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不为人知的尘封往事｜一个敦煌人的历史见证
时间：2018-08-16 13:51:19 来源：当代敦煌 作者：孙江
敦煌研究不为人知的尘封往事｜一个敦煌人的历史见证
窦景椿见证筹设敦煌艺术研究所
文/ 孙江
敦煌人窦景椿，见证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建，并在半个世纪后把这段尘封的史实情形告诉世人、留下见证。
窦景椿，别号寿五，1912年1月1日出生于敦煌一个文武兼备、世代知识分子家庭。1924年考入甘肃省立第九师范学校（1936年改为酒泉师范）读书。他为人豪爽热情，好学深思，成绩优异，精于书法，长于写作，深受校长崔崇桂的赞许。
窦景椿毕业返回敦煌后，1928年任敦煌南关小学校长一年。1930年，为避马仲英之乱，赴乌鲁木齐在新疆督办公署供职任文牍员。1932年母亲逝世回乡奔丧后，继续受聘在敦煌南关小学任教。1934年冬，和张志等人去兰州上告敦煌县长杨灿，奔波月余后滞留兰州。期间谋职于兰州军官训练所当文牍员。1935年秋折返酒泉，参与创办“中央政治学校肃州分校”，即后来的肃州师范、现酒泉中学的前身。
1936年在酒泉专员专署当公务员，曾随专员乘马车、牛车由酒泉去安西县桥子乡视察。1938返回敦煌，1939年春任东街小学校长。期间修建学校，面貌为之一新，主讲国文、历史、注入新学，学校思想为之活跃，从严治校，校风为之一振。
1939年冬离家远行重庆。1940年，供职于重庆国民政府监察院，任第二巡察团干事。曾去绥远、宁夏、河南黄河泛滥区视察，宣传抗日，募捐物资，救济灾民，同时监察腐败，调解民族纠纷，支援抗日前线。
1941年，窦景椿随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视察西北，由重庆、西安、兰州、武威、张掖、酒泉，直到敦煌。借此机会，为家乡促成了两件好事。其一是建议为敦煌豁免田赋一年，以缓解民生困苦；其二为建议筹设敦煌艺术研究机构，藉以保存古迹，提升学术界研究兴趣，发展敦煌艺术研究事业。
1947年秋，调任考试院考选部秘书兼第四司司长的窦景椿，回敦煌竞选“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即“国大代表”，一县一人，必须为本县籍，由该县选民直选。参选后当选为敦煌县“国大代表”。1947年末，接考选部部长田炯锦电召，有急事返回，于是“不得已于除夕日匆匆启行”离开敦煌。1949年10月，他作为秘书兼第四司司长从广州经香港转去台湾。从此，窦景椿和敦煌家人彼此失去一切联系，由此一别再也没有回归故里。
寄身孤岛的游子，在苦熬了思亲思乡31年后的1978年4月，乘台湾家人去香港之机，修书一封，请在港亲戚设法转寄敦煌老家，欲探问究竟。这封1978年4月9日从香港转出，上写“中国甘肃省敦煌县城内东大街询交窦侠父窦禅父收”寥寥120字的短信，由在敦煌当教师的侄子窦侠父，于1978年5月8日收到。生死不知三十年，一纸家信抵万金！从此，在台北的窦景椿和家人开始了小心转折、费时很长的通信联系。
1987年3月28日，窦景椿给已调入酒泉师范的窦侠父来信称：“回忆民国三十年秋（即1941年），随于右任老敦煌之行，往事历历，犹如昨日。记得于右任老考察西北，给家乡敦煌促成了两件大事。当时正值抗战吃紧，后方差徭繁重，灾害频仍。一为敦煌豁免田赋一家，俾苏民困。一为建议筹设敦煌艺术研究机构，借以保存古迹，提升学术界研究兴趣。于是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教育部当局聘定高一涵、常书鸿、张庚由、张大千、窦景椿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前来敦煌筹备成立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机构。”这封家信，把尘封了44年之久敦煌艺术研究所究竟是怎样成立的历史第一次告诉世人。这封信就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机构的成立，提出了两个重要事实。一是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于右任1941年考察西北的敦煌之行为缘起，于右任起了直接和重要作用；二是国民政府批准于右任的议案，责成教育部办理。教育部聘定了高一涵、常书鸿等五人筹备委员，筹建成立。这些重要史实，从来不为人知。
就这一问题，敦煌市原副市长王渊和窦侠父作了大量收集考证。窦侠父利用1989年1月去香港会亲面见窦景椿的机会，专门面谈追忆记录了于右任视察敦煌和回重庆后提出议案情况。
2013年3月，在酒泉市档案馆的大力支持下，终于检索得到有关窦景椿先生的两件档案。一件是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九月十八日，由教育部部长陈立夫颁发聘请窦景椿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的聘书；一件是教育部总务司（即办公厅）发给窦景椿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七位委员的名单和分工。从1987年的一封家书，到2013年的两件档案，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的前前后后，终于清晰起来。
1941年甘新公路竣工通车，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在陕、甘、宁、青、新监察使署监察使高一涵等人陪同下视察西北，由重庆—西安—兰州—武威—酒泉，于10月2日抵达敦煌。窦景椿作为下属全程陪同。1941年春，张大千已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就住在那里。于右任一行参观莫高窟时，目睹其破败景象，谈起文物瑰宝被任意劫掠时，无不感慨万端、扼腕长叹。张大千动情地说：“我张大千是个小小百姓，只是为了追求艺术事业而到处奔波。你是党国要员，有责任出来为我们祖先创建的灿烂文化说几句话！莫高窟是国宝，给斯坦因、伯希和一偷就是几十骆驼，运到英国等国家博物馆收藏。我作为一个中国老百姓感到羞耻。”
张大千建议，国家应尽快设立一个机构，把敦煌莫高窟管起来，好好保护研究。于右任当时有诗：“敦煌文物散全球，画塑精奇美并收。同拂残龛同赞赏，莫高窟下作中秋。”这天是中秋节，即1941年10月5日晚。于右任离敦煌返回重庆，即令窦景椿草拟《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保护研究敦煌莫高窟艺术》的提案稿。同年12月，于右任向国民政府提出议案：“为建议建立敦煌艺术学院，以期保存东方各民族文化而资发扬事，似此东方民族之艺术渊海，若再不设法保存，则世称敦煌文化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系学生，就地学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将大。拟请教育部负责办理。是否可行，理合具文，提请公决。”此提议当即在《新华日报》发表，引起各界关注。
1942年9月18日，教育部长陈立夫发出聘令，聘请成立了高一涵、常书鸿等七人为筹备委员，即赴敦煌筹备成立。酒泉市档案馆现存档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委员及分工如下：主任委员高一涵，副主任委员常书鸿，秘书王子云，委员张庚由、张大千、窦景椿、张维。
窦景椿是1941年全程陪同于右任西北敦煌考察的下属，接聘时他已调任晋、陕监察使秘书，在西安工作。1944年初他曾亲赴敦煌协助常书鸿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数月而返回西安。
身为革命元老、国民党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起了直接和重大的作用。当时正值抗战吃紧、国家艰难困苦之境可想而知。行政院竟正式批准议案，在常书鸿等人努力下筹建，实属难得。实乃敦煌莫高窟之大幸，中华民族文化艺术遗产之大幸！
1949年9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收保护了敦煌莫高窟，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继任所长，敦煌莫高窟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敦煌学”的研究发展，敦煌文化艺术的辉煌成就，是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孙儒僩、霍熙亮、贺世哲、樊锦诗等几代敦煌学人、艺术家奉献了毕生精力的心血结晶，他们的名字永载敦煌文化艺术史册。但对首倡、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人们，也不能遗忘。
窦景椿虽寄身台岛，仍心系弘扬敦煌文化艺术，坚持敦煌学的研究。1973年，整理收藏的敦煌经卷，在台北中华佛教居士会的协助下，在台北展览。1973年影印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亲自写跋。还附有1940年3月16日于右任先生在重庆为此卷金刚经所写的题记。书法大家于右任先生鉴定，“此卷的书写，实为写经中的上等手笔”。是今人难得一见的唐人手笔真迹，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这本写经、首尾完整，并有明确年代题记。为唐高宗总章二年，也就是公元665年，由令狐石柱缮写，至今已有1300余年的历史，可称敦煌石室所藏写经中的珍品。他和长沙罗寄梅（抗战胜利前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后为中央日报摄影记者）、上虞丁念先并称为台港地区敦煌学界的三大收藏家。1985年后，窦景椿先生将自己撰写的《裴岑记功碑文考》、《汉置河西四郡年代之考异》、《古称三危黑水之辨解》等论文，寄回敦煌，由《敦煌研究》刊载。
1989年2月7日(农历大年初一)，窦景椿因心脏病突发仙逝于台北，享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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