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晚清封疆大吏垂泪难遣，张大千一幅画揭示民国顶级社交圈

时间：2020-03-02 15:04:58 来源：船长读画作者：

令晚清封疆大吏垂泪难遣，张大千一幅画揭示民国顶级社交圈

张大千1940年这幅《郎锦堂将军遗像》，是为好友郎静山父亲所作。从图中内容及留款中，可以清楚地体会下包括陈夔龙、叶恭绰、黄玄翁、钟山隐等人在内，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由政治、文化精英们所建构的高端社交网络。
1983年4月，八十四岁的张大千在台北去世；1995年4月，一百零四岁的郎静山也在台北去世。两位艺术家大约从1927年订交，此后维系了近一个世纪的友谊，他们之间的创作合作与交流，可以说是影响了中国现代审美。

题图：张大千为叶恭绰60大寿所作《南海观音》局部

壹陈夔龙：展图难遣泪双垂
在上篇文章中，我列举了张大千在远赴敦煌、改变自己人物画风格前夕，所作的《郎锦堂将军遗像》。该图中的人物肖像处理方式，有借用西方透视、解剖、阴影等技法的痕迹，这类并不成熟的尝试，显示出张在30年代末在人物画风格探索方面的一种急迫感。
正是这种急迫感，让他有坚定了远赴敦煌的想法。
而促成他赴敦煌的念头，来自于叶恭绰对他的启示。1975年，晚年的张大千曾在《叶遐庵先生书画集》序中，自述了这段往事【注】：
当年叶恭绰对大千说：中国的人物画自唐朝的吴道子、北宋的李公麟之后，便无人继承，几成绝响。而明朝仇英笔下的人物显得“软媚”、晚明陈洪绶笔下的人物显得“诡谲”，此后整个清朝三百年来，更没有画人物的高手出现。因此叶公绰劝张大千放弃山水、花竹等题材，专攻人物，希望他“振此颓风”。
而此时的张大千，已经临摹了所有能见到的古人画迹，包括唐伯虎、仇英、梁楷、赵孟頫、李公麟等多位笔下的人物画，在此基础上要达到另一个高度，远赴敦煌从北魏、隋唐的民间画师身上吸取营养，便成为一个必然的选项。
我们暂时略过叶恭绰，先来看看这位画中人物的身份。
此图的题款中其实已经为我们介绍了他的武官身份——郎锦堂将军，他是张大千好友、摄影家郎静山先生之父。

张大千《郎锦堂将军像》1940年
郎静山原名国栋，于1892年出生于江苏淮安都天庙前巷27号的“朗公馆”，如今这座院落被淮安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其父郎锦堂当时为晚清漕河总督陈燮龙属下，曾担任“左营参将”、“两镇总兵”，后又为晚清河道总督署水利督导，驻节淮阴，郎静山因而出生于此。
郎锦堂的老领导陈夔龙（公元1857——1948年）认为，张大千此图绘出了郎锦堂在戎马倥偬的间隙，盘坐于军营之内的情景。
贵州贵筑（今贵阳）人陈夔龙，为晚清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陈为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历任河南巡抚、江苏巡抚、四川总督（未上任）、湖广总督、直隶总督等职。
陈夔龙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后被调河南布政使，未上任即升漕运总督，此后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调任河南巡抚，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调任江苏巡抚。在江苏巡抚任上，他曾重修姑苏城外的寒山寺。郎锦堂为其下属，应是在此前后。
郎静山其实只在江苏生活过12年，约在1904年，郎家移居上海。郎锦堂虽然为武将出生，但他酷爱中国戏曲并笃信佛教，喜爱书画，藏有大量的艺术品，他同时也对刚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摄影术保持着浓厚兴趣。虽然局势动荡，朗锦堂对艺术的热爱，也影响了幼年的郎静山。郎静山人生中拥有的第一台相机，便是13岁时由其父亲送给他的一台柯达相机，此后他便将摄影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陈夔龙在画幅右侧题诗
进入民国后，陈夔龙告假辞官，结束了官宦生涯退隐上海，直到1948年辞逝。在陈夔龙告别这个世界8年前，他看过张大千所作的这幅《郎锦堂将军遗像》，展开此图后，过去的时光便浮现在眼前，让他充满了伤感。
陈夔龙在本幅右侧题了首诗，有两句是：“勿忘西柳谈兵日，最忆芳荷式宴时”，接着，又对早他而逝的郎锦堂以及年迈的自己表示惋惜：“君早归真吾亦老，展图难遣泪双垂”。

贰叶恭绰、叶公超与张大千
从这幅画作中周边众多的题款中，我们亦可感受下郎静山与张大千当时在上海盘根错节的社交圈。
为该幅《郎锦堂将军遗像》题款的叶恭绰（公元1881——1968年），早年以交通事业为己任，力行交通救国。此后，叶恭绰的一生徘徊在交通界与文艺界之间，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文艺界。

叶公绰为朗景堂像题款
晚清时，叶恭绰就曾担任邮传部路政司主事、员外郎、郎中等职。他在留学日本期间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为早期同盟会会员之一。进入民国和北洋时期，历任路政司司长、交通部长等职务。
在文化界，他的影响更为深远。叶恭绰所收藏的明代宣德炉，就多达400件，故室名“宣室”。他也担任过不少职务，比如1927年他曾任国学馆馆长；1928年出任中国第一次美术展览会评审员，这次美展中出任评审干事会员的包括张大千、郎静山、徐悲鸿、徐志摩等人。也正是这次美展中，叶公绰开始与张大千等人交往。
次年，叶恭绰又与朱启钤组织中国营造学社，与朱祖谋等组织词社，与龙榆生创《词学季刊》；同时他还兼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管理中央庚款董事会董事；1931年，叶恭绰在蜜蜂画社的基础上，成立了全国性中国画团体——“中国画会”；1935年，他还出任民国“上海市博物馆临时董事会”董事长一职。抗战爆发后，叶恭绰曾在香港发起组织中国文化协进会，香港沦陷后他返回上海，拒受伪职，以书画自娱。
叶恭绰有一位同样很有名气的儿子——叶公超。公超实际上是叶恭绰的侄子，但幼年便过继给叶恭绰为继子，随叶恭绰在北京生活，叶恭绰视为亲子。叶公超从南开毕业后先是赴美国留学，后转赴英国，分别获得获麻省赫斯特大学学士学位。此公日后曾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
其成就还体现在教育方面，钱钟书、卞之琳、季羡林、杨振宁、穆旦、许渊冲这些如雷贯耳的人才，都曾经是他的学生。
此外，因家学渊源，叶公超书、画之名也很响亮。他晚年定居台湾后，定期与张大千、黄君璧、溥心畬、江兆申、陈丹诚等人雅集唱和。1975年，张大千应叶公超之约，为其辑《叶遐庵先生书画集》作了篇序言。遐庵先生便是指叶公绰，正是在这篇文章中，张大千叙述了当年叶公绰劝他放弃山水花鸟，专攻人物，由此方促成他西去敦煌的往事。

1940年张大千为叶恭绰所作的《南海观音》

张大千为叶恭绰所作《南海观音》题识

《南海观音》细部
就在张大千为郎静山父亲所作遗像的这年，适逢叶恭绰60岁大寿，在青城山中的张大千为他作过一幅《南海观音》贺寿。大千题识：庚辰十月，青城山中写此奉介遐庵社长六十生日。大千张爰再拜。钤印：张爰之印、大千。该图曾亮相2012年中国嘉德秋拍，尺幅为116.5×58.5厘米。
其中提及的遐庵社长，便为叶恭绰，因他曾于1931年组织“中国画会”，张大千等人为其会员。
除叶公绰外，为该幅《郎锦堂将军遗像》留款的还包括当时上海滩“鸳鸯湖蝶派创始人”黄玄翁、民国初年曾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夏敬观、《美术生活》的创办者钟山隐等人。

叁张大千兄弟与郎静山家族的交往
而在上述所有这些涵盖军、政、经济、教育、艺术等人物组成的关系图中，与郎静山关系最为密切，并且长期交往的应为张大千兄弟。
在此前一篇文章中，我曾介绍过张善孖于1934年所绘的那幅《抚虎图》，其中的小孩正是郎静山的儿子郎毓俊，当年的郎毓俊只有四岁，但他却不怕张善孖所画的虎，能够凝视不惧，张善孖画此图，赞他“是诚庄生所谓其神全者也”。

张善孖1934年《抚虎图》
郎静山的一生有过四次婚姻，共有过十五个子女，兄弟姊妹们都各有天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二女儿郎毓秀（1918——2012年）是中国第一个留学的女高音歌唱家。年轻的郎毓秀，陆续在百代唱片公司录下过《杯酒高歌》、《乡愁》、《满园春色》、《早行乐》、《飘零的落花》等二三十张唱片，曾风行一时。解放后她长期在四川音乐学院任教，于2001年获得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最高荣誉——终身荣誉勋章获，被声乐界誉为“中国四大女高音”之一。

1935年左右郎静山家庭合影照
郎家与张家还有另一层更深的关系，即郎静山的第二任妻子、画家雷佩芝（1909——1985年），曾经拜张大千为师。
1911年，还在上海读书郎静山有过一段旧式婚姻，娶了湖北武昌的翁瑞莲，双方于1924年离婚。所生育的一子三女，全被郎静山带到上海抚养。1928年，19岁的雷佩芝仰慕郎静山的才华，开始向他学习绘画和摄影，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
1930年5月25日，郎静山与雷佩芝在上海的徐园订婚，同年6月8日，在上海大华饭店举办了婚典，郎、雷婚礼的证婚人为当时《时报》创办人狄楚青。婚后，两人对爱好艺术，同组“桐云书屋”，曾经联袂出版过《桐云书屋画影合展特刊》。

于右任所书桐云书屋题识：静山、佩芝作家
有网络资料显示，雷佩芝曾“曾游于马公愚之门”，也就是说她曾跟随过书法大家马公愚（1890年—1969年2月21日）先生学过书法。后经郎静山的举荐转拜入张大千门下。
张大千对这位女弟子也很关照，将自己大风堂收藏的多幅古人真迹让雷临摹学习。抗战期间，雷佩芝还曾追随张大千赴峨眉山学画。世人评价雷佩芝工书善画，其所绘人物，笔力遒劲。曾于民国三十六年在女子书画会中展出孔子像，被誉为有金石气息。
此后，两家人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张大千曾经为郎毓敏所开的餐厅赠画，郎静山的二公子郎毓瑞曾经在香港“泛美航空”工作时，还替张大千从非洲带了只猿猴到巴西的八德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