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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过难辨张大千:为得到敦煌壁画,一边画一边剥

功过难辨张大千:为得到敦煌壁画,一边画一边剥

时间:2018-05-04 16:48:00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作者:

功过难辨张大千:为得到敦煌壁画,一边画一边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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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在敦煌描摹壁画

沈尹默曾用“且安笔砚写敦煌”称赞从敦煌壮游归来的好友张大千。张大千向来以“君子动口,小人动手”的“小人”自居,只会动手画画,拒绝动口发言,仅有的“动口”与“立言”都留给了敦煌。一次是做敦煌口述,由曾克耑笔录的长达一万余言的《谈敦煌壁画》的画论,一次是1978年的“亚太地区博物馆研讨会”上,张大千以“我与敦煌”为题做了演讲,称自己的敦煌之行是“略尽书生报国的本分”,足见他对敦煌之行的重视。
1940年10月,张大千带着三太太杨宛君、儿子心智,首次抵达敦煌,在当地雇用几名泥水工人做助手,后因二哥病逝赶回重庆治丧。1941年3月,张大千一家以军团般的阵容再次前往敦煌,队伍中除第一次的三人外,还有二夫人黄凝素携带幼子,工作助手四人,厨师一人,杂工两人,以及每人每月五十个银元高价聘雇来的五位藏僧画师。这一行十余人,连同画具、颜料、各种用具器材与基本食物,浩浩荡荡,西出阳关,共计骡车七八十辆之多。
有人曾当面问他敦煌之行目的,张大千不耐烦地说:“去临摹壁画呀!还有什么旁的目的?”当再追问是谁出钱时,他高声说:“我的钱呀!谁会给我钱?”这之后,再没人敢当面问他这个问题。
张大千为了找一位擅于实物描绘的得力助手,特地约了徐悲鸿的学生、中央大学教授孙宗慰一起去敦煌。可是,在他抵达敦煌的当晚,持手电筒进入最近的一处大石窟观看,才发现窟壁上彩绘的美妙。壁画对他的吸引力,要比窟中彩塑对他的吸引力大得多。接下来的三天,他大致观察了一百多个大小石窟,几乎每个石窟中都有精美壁画。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放弃原来描绘彩塑的计划,将之交由孙宗慰一人去做,他自己改为临摹石窟壁画。由于改变太大,他带去的画具画纸都不合用了,所有道具用品都得重新购置,同时,原定停留三个月的时间太短,至少要延长至半年,他才有足够时间去为那密密麻麻有如蜂巢的石窟编号,并了解每一石窟中的彩塑及壁画的大致情形,为临摹做准备。初步工作做妥后,他离开石窟,出去筹钱,并购置道具用品,增加助手,正式开始临摹工作,临摹预计两年。
由于石窟内光线暗淡,张大千常一手秉烛或提灯,反复观看数次才画上一笔。1943年,张大千用20余头骆驼载着临摹的276幅壁画,回到四川,完成20万字的学术著作《敦煌石室记》,并先后在成都、重庆展出所临摹的敦煌壁画,轰动一时。陈寅恪评价他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在他的呼吁和于右任倡议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于1943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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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于右任(前排左)、张大千(前排中)、张群(前排右)合影

但在敦煌期间,张大千临摹壁画的方式遭到了同界学者指责。临摹壁画时,张大千发现洞窟里的壁画竟有好几层,要想看里层精美的画作必须把外层剥落。窦景椿在回忆里提到一个细节:随行人员为了让同行人看得更清楚,便拉开剥落的外壁,由于用力过猛外壁被撕碎脱落。虽有记载表明,这浮面的一层是张大千与于右任商量后,命士兵打掉的,但张大千多年仍背负“毁坏壁画,盗窃文物”的罪名。
张大千没有出面做出解释,反而是他的朋友都为他辩护。谢稚柳称:“要是你当时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已经剥落,无貌可辨,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为什么不把外层去掉来揭发内里的菁华呢?”
为何千佛洞的壁画会出现多层的情况?敦煌千佛洞现尚存北魏至清历代壁画,但是各朝代的壁画是层层叠加画上去的,北魏在最内,后来人在上层涂施泥土,重新绘画。张大千为了临摹出所有朝代的壁画,在画完最上一层后,将其剥下继续画。如此一边画一边剥,才得到了历代壁画。1942年,四川省立博物馆馆长冯汉骥、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将情况报告给李济,认为张大千这种通过毁坏壁画来临摹的行为,对文物保护上实在是一种无法补偿的损失。
这期间,以王子云为团长的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在莫高窟做调查。王子云目睹了张大千对壁画的临摹方式:“我们(临摹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原有面貌,按照原画现有的色彩很忠实地把它摹绘下来,而张大千则不是保存现有面目,是‘恢复’原有面目。他从青海塔尔寺雇来三位喇嘛画师,运用塔尔寺藏教壁画的画法和色彩,把千佛洞因年久褪色的壁画,加以恢复原貌,但是否真是原貌,还要深入研究,只令人感到红红绿绿,十分刺目,好像看到新修的寺庙那样,显得有些‘匠气’和火气。”换言之,张大千虽然在毁坏外层壁画时,留下了临摹稿,但他的临摹,并非对被毁壁画的忠实记录,相反,只是根据个人理解而绘成的“还原图”,这就直接导致被毁壁画已没有任何可能再现,惟张大千拥有独一份的带有强烈个人印记的“还原图”。
同年夏天,西南联大教授向达去敦煌千佛洞视察,结识张大千。向达见张大千终日在石室内临摹壁画,壁画有单层者,有数层者;其中数层者,由历代加绘积累而成。向达亲眼看到张大千命其子率画工用了三日的时间,剥去外层,颇还旧观。张大千还开心地在壁上题词:蜀都张髯大千。
以上内容出自傅斯年、李济二人给于右任的书信中,他们请求于右任能以多年好友的身份制止张大千。向达则继续多方写信,呼吁社会各界阻止张大千这种破坏性临摹的行为,在给曾昭燏的信中说:“临画本是佳事,无可非议,而此辈对于壁画,任意勾勒,以便描摹,梯桌画架,即搁壁上,是否损及画面,毫不怜惜。并即以洞窟作为家人卧室,镇日上锁,观者裹足。而最令人愤恨者,为任意剥离壁画一举。千佛洞各窟,往往有为北魏隋唐原开、经五代宋元人重修者。画面偶尔剥落破损,原来面目,暴露一二。张氏酷嗜北魏隋唐,遂大刀阔斧,将上层砍去,而后人重修时,十九将原画划破,以使灰泥易于粘着。故上层砍去后,所得者仍不过残山剩水,有时并此残山剩水而亦无之者。”
但向达的大声疾呼,没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事情于1942年底遭曝光,张大千迟至1943年11月才离开敦煌。1943年4月,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致电敦煌县县长陈儒学,请他转告张君大千不要污损壁画,以免误会。与此同时,张大千被聘为“敦煌艺术研究院”筹委会委员。同年11月,张大千才带着自己的团队离开敦煌。就现有材料来看,张大千及其团队,对敦煌壁画的破坏,至少自1941年底延续至1943年初,至于破坏总量如何,因向达当年的统计资料散佚,今日已难详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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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所临摹的敦煌壁画《隋文殊问疾》(局部)

除破坏壁画外,张大千很可能带走不少敦煌文物。据敦煌研究院资深学者贺世哲披露:“据我所知,张大千先生只是把张君义手交给前敦煌艺术研究所,现在还保存在敦煌研究院,其余文物张大千先生都带走了,后来流散到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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