說。

我沒有理會他的說話，正對著他花鳥畫上的一方印鈐困惑，這是一方“三希堂”藏畫上常見的“乾隆御覽之寶”，然而又不像，旁邊另一方“古稀天子”，也是這樣。

他笑著問我：“你看出什麼端倪來沒有？”

我搖頭不語，要說是乾隆印章吧，顯然是貽笑大方，說比乾隆晚出生二百多年的畫作上有乾隆的印鈐，是不合邏輯的，要說不是乾隆的印章吧，這兩方印鈐分明像乾隆的收藏印。

我一臉狐疑。他笑了，笑得像個頑皮的孩子，一臉童真，說：“一方是‘乾隆未覽之寶’，另一方是‘古稀夫子’。大實話呀，此畫乾隆確實沒有看過，故稱“乾隆未覽之寶”；另外，杜甫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今年七十六歲，也可算是古稀之人，不過我不是天子，只是一個普通的夫子而已。”

我聽他說完，恍然大悟，大喊魚目混珠，跟著他一起大笑。

我轉身，看見牆上掛著一個木掛壁，這是古代文人用來插毛筆的器具，外邊塗有金粉，看包漿有些年代了，是清中期的東西。我好奇地說：“這倒是件老東西。”

他回過頭看我一眼說：“我正要問你，你熟悉張家的人，老師家有位姓范的姑爺嗎？”

我想了一會說：“有的，大千的四哥張文修有個女兒叫張心仁，適配給一個叫范錦文的，這位范姑爺黃埔軍校出身，在國軍中任團長，國共內戰時防守什邡，後來息戈投誠，共軍奬予二百銀元，褒獎書一份，解甲歸田。不料土改時老賬新算，瘐死獄中。”

“他有沒有一個兒子，在成都送仙橋做古董生意的？”他介面問。

“有啊，他叫範汝愚，因為他是雙十節出生，小名叫慶功，與我同庚。”

“哦，那就對了，那天我買完東西，他請我喝茶，聽說我是在臺灣畫圖的，問我知不知道有一個叫張大千的畫家？我說他是我老師。他說他是張大千的外孫……後來我從巴西去美國，和葆羅同機，他和我提起那位范姑爺，和你說的一樣，他還給我畫了一張張家世系圖。”

“那個范慶功現在是專業畫家，小有名氣，成了四川省的文史館員。”我補充說。

“是啊，張家的後代家學淵源，多少沾有一點靈氣。”他說道。

“孫叔叔，在大風堂第二代弟子中，你是得到八公真傳袈裟的一個，而且你的學歷最高，據說你曾在德國的名牌大學獲得雙博士頭銜。”我換個話題問。

張大千大師與弟子孫家勤先生合影一

 

“嘿嘿，”他笑了笑說：“我的畫不一定比別的師兄畫得好，但學歷恐怕是最高的一位了，但學歷有啥用啊，這幾年我往返大陸才知道，大陸的幾位師兄都比我厲害，如田世光田師兄，何海霞何師兄，俞致貞師姐、美國的那位伏文彥伏師兄更是了得，據老師說他常熟有位叫曹大鐵的學生，不但字畫好，詩詞也寫得一流，還懂收藏理財，我哪敢和他們比呀。”

“我昨天去臺灣歷史博物館，看見你捐獻的那件八公在八德園穿的黑色海虎絨大氅，陳列在玻璃櫃裡。”

“哈哈，”他突然大笑說：“那是我離開八德園的前夜，老師先送我一頂他常帶的東坡帽，我一戴啊，一直拉到耳朵根，老師的頭太大了，我說老師我這個不能戴，老師也笑了，叫師母進房裡取出那件披風說，家勤這個給你吧。”

周企何先生剧照（1911—1988）

 

一陣笑罷，他突然說：“老師常跟我說起川劇有個演丑角的戲狀元，你知道嗎？”

“知道啊，他說的一定是周企何。”

“對，就是他，老師擺龍門陣時經常說起他。”

“你能看懂川劇麼？”我好奇地問。

“沒有機會看川劇，但我跟外國學生經常介紹川劇……”他說著，忍不住笑了。

“我回大陸後，寄一張周企何演的《迎賢店》碟片給你，你一定喜歡，他那個糟老頭呀，扮演老太婆真是絕了。”

周企何先生演《迎賢店》剧照

 

說起周企何，我又不免和他聊起坊間傳說的關於張大千和筱鶴卿的故事。

周企何是川劇名醜，小鶴卿是川劇名旦，夫妻兩人，昆檔不亂，珠聯璧合，上世紀四十年代曾紅遍四川。

談到小鶴卿，孫家勤說起了那幅著名的“小鶴卿戲裝圖”——這是一九六零年張大千在巴西時，看了李香蘭演出的電影《白蛇傳》而畫的。畫上的小鶴卿手揮絹帕，含羞掩面，嬌媚之氣，透紙而出，手帕的線條，流暢飄逸，如風如水，令人叫絕。

畫下半部的題跋寫道：“……因憶在成都時與孝慈、嶺梅，同觀小鶴卿《斷橋相會》……往事遂如隔世，朋輩星散，而鶴卿埋玉亦十二年矣……能無感慨！”

“據我採訪周企何所知，小鶴卿死後，張大千送畫送錢，幫周企何料理後事，在坊間一度傳為美談。”我說道。

“老師對朋友有情有義，是有口皆碑的。”他補充道。

“對於張大千的傳奇人生，一九八三年峨眉電影製片廠曾經邀我談拍電影的計畫，謝稚柳也答應為片頭題詞，結果我出國，這事也走黃了。”我把這事告訴他。

孫家勤擺擺手說：“給老師拍可不容呀啊，老師每一個動作都很美，提筆舉筷，優雅有度，我看要找出一個演員來模仿他的氣質，很難。”他等一等又說：“老師畫畫從不馬虎，從不畫乞丐、癩頭和尚等這類不美的人物。他畫的都是高士美女，秀麗山川，和他一起吃飯，有時興起，他會把外衣脫下，但只要說照相，他會立即穿上，捋順鬍子，提起拐杖，擺出一副姿態，老師沒有一張不順眼的照片留在人間。”

张大千大师与孫家勤先生全家合影于八德园

 

張大千大師與弟子孫家勤先生在八德園合影二

 

我問：“八德園的原址還有遺跡可尋嗎？”

他頓時臉色黯然，搖搖頭輕聲說：“沒有了，已經變成一座大水庫了，春過了無痕，一點痕跡都沒有了。有一年，中國駐聖保羅領事館的一位官員要我帶他去參觀，我說不去，他問為什麼，我說我看到會哭的……”

說到這裡，他聲音有些嘶啞，有些顫抖。這顫抖聲裡包含著多少他對老師的深情，對八德園的懷念，對那段生活的追憶。

 

晚得此生 吾門當大

 

也許是前幾天的探訪，拉近了我和孫家勤先生的感情距離，在我離開臺灣的前一天，他來電話，約我上午到他家喝茶聊天，並為我題寫書名。

當我趕到他家的時候，他已經準備好了茶點，一進門他指著一位女士對我說：“亞法，這是我的夫人趙榮耐，以後你就叫他嬸。”

“嬸”是北方人喊叔輩夫人的稱呼，顯然他沒有把我當作外人。

本文作者王亞法先生與趙榮耐女士合影

 

他家的書房，顯得比“麗水精舍”畫室富麗，牆上掛著一張黃君璧的山水。最顯眼處的大鏡框裡，是張大千為他題寫的長跋，在征得他的同意下，我抄錄了全文：“孫家勤字野耘，山東泰安人，故孫馨遠先生少子也，幼失孤，居故都久年，十一二年即好繪事，諸老前輩見之，歎為宿寤，從陳林齋先生學人物，已而入輔仁師範大學美術系，大陸淪陷後，來台入師範大學，業精苦求，進而從黃君璧先生學山水，金伯勤先生學花鳥，極為二公所稱許，卒業後即受聘為本校國畫講師曆九年，乃遠來巴西從予遊，次數年中，乃力模敦煌六代三唐以來壁畫，學業大成，元明以來人物一派，墜而不傳，孫生可謂能起八代之衰矣，晚得此才，吾門當大，中外月刊寓書索刊其書，喜為識之。五十八年己酉秋，蜀郡張大千爰。”

這是我所見到的張大千為門人題跋中最為深情並茂，文字累累的一篇。尤其“晚得此才，吾門當大”一句，滲透了先生對晚輩的殷切期望。想當年張大千拜曾農髯老夫子門下的時候，曾老夫子也在他的畫上題過“得此門徒，吾們當大”之句，代代相傳，拳拳之殷。

張大千大師與弟子孫家勤先生合影于八德園

 

抄完題跋，我說：“我和施劍翹的侄子曾同過事，聽他說過施劍翹刺殺令尊的故事。”

他馬上說：“這件事出頭的雖然是施劍翹，但背後另有隱衷。”

“是嗎，誰，為什麼？”因為在近代史上，對這個案子似乎已有定論，我初聞此說不禁有些驚詫。

“有藍衣社在背後操縱。”他說。

“為什麼？”我緊追不捨。

“我父親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藍衣社怕日本人扶他出山，先下手為強，除之後快。其實我父親已經下野，已無意參政了，父親一生崇武，沒有得到善果，所以家母要我遠離政治，做個畫家文人，這是我從小就學畫的始因。”

施劍翹女士留影（1905-1979）

 

他邊說邊打理畫案，然後為我題寫書名——《張大千演義·海外篇》，等他題完，我出示“張大千仿陳白陽花卉”的長卷，請他掌眼。

孫家勤先生為本文作者王亞法先生題寫書名並合影

 

他打開畫卷，仔細地從頭到底看了一遍。連連贊口道：“真是老師的中年力作，你看當年老師畫的花蕊和晚年畫的略有不同。”看到最後他突然問：“為什麼老師沒有題款呢？”

“這是張家的舊藏，據張家人說，這是大千先生給學生做示範的，你覺得有疑問嗎？”

“絕對不會有疑問，別人沒有這個筆力，也臨不出這種神韻，我奇怪他為何不落款，經你怎麼一說，我明白了。”他仔細看了陳丹城先生題的引首，又看了歷史博物館老館長何浩天的後跋，說：“我也狗尾續貂題幾句吧。”

題完手卷，已近午飯時間，孫叔叔提議請我吃飯，嬸因為下午有事，說不奉陪了。

“麗水精舍”離牯嶺街不遠，這裡有不少小吃店和書店。

吃罷午餐出來，他說要去見一個朋友，如果我有時間，可以一起去。

我來臺灣本是旅遊，當然樂意跟他一起隨意逛逛。

在臺灣有一些特殊行業，我說特殊，是因為這些行業在大陸是被指搞迷信活動的。這些店鋪一般不大，專賣一些稀奇古怪的法器，兼看風水、辟邪、問凶吉、相面、排八字，甚至扶乩……這些店有點像辦公室，又像中醫診所，有些神秘。他進去和朋友聊天，我在外面等著。不一會他出來對我說：“我十幾年前曾經做個一個心臟手術，割了一段腿部的靜脈代替心臟動脈血管，醫生說用十年沒有問題，現在已經超過十年了，我有點發怵。”

“不會的，看你這麼健康，怕什麼？”我嘴裡這麼安慰她，心想，這個學貫東西，大半輩子在西方受教育長大的大學者，最終還是信奉東方文化，膺服在張大千先生，成為大風堂的入室弟子。

 

再訪麗水精舍

 

二〇〇九年二月，我再度去臺北。

我知道孫家勤能豪飲，特地從大陸帶了兩瓶好酒，一瓶“茅臺”；一瓶“五糧液”，一出機場我就打電話給他問：“孫叔叔，我帶來兩瓶好酒，你喜歡茅臺還是五糧液？“

他打趣道：“隨便，兩瓶都可以。”

“不行，”我知道他故意混淆概念，明白告訴他：“我只能送你一瓶，你優先挑吧。”

他笑道：“哈哈，只能要一瓶，那就要茅臺吧。”

我在臺灣住在羅旭彰先生家中，他是個素食主義者，跟著每天吃素。而我是一個嗜葷成性的肉食主義者，一個星期不吃肉，腹中躁動，十分難熬。

那天中午，我和羅旭彰去麗水精舍，一進門，我指著羅旭彰，模仿李逵的口氣說：“孫叔叔，這幾天我跟著這個傢伙天天吃素，嘴裡要淡出鳥味來了。”

他聽了哈哈大笑，哄孩子般地說：“鐵牛是不能沒有肉吃的，這附近有家隨園飯店，專做譚家菜的，他家做的東坡肉一流，過一會我請你去過癮。”

和孫家勤聊天總離不開談藝術和他的老師張大千，今天的清談又是從川劇契入的。

是我先問：“孫叔叔，我寄給你的周企何川劇《迎賢店》碟片收到沒有？”

“我看了好幾遍，真好，怪不得老師稱他為戲狀元，可惜我沒眼福看他的演出。”

“嗨，我倒是看過，那是八十年代初，文革後他第一次來上海演出，我去採訪他。他說你們年輕人沒有看過我的戲，也許這是我來上海最後一次演出了，他送我兩張票，請我看他的《迎賢店》折子戲。”

“聽老師說，川劇還有一位旦角叫陳X舫，也是演技一流。”

我神秘說：“據成都的老輩傳說，這個陳X舫和八公有過……”

“這個不奇怪，我認識很多偉人，都患有寡人之癖，老師當然也不會例外。”他已經明白我的意思。

“我認識另外一個朋友，他在採訪陳X舫的時候，陳直言不諱地承認此事。這位朋友問他，這件事可以見諸文字嗎？陳灑脫得很，說沒有問題。那位朋友怕有後患，當場讓她在採訪本上簽了字。”

張大千大師與李秋君女士合影

 

我又跟他提起上海馬當路西成裡的十七號的張大千故居，告訴他：“我已經向上海有關領導建議，張大千故居離‘新天地’旅遊景點僅一箭之遙，如將那裡改造成上海大風堂景點，一定能吸引更多的海外遊客，可是他們沒有興趣，。幸虧靜安區的領導有心，在李秋君故居的門口釘了一塊小銅牌，指明這裡曾經是‘大風堂’舊址，張大千曾經在此開課授徒，最著名的是，張大千在這裡和梅蘭芳的世紀之會，在上海的文壇上留下經久傳誦的佳話。”

“老師曾經跟我說過西門路的故事。”孫家勤介面說：“我告訴他，西門路那一帶本來是家父的財產，後來劃到我幾個姑奶奶名份上去了。”

孫家勤對上海饒有興味，他說：“可惜小時後生活在天津，懂事後就出國，對上海的印象不深。下次我去上海，你安排時間陪我出去走走，還有蘇州的網師園，是老師生活過的地方，在八德園的時候，老師經常跟我聊起在網師園的往事。”

那天孫家勤的談鋒甚健，吃罷晚飯，餘興未了，又約了幾位學生，去他家中聊天。記得他的學生中有位叫阿梁的，是位在美國小有名氣的雕塑家。據阿梁自己介紹，他是廣東人，六十年代偷渡至香港，後來去美國打工，自學成才。那天在孫家勤豪興的感染下，阿梁興致勃勃，給每個人畫了一張素描……

豈料那次難忘的聚會，竟是我和孫叔叔最後的交往。

 

送  行

 

臺灣人把追悼會叫做大殮，這是中國人的傳統叫法，因為大陸的破四舊沒有波及到這個小島，所以這個叫法在臺灣被保留了下來。

孫家勤是天主教徒，他的大殮在臺北羅斯福路的“耕莘天主教堂”舉行。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一下飛機就趕到那裡，簽到處已經排起了長龍。

儀式十時開始，靈堂以淡藍和白色為主色調，四周佈滿鮮花，樓上樓下擠滿弔唁者，兩位神父輪番主持，二十多人的唱詩班，低沉吟唱，神父講了許多聖經的箴言，其中有一句給我印象極深：“任何輝煌都要幻滅的……”

孫家勤的遺體安詳地躺在白色的西式棺木中，當我捧著玫瑰花，朝遺體作鞠躬時，突然想起，去年他來電，要我幫他查閱“西府海棠”一詞的出典。他說好幾次聽大千老師說過“西府海棠”，但不知道是花名還是典故。為此我查過不少資料，最後我請教了馮其庸先生才得到答案，然而我已經無法告訴他，成了永久的遺憾；我又想起，當初為何不向他深究藍衣社縱容施劍翹刺殺孫傳芳的內幕……然而一切都太遲了。

行文至此，我眼前突然浮現本文開篇時的那張照片：張大千手拄拐杖，身披黑氅，銀須飄拂，臨風依立，身後的柿子樹，枝幹蒼勁，濃密樹蔭中那些象徵他弟子的果子紅豔欲滴，然而我似乎看到在狂風中，又一隻紅熟的柿子凋落下來……

 

附：在整理本文時，張大千在大陸的最後兩位弟子，伏文彥先生和葉名佩女士，分別于2021年末和2022年初先後仙逝。再神視那顆柿子樹，已經是果實凋盡，滿樹蕭然了，但可告慰的是老樹幹還在，大風精神盎然，相信來年能結出更豐碩的果實。

 

伏文彥先生（1920-2021）

 

葉名佩先生（1929-2022）

 

初稿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再稿於二〇二二年六月五日食薇齋北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