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选登|张大千和敦煌—— 摹写与变通

清末民初，地处偏远的敦煌荒凉萧条，历尽沧桑而被埋没的艺术宝库莫高窟，成为海外起意者的豪取对象，敦煌遗书、遗画和盗取的壁画、彩塑大量流散海外，成为国人的心中之痛。
心仪敦煌艺术的涅槃重生，1941年，张大千毅然远赴敦煌，历时三载，克服困难，终成临摹敦煌壁画大业，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绘画风格，而且在国内外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令中国画坛为之耳目一新，也让世界艺苑赞叹敦煌艺术的辉煌成就。张大千敦煌之行，功不可没。
 
一、敦煌取经

自元代末期发展到近代，以诗、书、画、印为特征的文人画，逐渐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唐代盛行的色彩浓重的工笔重彩画，逐渐成为中国绘画的支流。
清代末年，在上海产生了与商业都市文化相适应的海派绘画，海派绘画的艺术特点是：海纳百川、雅俗共赏、色彩秾丽、正本清源。
1920年，22岁的张大千从日本京都留学归来，随兄长张善孖入住上海，拜曾熙、李瑞清学习书法和绘画，并仿制石涛、八大、石溪等名家的绘画，以水墨山水画为主，可以乱真，并且瞒过了书画鉴定家的耳目。
1925年，张大千北上北平、天津，与同行交流。这期间仿作了唐寅、费丹旭等人的仕女画。
1932年至1936年，张大千和兄长张善孖移居苏州网师园，这期间继续画了仿吴伟、唐寅的水墨仕女画，风格柔美雅丽。
1937年，张大千去北平颐和园接家属，当时发生卢沟桥事变，张大千设法逃离北平，辗转返回四川。他在成都结识了在西北任职的严敬斋和马文彦，他们都去过敦煌莫高窟，向他详述了石窟中规模宏大的壁画和彩塑。
第一个去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是李丁陇，他毕业于上海美专。1938年，李丁陇只身去莫高窟临摹壁画，历时九个月。离开敦煌后，他在成都画店装裱敦煌壁画的摹本，并请张大千来观看，张大千观后直呼：“妙不可言！”越加对敦煌向往，并向李陇丁详细询问了有关敦煌的具体事宜。
张大千为去敦煌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到各地办画展筹款。张大千致谢稚柳信中说：“画展已去四十九幅，拟定六十幅，须得此款方赴敦煌也。”
1941年5月，张大千携夫人杨宛君、子张心智、门生刘力上等一行十余人，由成都经兰州西行赴敦煌。张大千对张心智和弟子说：“（为什么）却要吃苦到敦煌来呢？还不是为了取‘经’，不过这是取艺术上的‘经’。”

二、敦煌摹写

张大千预知敦煌壁画多为巨幅，首先要解决临摹敦煌壁画的绘画材料问题，因此先赴青海塔尔寺，聘请藏传佛教画师昂吉等人，学习缝制唐卡大幅画布的技术，并向担任藏族寺院壁画画师的藏族师傅学习矿物质颜料的加工和染色技术。“传移模写”是唐代张彦远提出的绘画六法之一，千年以来临摹是画家绘画的入门和看家本领。张大千是公认的临摹高手，徐悲鸿称之为“五百年来一大千”。临摹卷轴画一般采取依样如实的摹写方法，但古代寺观壁画置于开放的公共空间中，会受到尘土、光线、年久变色及人工污损等因素而产生画面的变化，因此临摹古代壁画比临摹卷轴画会多出许多新的问题。
我在甘肃曾负责过武威五坝山汉代壁画墓、嘉峪关魏晋壁画墓、酒泉丁家闸十六国时期壁画墓的壁画临摹工作，与敦煌临摹壁画的前辈多有请益和交往。当时古代壁画临摹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按照壁画的现存面貌完全如实地临摹。这种临摹方法占主流地位。敦煌研究院自1944年成立以来，壁画临摹一直主要采用这种方法。但随着摄影照相和信息保存的技术日益提高，如实照原样的临摹的初衷现已淡化，从传移壁画现貌的效果来说，临摹已不是唯一的手段。

张大千 摹盛唐172窟《观无量寿经变》
壁画临摹的第二种方法，以壁画图像为主体，非图像部分——后来出现的壁面污损、脱落、裂隙等非本质的变异，不必与图像作同样的如实写照，而是减弱或淡化壁画上后来出现的非本质痕迹。我临摹的嘉峪关魏晋墓室壁画和酒泉丁家闸十六国墓室壁画，是采用了这种壁画临摹方法。

张大千 摹盛唐飞天像
壁画临摹的第三种方法，复原临摹。在长年的历史中，壁画的原有面貌因各种原因发生了变化，复原临摹就是在进行研究之后有依据地追摹出壁画初成时的图像。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采用的是复原临摹的方法。张大千十分重视临摹，认为“临摹是向前人学习，不能随心所欲，必须得其意，忠其形，传其神”。
张大千在临摹莫高窟壁画前，首先进行了洞窟编号，从南至北，由低到高，复由北至南而再上，并且将附属小洞也独立编号。至张大千离开莫高窟时，洞窟共编309号，加上耳洞等附号共407窟。
张大千及其门人等临摹了大量的敦煌壁画，其中临摹唐代壁画最多，绝大部分采用复原临摹法。主要的原因是唐代壁画变色较少，线描和原来色彩清晰，易于复原。大幅的摹本都是唐代壁画，最大的一幅是晚唐196窟的《劳度叉斗圣变》，高365厘米、宽980厘米。图像复杂，形态生动。

张大千 摹晚唐伎乐菩萨像
除去生活条件艰苦外，当时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条件十分恶劣，没有发电条件，临摹窟内高处壁画和窟顶藻井图案十分困难。临摹壁画底部图像时，人要伏在地上。虽然凭一己之力在洞窟中临摹这类大型壁画，会遇到许多难题，张大千仍临摹了各时代的大幅壁画，有气象万千的盛唐经变画。也有吐蕃时期构图饱满、造型生动的经变图，其中艰辛可想而知。
张大千敦煌摹本中，单个佛像是最多的，佛像种类也较多。一是尺幅小便于临摹，二是便于携带和展出。壁画上轻灵多姿的飞天，是张大千喜爱的临摹题材，成为临摹的敦煌壁画中最美丽动人的形象。壁画上的供养人多为豪门大族，其中有唐代贵族妇女像、回鹘国圣天公主像、凉国夫人像、西夏高僧与回鹘贵族像、蒙古族贵族妇女像，还有节度使曹议金夫人像白描稿，他们的衣冠佩戴有一定的代表性，提供了西北地区唐至元代各族服饰的珍贵的图像资料。张大千和门人还临摹了许多精彩的窟顶藻井图案，这与他青年时期在日本京都学习染织美术有关。这些藻井图案中，有北魏泳者纹藻井图案、北朝飞天莲花纹藻井图案、隋代三兔纹藻井图案等。张大千临摹的敦煌藻井图案，包括了从北魏至盛唐各时期的代表作品，艺术风格呈现出由清秀向繁丽的演变。

张大千 摹五代榆林第19窟《凉国夫人像》
张大千赴敦煌带回来的线描稿有两种，一种是速记式的，择壁画中精彩的局部，用心地速写下来。虽然是对临速写，但一丝不苟，用笔准确而凝练，颇见功力。这些线描稿，对张大千日后进行敦煌风的绘画创作，提供了第一手的丰富的素材。大一些的敦煌壁画线描稿，一般是门生画的，上面很少有张大千的墨书题记，从线描稿过到画布上，一般也是由门生来完成的。有的线描稿上还标注画上各部分的颜色。在线描稿上着色通常交由藏传佛教画师来进行。颜色上完后，重要的由张大千亲自勾轮廓线。
在当时的条件采取照壁画原样如实临摹，在三年时间要完成大量的壁画临摹是不可能的。好在敦煌壁画大多采用矿物颜料，也很少用调和色，这就为复原临摹减少了难度。我们从整体上看张大千复原临摹敦煌壁画早、中、晚期的不同效果，北魏《萨埵本生》壁画变色很严重，复原临摹的《萨埵本生》壁画颜色过于鲜艳，冲淡了萨埵太子舍身饲虎的悲壮气氛。初唐壁画《思维菩萨》，原壁画虽有剥蚀，但线条的来龙去脉可以追寻，颜色变化也较小，所以复原临摹的效果较好。榆林窟西夏壁画《水月观音》，肤色变黑，但可根据榆林窟唐代壁画的佛像肤色作参考，壁画中大量使用石绿、石青，这是藏传佛教常用的色彩，藏族画师设色时也是得心应手，复原临摹的色调与水月观音悠然自在的神态是和谐的。有少量的壁画照原样如实临摹，如初唐壁画《说法图》的摹本，采用照实临摹法，也还生动。

张大千 摹西夏壁画水月观音
张大千在敦煌壁画复原临摹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积累和经验。自1941年至1943年，张大千等人在敦煌共工作两年零七个月，临摹的敦煌壁画完成的共276幅，还有三百多幅粉本画稿。这是前所未有的工程浩大的壮举，可以向世人系统地展示伟大的敦煌壁画的瑰丽多彩的面貌。

三、敦煌影响
 
1. 向国内外第一次成规模地展示和介绍伟大的敦煌艺术
1944年1月25日，“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成都隆重展出，共展出敦煌壁画摹本44幅，敦煌石窟摄影照片20幅。观者云集，皆叹为观止。5月19日“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重庆展出，获得巨大成功。一些青年美术工作者看了临摹敦煌壁画展后，十分感动，立志前去敦煌莫高窟工作，其中有后来在敦煌临摹担纲的段文杰、史苇湘。
陈寅恪评价：“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1956年4月，在日本东京隆重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览”。1956年5月，“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览”在巴黎东方博物馆隆重举行。使欧洲绘画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耳目一新。同年7月，张大千在法国尼斯港与毕加索会晤，西方报纸评论为“中西艺术史上值得纪念的年代”。
2. 摹而变、变而通
张大千在临摹敦煌壁画过程中，绘画面貌逐渐发生了变化。1943年，张大千为陇中名儒范振绪绘《青灯课子图》，在水墨的基础上，加矿物质颜料石绿、赭石，一改过去仿石涛水墨山水图的清淡的风貌。
在1943年，张大千已开始将敦煌壁画艺术融入绘画作品中，他绘的《天女散花图》上题着“仿莫高窟唐人画”，以色彩浓艳、雍容华贵的仕女画面貌展现于世。
张大千在离开敦煌后画的一系列仕女画，越来越明显地吸取了敦煌壁画的元素。1944年，是张大千敦煌风工笔重彩作品多产的一年，作品中以单个仕女的全身像为多，仕女丰姿绰约，服饰雅丽，一扫近代仕女图中柔弱清冷的面貌。《红拂女图》是张大千在1944年创作的仕女图中，敦煌艺术的印迹最明显的，红拂女衣服上生动欲飞的花纹，画四周的缠枝花纹边饰，深得敦煌图案的精髓。同时还创作了大幅敦煌风的仕女人物画《春灯图》，色彩艳丽明快，仕女衣饰华丽，元宵佳节春意盎然，令人赏心悦目。张大千还以敦煌画风创作了一系列现实生活中的妇女画，有描绘藏族女性风情的《蕃女掣庞图》，还以敦煌画风绘制了《印度妇女》，可谓别开生面。张大千将敦煌独有的装饰风格，融入他画的工笔重彩画中。工笔重彩人物画《高士图》《勒马图》，工笔重彩花鸟画《红叶翠竹白鸽图》，都可明显看出敦煌壁画对张大千绘画的影响。

张大千 印度女郎图

张大千 红叶翠竹白鸽图
2022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张大千1948年作《仿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破纪录地以3.7亿港元成交。张大千此图和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原图比较，有较大的区别。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原为手卷，张大千改为立轴。《千里江山图》中山岚簇拥，而张大千仿图为平远山水，其远山画法与敦煌莫高窟盛唐217窟《法华经变图》的背景山水画法相同。张大千《仿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前为赭石色断崖，崖上为石绿色草坡，这种特殊的画法，与敦煌莫高窟盛唐127窟《文殊变图》背景山水画出于一辙，可以看出张大千以《仿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为名，用敦煌唐代壁画山水画法之实。张大千由临摹敦煌壁画，神妙贯通，再创大千绘画世界，成为近代中国绘画在世界上影响深广的画家。
3. 张大千谈敦煌壁画对中国画坛的影响
张大千曾在亚太地区博物馆研讨会上发表演讲，认为敦煌壁画对中国画坛有十大影响：
一是佛像、人物画的抬头。二是对线条的重视。三是勾染方法的复古。四是使画坛的小巧作风变为伟大。五是把画坛的苟简之风变为精密了。六是对画佛和菩萨有了精确的认识。七是女人都变为健美。八是有关史实的画走向写实的路上去了。九是写佛画却要超写实来适合本国人的口味了。十是西洋画不足以骇到我们的画坛了。
敦煌壁画对中国画坛的影响，同样也是对张大千绘画的影响。张大千是第一个大规模有学术高度临摹敦煌壁画的开拓者，是将敦煌艺术介绍到世界的第一人，也是将敦煌艺术融会贯通到绘画作品中的先行者。他是很有资格写下“我和敦煌”这四个字的。


（本文原载《书与画》202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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