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的收藏生涯
时间:2023-11-21 12:16:17 来源:书法微报 作者:
张大千的收藏生涯
郎静山镜头下的张大千
张大千(1899一1983年),四川内江人,原名正权,后改名张爰。至于"大千"的号,是他最初修禅时逸琳法师为他所起法号,其后,就象高阳先生所说,这几个字越来越响亮,不但成为世界上第一流书画家,而且还是第一流的鉴赏家、收藏家。徐悲鸿先生极推崇他,每语人曰:“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也。”
大千先生的收藏兴趣是与学画同时产生的,收藏生涯不但使他开阔了眼界,更重要的是“挹彼精华,助我丹青”,是让古人在他的绘画的道路上助他一臂之力,他的其中一方收藏印文曰“不负古人告后人”道出了他收藏的目的。
他最早的书画收藏是在日本,1917年19岁的张大千东渡日本学习染织技术,但他从未断歇过自学绘画。在课闲时,极爱逛书肆、画店及裱画铺。不久,他即为日本“浮世绘”所吸引。“浮世绘”是日本描写民间生活的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兴起于德川时代,到了张大千留学日本时,已经衰微了。但那柔和流畅的线条,婀娜多姿的仕女造形,强烈地吸引着他。从这儿开始,他就收藏了许多此类的画。这种画风、色彩一直影响着他,特别是在他初期的仕女造形上。
1919年,21岁的张大千回到上海,投身到名学者、书法家曾熙、李瑞清门下学习书法、绘画。在课余,他信步城隍庙,此地是上海滩最热闹的地方之一,百物糜聚,自然在地摊上有许多古旧字画,真赝并存。但此时大千先生因为一切都仰仗家中供给,并无太多余钱供他花费。象四马路上书画店中有些古画,价钱极昂,并不是他当时的财力所能承受的。但在此地不然,小摊上字画极多,全凭眼光,碰巧了,花少许钱即能收到货真价实的东西,所以大千先生常来此寻觅藏品。当时大千先生寓居沪上法租界西门路西城里16号楼下,在他楼上居住着年长他几十岁的著名学人、画家黄宾虹老先生。虽然大千先生曾以假石涛瞒过了这位老画家的法眼,但这也是偶尔的事,论起真正的鉴藏,不能不推这位老先生独步了。就这样,当大千先生从市上购回古画后,即和黄老先生一起,谈论真伪,从画家的技法、布局,直至题款、钤印、纸张、墨色、颜料、装裱,一一考察。这一时期,他在黄老影响下,读了许多论及古画纸绢、题识、印记的书,为他后来的收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以大千先生的天纵之才,这段艰苦的日子也过得很快。画家都有斋名、室名,大千先生画室名为"大风堂",这同他收藏字画有关。在1927年到1928年间,他从字画商中得到张风的画。张风,字大风,明朝人,他画路宽广,擅长人物、山水、花卉,亦工肖像、金石,兼长诗词,是个多面手。大千仰其名,故以张风的字为自己斋名,希望象他一样,凭着手中一枝笔,纵横画坛。
30年代初,大千先生常去北平,这对他来说是在打天下。因为在上海、苏州一带,大千声名甚响,画价亦高,但在当时的北平,国画高手云集,且是历朝古都,只有得到北平画坛承认,他才能有自己的地位。他不象石涛,一生偏居淮扬,王原祁只承认“大江以南,当以石涛为第一”。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平是个文化中心,琉璃厂的古旧字画正好充实他的大风堂,琉璃厂少数古玩商亦把大千先生当成他们佩服的画家之一。
他收购古画渠道颇多。有一次他曾亲到天津张园,向当时的废帝溥仪收购字画。溥仪出宫后因挥霍无度,在遇到经济困窘时,即靠出售以前从故宫偷运出来的法书字画过日子,由于是拿国宝换钱,故不敢大肆声张,知道的人也不多。但消息被张大千从朋友处所闻,他心想宫内珍藏,流传有序的古画岂可轻易作交臂之逝,于是扮成日本人,进入张园。张园中人只拿出清代四王之类山水画几张,虽有乾隆御题,内府藏印累累,但大千先生不太喜爱,终未成交。第二次去时。又经人周旋,张园方始拿出了赵孟頫《琅玕图》等几位元明名家之作,大千先生因一起购进力不能胜,故只选择了这幅赵孟頫的画。归来后俯临再三,又题跋,又钤藏印,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此际大千先生尽力求购古人墨宝,所得多为明清之作,特别是石涛八大之画,立轴、册页、手卷各各齐备。他在为《张岳军先生印治石涛通景屏序》中就谈到,当时他已拥有石涛写陶诗册、真书千字大人颂、宝掌和尚画像。现散见于各画册中,钤有大千先生收藏印记即有多幅:有《荒城怀古图轴》、《月夜泛舟图轴》、《设色山水图轴》、《玉华秋游图轴》、《蒲塘秋影图轴》、扇面《山水图》、《梅竹双清轴》,《瓶荷图轴》、《兰竹当风轴》、《采菊图》,以上皆为石涛的。在《八大山人书画集》中刊存有《竹石小鸟轴》、《荷花鸳鸯轴》、《鱼乐图轴》、《芍药图轴》、《荷花禽戏图卷》、清湘八大合作的《水仙图卷》、《花果鸟虫册》(共八开)、《书画合璧册》(共八开)、花鸟山水册(十开)、《书画合璧册》(八开)。
其它曾经大风堂藏而散见诸画册有:清代张洽《樽酒城南图》、明代张风《采菊图》、《山水图》、明代陈洪绶《炼丹图》、《花鸟册页》。散落于名画册遗珠即如此之多,可见当时大千先生收藏之富了。
1936年,大千先生迁居北平,住琉璃厂桐梓胡同2号,春夏间,住颐和园听鹂馆作画,此时大千先生的古字画已达几十箱。次年“七七"事变,日本人大举入侵,北平陷落,大千先生困居北平,拒绝接受伪职,并拒绝借出所藏明清字画办展览,表现出一个正直的画家、收藏家应有的气节。1938年他只身南归,所收藏24箱画,托付一位德国朋友海斯乐波代为收藏。稍后,通过关系运回上海卡德路李家,接着又辗转运送,终于运回四川老家。1943年,他命门生、子侄将这些书画的题材、尺寸、跋文等详细记录下来,编成《大风堂书画录》一书。这本书,是大千先生第一次将所藏书画整理编成的书目,他亲为序文,详叙路途困苦艰难情况。其中谈到,为了这些画,差点连命也搭上,幸而安全抵家,"吁其幸矣",其下又发议论:“正情之所钟在我辈,然则与浮生聚散,宁有定所,则此患难之所共者,又不知得相保于何时”。果不出大千先生的浩叹,六年后,这批藏画除少数携走外,大部份亦成了过眼云烟。
1945年,八年抗战胜利了,大千先生重返北平,这时北平古画市场大为活跃,除了过去从王侯宅第散出外,又从长春散出了原故宫藏画。(故宫藏画被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形式窃出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还有许多唐宋元明之作不在清单之列,除了在天津卖了一部份供挥霍外,其余随后又偷运到长春。在伪满洲国垮台后,溥仪出逃,只带走小部份藏品,其余为伪国兵抢掠,售于各古玩铺,故古书画市场大为兴隆)。此杨仁恺先生所著《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上叙之甚详。
大千先生凭着他与琉璃厂良好的关系及他精到的目光,先后收得从长春散出的历代名画9卷:南唐董源《潇湘图》、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宋人《群马图》、《溪山无尽图》、元钱舜举《明妃上马图》、姚廷美《有余闲图》、周砥《铜官秋色图》、明沈石田临《铜官秋色图》、姚云东《杂画》六段。因一次收购如此多名作,不免力不从心,于是电告方介堪,请他转电其学生曹大铁云:"有急用,速寄1千万元至颐和园听鹂馆"。大铁先生遵嘱,售出黄金110两,电汇寄去。等到年底,大千先生束装南归,将其中5卷授于大铁先生,以作垫款。大铁先生推却再三,最后由北平著名鉴藏家张珩先生估值为黄金170两拜领。
董源《潇湘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董源的《潇湘图》,说起来名头赫赫。在宋时,米芾即对其大为倾倒,元时为文宗御府旧藏,前后又经董其昌、王觉斯跋文。清时又入内府,历代递藏有序,是件至真至精的杰迹。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与董源同时的顾闳中,他所画《韩熙载夜宴图》,为绢本重设色,画家以听乐、击鼓、歇息、清吹、送客五段情节来表现韩熙载奢靡的夜生活。在南唐历史上共有三人曾以此题材作画,一即顾闳中,二为顾大中,与闳中同籍,他所绘的是《韩熙载纵乐图》,三是周文矩,他亦奉旨去韩宅,窃绘成图。但顾大中与周文矩所作图久佚,故而此卷成为记录这一段历史的唯一画作,后人评其为传世稀有名迹。
董源《江堤晚景》 台北故宫博物馆藏
世传大千先生以500两黄金及明画20幅购董源《江堤晚景》,恐是传闻。一者,先生收入虽高而开支亦不小;二者,他交游广,信息灵;三者是他的精鉴,当时负有盛名。用他自已话讲:"一触纸墨,便别宋元。间抚签贉,即区真赝。意之所向,因以目随,神之所驱,宁以迹论"。可见他的自负了。再加上当时古画价格亦无如此之昂,即令有名的隋展子虔《游春图》,当时琉璃厂开价不过200两黄金,大家初闻时为之咋舌,一时无人问津,后被张伯驹买去。所以倘若大千先生以500两黄金之巨,去购此当时无名的《江堤晚景》,此是以财力胜,而不是以精鉴而负盛名了。那么,大千先生是如何以他精鉴的目光,花少量钱去购藏举世罕见的瑰宝呢?这就表现在他从东北货中收藏《溪风图》一事上,此卷杨仁恺先生评其为继传世的《溪山楼观图》、《烟岚水殿图》、《江山楼观图》三件真迹外又一瑰宝。此图上虽无如“翰林待诏燕文贵笔"、"待诏筠州筠□县主簿燕文贵"等款识,但总体观察,与谢稚柳先生所指"燕是温穆俊发,凝重多姿,写树好作屈曲之势,是从真实中所选择的新样,所以高益特别赞赏他的树石描写,景物千林百障,变化多端,使观者如身历其境"正相符合。大千先生从徐邦达先生手中转入此画时,仅花了12两黄金。而象《秋山萧寺图》,名款后添,画心绢素亦是南宋之物,就此图,当时琉璃厂伦池斋靳伯声以黄金80两售于玉池山房马巨川,而马又以高价转卖给香港竹淼笙。就此事可见大千先生的鉴赏水平了,人家是花高价钱仅买了个仿本,而大千先生以少值即得真迹。他在1947年9月居成都昭觉寺时,将此图拿出重新题跋“清宫旧藏宋人溪山无尽图卷,去年得于故都盖长春刼灰外物也。金、元以来题识甚夥,皆以为郭河阳笔,予细审之,乃燕文贵一家眷属……。"
至于董源的《江堤晚景》,最初是当作元画买入,以为是赵孟頫的儿子赵雍所画,与上文相对比,可想而知,此画在购进时是不会花巨款的。买入后,交裱画师重装后,觉得不象赵雍所画,又有些象巨然、董源的笔意,而不能最终确定。后来,他的女婿萧建初从故宫找到一通赵孟頫致鲜于枢的信札。信中所叙与画面内容相同,又赵氏为书画鉴赏专家,故定此画为董源所作。这一断定,大千先生喜不自禁,带了此画请当时西山逸士溥儒在绫上题了观款"大风堂供养南唐北苑副使董源画《江堤晚景》,无上至宝,丙戌上元,西山逸士溥儒敬题”。还请了著名收藏家、好反庞莱臣、叶恭绰、吴湖帆、谢稚柳等人题跋。
大千先生拥有董源的画,先后共有4幅之多。除了上述两幅外,另一幅为《溪出风雨》图亦是长春劫余外物,为《石渠宝笈》三编所著录,亦是真迹无上神品,是从琉璃厂古玩店中买入。第4幅董源画说来有趣,是大千先生同好友悲鸿请谢稚柳先生居间调换的。大千先生所换是清金农《风雨归舟图》,就金钱而论,相去何止千万,但两人交谊深厚,岂以钱论,名为交换,实则为悲鸿先生的成人之美,为他刚好凑成"四源"。明董其昌酷好北苑画迹,前后收得4本,以至于四源名其堂。大千先生晚于董太史好几百年,风雅不让古人,亦得四源,大千先生是"当不令董老专美于前也。"
1932年大千先生赴南岳写生后即赴粤重游广州,与黄君璧先生相遇,在黄先生的容安居画室中,正悬着一幅石涛的《梅石水仙》轴,整个画面用墨浑厚,且用小隶书款,墨色之佳,无出其右。而大千先生喜好石涛,自然不会轻易错过,当即恳请黄先生转让,君璧先生自是一诺无违。数月后,黄先生携此画赴沪拜访大千时即为相赠。而大千先生亦从画箧中捡出元人《虎溪三笑图》和一幅石溪上人山水画相交换。此种交换,双方获益,亦可算是"物遇明主了"。
在此阶段,大千先生不但收藏了许多古画,更收藏了许多古人墨迹。有:张即之《杜律二首》,赵孟坚《自书梅竹三诗》,再就是赵孟頫、张伯雨、周伯琦、李东阳、倪元璐等人墨迹。
大千先生在每收进一件名迹后,都抚临一遍。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一是学习,二是留个副本,万一急用而必须卖出真本时,手头尚留的副本,可以随时打开观赏。他所临过的画很多,有临《陈汝言罗浮山色图》、临《唐寅李白把酒问明月诗意图》、临《元钱舜举杨妃上马图》、临《黄鹤山樵淞风书舍图》、临《王蒙山馆午静图》,在诸多临本中,尤以临古十二帧赠津门范氏为佳,在当时引起轰动。
大千先生藏画丰富,一些珍品不但自己临,也让门生临,象赵孟頫《秋江垂钓图》、巨然《万出松壑》长卷,以及文徵明出水图和书法等都交学生临,向他们讲清古人笔法优劣所在,要他们努力继承前辈丰富经验。他对藏品虽然心爱却不秘藏,常说:"这些东西应当公之于众,让大家欣赏,才能不负古人的一番心意"。
他的藏品,有一些也是无私赠人的,以达到物遇知音,物尽其用的作用。如谢稚柳先生最初喜欢陈老莲的画,大千先生即从箧中将所藏的老莲册页一本,付稚柳先生临摹,终未要还。还有,台湾名书家台静农先生早年即喜倪元璐字体。倪氏明末殉国,世称忠臣,人们由于重其人品更推重他的字,而他的字留下不多,大千先生曾陆续藏有10幅之多,到晚年时,手中还留存一幅。他想起"三百五十年来写倪字的第一人"静农老友,至今未拥有一幅真迹,不免有憾",于是豪情万丈,慨然捡出此幅倪氏真迹相赠,亦算是"宝剑遇英雄了"。
王羲之《行穰帖》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
在张大千所收的墨宝中,最为有名的要算是王羲之草书《行穰帖》。世传王羲之之书为古今法书第一,乾隆帝评其字为"龙跃天门,虎卧凤阙",可见推崇的程度了。此幅《行穰帖》文为"足下行穰九人还示应决不大都当佳”共15字。流传至今的羲之墨宝,均为唐摹副本,此幅亦不例外。宋时入宣和内府,帖上钤有"宣和"等小玺,经历代递藏,清时又入内府,遍钤乾隆、嘉庆藏印,是“下真迹一等"的宝物。他另藏一件王羲之碑帖,为《曹娥碑》。这卷碑帖有唐人前后题名,前是崔护、崔寔、冯审、韩皋4人,后有杨汉公、王仲伦、薛包3人。明时为项墨林所有,清时为成亲王收藏,清末流入大千家中,为祖传宝物。
与这两幅字相对应的有两幅古画,隋时所绘,是敦煌藏宝洞的遗珠。台湾名作家高阳先生考证:此两幅一为"观世音菩萨像",款书为"仁寿三年癸亥十一月,清信弟子成陀罗为阿媭造。"另一幅为"释迦牟尼像",绘干炀帝大业五年己巳。在中国历史上,法书名画,珍本典籍最易毁坏。一则为本身所决定,纸绢寿命不过千年,千年后,即可能化去。再加上虫蛀,各种人为毁坏、兵燹。即有遗珠幸存,皆归御府、名家收藏,凡人哪能一见。而敦煌遗书佛画,因其地处偏僻,问世时间迟,才得以保存,虽历久而新。有人以为此两幅是大千在香港重价所得,又有人以为在北平所得,受馈赠或价购,或以书画互换,皆有可能。其实,应为大千在敦煌所得,敦煌遗书佛画,虽经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几次暗盗,余物解送北平,但在敦煌仍有遗留。民国3年(1914年),斯坦因再到敦煌时,王道土复售卖5大箱,约600余卷,由此可见遗珠之多。大千先生因于敦煌收此两轴,还引起与敦煌学专家向达的矛盾。苏莹辉说:"向张不睦、肇因於此",后来所谓张氏盗宝案,实由此产生。可见于旧时要保存古物,何其不易。这两卷画是大千先生真正的"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亲见他在营造摩耶精舍时,抱着此画,往返于现场和云河大厦。
大千先生曾为文说过"且物聚于所好,有聚必当有所散"。最早散失是1937年"八·一三"事件中,"往者寄居吴门,大半庋藏於此,寇陷江南,尽付劫遗",此批藏于苏州网师园中的古书画成了"荆璧碎于吴门”了。第二次散失是在筹备去敦煌摹写壁画,因经费不足,不得已售出大量明清字画以供开支。第三次在1949年,大千先生匆匆去国,所携带物品有限,即令心血摹成的敦煌壁画亦只能够带去六、七十幅,所以画家喻此次散失为"隋珠散於蜀郡"。
大千先生匆匆出居国外时,情况颇为窘迫。1949年的中国画,仅在东南亚、日本、朝鲜一带有影响。除此以外,外国人是不大欣赏中国画的,他们将中国画列入水彩画范畴,而在欧洲最吃香的是油画,故大千先生再不能象在国内一样、动辄售千百大洋。加上当时二战刚过,各国忙于医治战争创伤,人民生活都十分艰难,饱暖尚且成问题,更无论这属于精神享受的画了。总之一句话,刚到域外的大千先生碰到了重重困难。
如果说大千先生在前半生,靠了书画收藏,对他的绘画事业起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作用,使他成为一个名画家;那么在他的后半生,就是靠了因收藏而锻炼出来的精鉴目光来安身立命了。
大千先生因客居印度一年半,久感不便,于是决定迁居南美。行程虽定,奈何阮囊羞涩,不得已,售出大风堂镇室之宝,分别为董源《潇湘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还有一帧宋人册页,经香港朋友高岭梅之手,售于大陆,共计值二万美金,始得束装而行。
到南美阿根廷,住其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的曼多洒城,所居之地取名"呢燕楼",聊纪念因困难而失却的《韩熙载夜宴图》(古代六书中"燕"、"宴"通用)。
次年,大千先生复迁居巴西,修筑八德园。此阶段,又大举出让他的藏品,前后共得美金170余万,悉数投入花园修造中,象原先收藏的《行穰帖》,黄庭坚《赠张大同手卷》,等一批法书名画,俱散失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附属美术馆。另外象向著名画家王季迁借款,以书画作抵押,久而不能赎,即归王氏所有。
虽多经流失,但大风堂中仍存下一批极为珍贵画幅。在1954年居巴西时,将"行箧所携,益以旅途所获,自唐讫清,精加别择"。共编印了四册,名为《大风堂藏画》,在1978年曾为之重印,重版时序中明言"天府遗珍,世家故物,集吾寒斋,雄视宇内"。
大千先生对于所经手的名家杰迹,都加以认真对侍,他曾收藏过赵孟頫的《九歌图》,原前页缺《云中君》双开,由明人补入,冀成完璧。大千先生购藏后,恃意于裱边注明此图何时补入。又大千先生曾购范中立山水立轴,研究结果,改题刘道土之笔。大千先生曾收藏宋人《六马图》,研究结果,是唐人手笔,于是书跋:"此唐人笔,敦煌诸壁画可证。出传唐画显赫者,无如韩幹《照夜白》及《双骥图》,一为李后主题,一为道君题,皆不及此卷意态之雄且杰。乃清高宗既知千里款印俱伪,而犹以为千里,何耶?"大千先生就是这种态度,从考证古代作品真实性出发对待藏品。
有一次在画展之余去瑞士旅游,寓居客舍,有一古玩商持几轴画并一方古砚前来求售,前几幅画很平常,后一幅即不同,打开一看,丝绢差不多快成齑粉了,再一看,他都坐不住了,这原是一幅周文矩所绘《韩熙载夜宴图》,此图元初时,鉴赏家汤垕曾经寓目,其后几百年间一直消失无踪,细审之下,画心为唐绢,虽是长卷,但他以持有战(颤)笔绘出,人物线条较原藏顾闳中所画还要古朴一些。但大千先生此际身边所带钱不多,他请那古玩商宽以时日,但事不凑巧,最终也未能收藏,令大千先生叹息不巳。
大千先生一生收藏宏富,但不曾有计划将每件都著录成书,现将曾经出版藏品罗列如下:
最早著录的是《石涛和尚、八大山人山水精品》,1921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大风堂藏画》1928年,上诲大东书局印。
《大风堂原藏石涛和尚山水册》三册,第一册原为马氏小玲珑馆旧藏,尺寸为册中最大(高十八寸,宽十二寸)。第二册为秀水金兰坡旧藏,书画对题共20幅,此册高十寸、宽七寸。第三册共13页,引首石涛种松图,此册高十八寸,宽十一寸。
《大风堂书画目》,1944年成,从毕宏、文湖洲直到清人,其计194作品著录。
《大风堂名迹》,共四册,1955年日本东京出版,著录名家三十七、画三十八帧。
《清湘老人书画编年》一书,1977年香港东方艺术公司出版。此书是大千先生将所拥有、所过目的石涛画作,重加鉴别审定后编印出版的。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为画家所作书画编年。因为石涛对于张大千来说极为重要,他从石涛的画论和画迹中找到自己位置,并且将他发扬光大。陈定山评张大千是:"他从石涛起家,又把石涛一口吞入腹中捣个稀烂,吐得出来,化作唐宋元明千百家。"吴翰书先生认为大千先生的传世品,并非泼墨泼彩之类,仍以仿石涛山水最可能在艺术史上永垂不朽,尤其是某些仿石涛的山水,其功力远胜石涛。"
张大千的藏品在他身后,由家人整理好,全部列成目录,捐献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只计74件,其中隋时2件,唐代4件,南唐五代8件,宋代31件,元代9件,明清及无款计20件,宋绢及明清纸7件,清墨--盒,大风堂选毫四支,石砚一方,木雕观音像一座,奇石五块,总计94件。于1983年5月13日正式点交台北故宫博物院。至此,张大千一生的收藏生涯也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