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钟情“朱”东坡| 朱万章
时间：2020-10-28 09:40:07 来源：艺术市场 作者：朱万章
张大千钟情“朱”东坡
文 | 朱万章
刊于《艺术市场》2020年10月号
张大千（1899—1983）对乡贤苏东坡可谓情有独钟。他画过多件《东坡笠屐图》，也画过《西园雅集图》《东坡居士行吟图》《前赤壁图》和《后赤壁图》等以苏东坡为中心的人物画。除此之外，尤为特别的是，张大千还至少画过两件绛衣东坡图：一为《坡公偃松图》，一为《东坡居士吟望图》。两件均刊载于《吉林博物院藏张大千画集》（吉林省博物院编《吉林省博物院藏张大千画集》，117页、139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在张大千众多关于苏东坡的画作中，这类“朱”东坡并不多见，因而很值得深入探究。对于模式化的《东坡笠屐图》，我曾经有过专文讨论（朱万章《张大千与〈东坡笠屐图〉》，《荣宝斋》2018年第3期）。但对于同样模式化的“朱”东坡，则尚未有人关注。两件“朱”东坡的创作年代均在20世纪40年代，均在张大千艺术历程的早期。
纸本设色 78.3×40cm
选自《吉林省博物院藏张大千画集》
《东坡居士吟望图》作于1945年，其构图与《坡公偃松图》大致相近。略有不同的是，《坡公偃松图》中苏东坡脚蹬木屐，为浅黄色与褐色相间；《东坡居士吟望图》中苏东坡脚蹬布鞋，为蓝色与红色相间。《坡公偃松图》中只见偃垂之松枝，而无其他衬景；《东坡居士吟望图》除茂密的松枝外，尚可见虬曲的松干及浅蓝色的地表。此图作者题识曰：“东坡居士吟望图，乙西十ニ月十九日，乡后学张爱敬图”，钤白文方印“张爱之印”、朱文方印“大千”和朱文长方印“大风堂”，在诗堂及裱边另有俞陛云、溥儒、陈曾寿、邵章、张伯英、郭则沄等人于1946年所书题跋。诸家所题均从不同角度对张氏此画作了深入解读：俞陛云（1868—1950）题跋曰：“唐杜少陵《秋兴》诗有白头吟望句，寄怀于青琐朝班，为世所传诵。今张君大千之《东坡吟望图》，与杜陵同有采笔昔年之感。图中古松一枝，虬龙盘郁。松阴下绘东坡披绛衣扶杖而立，有独立苍茫、万象宾客之概，与相传之《东坡笠屐图》《乳泉试茶图》同称雅逸也。昔魏晋人善人物传神，如画廉蔺于屏风，图孔明于纨扇，由来尚矣，其顾虎头之《谢安曳杖图》、王右丞之《襄阳吟诗图》，与此画相似，而《楼攻媿集》中纪所见，《东坡咏诗图》尤与此作同，其意境可古今方美矣”，将此画与历来包括东坡主题在内的诸多人物画相比较，可称得上“同称雅逸”和“古今方美”。溥儒（1896—1963）题跋云：“蛰龙兴谤谪黄州，吟望应怀社稷忧。遗像至今珍片纸，雪堂余韵自千秋”，“雪堂”是苏东坡被贬黄州时所筑斋室，溥儒此题重在缅怀东坡，抒发其敬意。陈曾寿（1878—1949）题跋曰：“看羊化鹤一臞仙，付与丹青百世传。玉宇高寒怀渺渺，不知天上是何年”，也是对苏东坡的缅怀与崇敬之意。邵章（1872—1953）题跋曰：“昔王摩诘爱孟浩然吟咏风度，绘为图以玩之。大千此幅写东坡拈须微吟，未知于摩诘雅韵何如，要为坡象中别具一格”，则是谓张大千此画乃诸多苏东坡像中别开一生面。张伯英（1871—1949）题跋曰：“于公墨妙想风流，触我乡心二十秋。谁向台头同步月，花开花落又徐州。《去年花落在徐州诗草》曾藏予斋，离徐逾廿年，公之手迹亦莫知所往。今观大千此图，为之百感交集”，是将此图与自己曾经收藏的名迹相提并论，触景生情。郭则沄（1882—1946）题跋曰：“东坡一生磨蝎盛名，危谤适若相乘，故谪所栖皇，不胜玉宇高寒之想，与少陵白头吟望句同一寄记，而身世之感有深焉者矣。大千此图写坡翁丰神绝肖，松阴扶杖，竚立微吟，古称顾恺之传神阿堵者，以方昔贤，未遑多让。历来画家于摹写人物最称难事，是以吴道子古今独步，段成式谓其神假天造，英灵不穷。翟琰得其遗法，人物精神只在约略浓淡间，布色落墨自然超逸。《宣和画谱》称乐士宣作画，能与杜甫诗意相参，此作亦雅得东坡诗意，非于坡公诗濡染有素者不能也。近者虬翁屡以坡公游迹规为画图，得心应手，正复相似。昔元祐间黄、秦诸子见李龙眠《贤已图》，以为卓绝，使见斯图，固当首俯”，谓此画得东坡诗意，且与历来所绘人物图并列而论，与前述俞陛云所题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些题跋都有不同的视角和态度，有的只是友朋间的客套揄扬，有的则是借题发挥、有感而发，也有的是从历史的视野对东坡此类画像作评述。无论怎样的态度与初衷，张大千此幅“朱”东坡得到了当时名流的青睐与肯定，则是毋庸置疑的。苏东坡才高八斗，志向远大，但却常常遇人不淑，因而仕途乖蹇，但从来又都是泰然处之，未尝稍懈。正是这种顽强的生命意志与乐观的出世态度，成为后世文人效法与崇拜的偶像。故在宋以后的绘画中，以苏东坡为主角的人物画层出不穷，擅画东坡形象者代不乏人。张大千与苏东坡同为蜀人，既有同乡之缘，亦视为隔代知音，所以在其画笔下或诗词中苏东坡屡屡出现。两件“朱”东坡，即是这一主题绘画的缩影。与《东坡笠屐图》一样，张大千通过塑造苏东坡形象，已找到一种心灵切合点。每个文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才华横溢却又无处施展，命途不畅却能超然物外；而张大千笔下的苏东坡，则尤为特别。张大千集合了他所理解的不同类型、不同形象的苏东坡；而拄杖行于松阴的“朱”东坡，则是融萧散、偃蹇、达观于一体的传统文人形象。张大千或许也是借助苏轼的形象来达到自我形象的完善与塑造。两件“朱”东坡风格相似，颇有程式化倾向，但也可看出张大千对这一创作模式的乐此不疲。1941年，张大千远赴敦煌临摹历代壁画，历时近三年，以上两件朱东坡正是其从敦煌回来后不久所绘。在敦煌壁画中，厚重的色彩与人物的线条对张大千后来的人物画影响较大，故张大千的两件“朱”东坡，或在色彩方面受敦煌壁画的影响，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张大千尚画有《临摹元代蒙古族女供养人像图轴》（四川博物院藏），也纯用朱砂所绘服饰，细腻而工整，显然也是受到敦煌壁画的影响。此画与两件“朱”东坡的创作时间相近，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早在1934年，36岁的张大千就画过《东坡先生像》，并有“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看玉堂仙”句咏之（李永翘编《张大千诗词集（下）》，883页，花城出版社，1998年）；而在画“朱”东坡之后的1950年，52岁的张大千还画了《东坡拄杖图》，并题诗曰：“笋蕨登盘媲八珍，花猪肉惬老坡心。故乡风物吾能数，便欲移家傍竹林”，这是借助东坡形象，抒发自己的家山情怀。在题诗之外，尚有附注云：“坡诗：五日一见花猪肉。唐李涉诗：辛苦移家为竹林。友人吴怀靖于九龙设竹林小餐，风味不殊成都，白肉尤美。数索予画，既还大吉岭，为写《东坡拄杖图》，并拈二十八字媵之”（曹大铁、包立民编《张大千诗文集编年》卷三，115页，荣宝斋出版社，1990年），这是很典型的借助乡贤苏东坡来寄托自己的乡思。两件“朱”东坡中，除一以贯之地传递对苏东坡的崇敬、心仪与追怀之外，或许也正蕴含着这种久别故乡的桑梓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