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的大风堂里都收藏了哪些名画？

时间：2020-10-20 13:11:09 来源：原创典藏ARTCO 作者：

张大千的大风堂里都收藏了哪些名画？

张大千（1899—1983）的古画收藏与其创作相辅相成，观其收藏，不仅令人赞叹其见识与深厚的实力，更能理解其绘画发展轨迹。

张大千的古画收藏入行颇早，第一张可考者购于1920年，乃在重庆购得之倪瓒《岸南双树图》，受到业师曾熙（1861—1930）赞赏，更加立定志向。大千的老师曾熙、李瑞清（1867—1920）一门喜爱明末清初石涛、八大一路的绘画作品，因此大千早年以临仿此路风格者最多，甚至以作假闻名。1921至1930年间，他曾在上海先后出版了《石涛和尚、八大山人山水精品》《仿石涛山水金陵胜景》《仿石涛山水册页》《大风堂藏画》《大涤子山水册》《大风堂原藏石涛和尚山水集》等画册，这些是大千最早出版的古字画收藏图录。

出版不但能增加其收藏品的曝光度，还有助于建立其学术名声与影响力，是其一生乐此不疲之事。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基于对古画的兴趣及对画派传承的研究，张大千逐渐扩展了自己的师法对象。从黄山画派上溯元四家之倪瓒、王蒙，直入宋、元。而始于1941年的敦煌之行，更是他一生中重要的里程碑，突破传世绢素的年限，直取唐人精髓。不过，随之而来的巨额旅费，使他不得不于1943年底将其收藏的194件编印成《大风堂书画录》第一集，并于次年三月中旬在成都举办古书画收藏展，展出170余件作品，寓意甚为明了。《大风堂书画录》并未附图，而是以文字记录古书画尺寸、题跋、用印及自家评语，采传统木刻版线装，迄今并未复印。另有《大风堂名迹：第一集》于1947年在上海出版，收12幅古画，由红粉知己李秋君题签。如今，吾人最为熟悉的大风堂收藏，当属1955至1956年在日本付梓的《大风堂名迹》四集（图1）。此时大千去国已久，蜀郡旧藏遭劫，印行者乃选自行箧，“以视旧藏，百未逮一”。

《大风堂名迹》（1978年台北联经出版社影印再版）
尽管如此，还是能从这四集精选中看出些端倪。第一集收录唐代敦煌佛画以至清初恽寿平的38件绘画，第二集为石涛书画专集40件，第三集为八大山人书画专集40件，第四集为历代绘画精选40件。石涛、八大书画专集可见曾、李二师对于大千的影响，大千对两家着力极深，而所藏宋、元、明、清画迹几乎遍及名家，实属难得。比较可惜的是，《大风堂名迹》集并未包含其书法收藏。另外，还有单独发行的珂罗版复印件，通过日本先进的印刷技术，满足亲友索求之需。
张大千于《大风堂名迹》序文中自言：“世尝推吾画为五百年所无，抑知吾之精鉴，足使墨林推诚，清标却步，仪周敛手，虚斋降心，五百年间，又岂有第二人哉！”如此大的口气，也需要雄厚的财力来支持，尽管他嗜画如命，且自豪拥有“敌国之富”，但在后半生云游四方、海外置产时也时常捉襟见肘，“往往手挥巨金，瓶无余粟，家人交怨不之顾也”。除了定期举办画展出售作品，张大千在各地的古字画交易中都有代理人。在北美地区，中介者莫过于同为鉴赏家的至交王季迁（1906—2003）以及同门师侄方闻（1930—2018），二人再通过其人脉扩散到其他藏家如顾洛阜（JohnM.CrawfordJr.）、艾略特（JohnB.Elliot）与沙可乐（ArthurM.Sackler，一译赛克勒）手上。如今，这些大风堂故物四散于各大博物馆或私人手中，下文将先按《大风堂名迹》书中编号次序，再列其他未收者举例，以飨读者。

收录于《大风堂名迹集》之名作选粹
寻找董源
第一集，No.3
（传）董源《江堤晚景》轴
大风堂遗赠，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研究董源风格，对于张大千的画艺是至为关键的转机。1938年，张大千在北平玉池山房初见《江堤晚景》便念念不忘，直到抗战胜利后返回京城，才以巨资购得。然而，最初此幅并无名款，重装整理时才在树干上发现伪添之“赵幹”，又经过一番考证，大千才将此幅大青绿山水定为董源。张大千一生见过的董源作品及各代临仿本不下十件，几可媲美董其昌“四源堂”，也让他在探索南宗笔法的过程中不断集大成，融会贯通；而正是《江堤晚景》华丽的设色与笔法影响了张大千心中的董源形象，他一生临摹过至少三次全本，局部临写不下数十次。虽然学界目前的看法倾向《江堤晚景》非董源所为，但无损作品的质量，画心四周满满的题跋，也是大千请亲友观赏后的见证，上有溥心畬题诗塘，下有好友叶恭绰、庞莱臣、吴湖帆、谢稚柳观款，大千自己也借用赵孟頫语评此图：“若以人拟之，是一个无拘管放泼底李思训也。”它确实对大千心中的董源形象影响甚巨，也是其生前唯一一件“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的名迹。
舍宅购画
第一集，No.5
（传）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
故宫博物院藏

1946年，在原定购买北平某王府的前一夜，张氏得知一批清宫旧藏散出，其中包括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及董源《潇湘图》，在令人目眩的巨迹面前，他当下决定舍宅购画，不足者急致电友人代汇金条。该手卷为五代画家顾闳中奉南唐李后主之命暗访权臣韩熙载家中，以图代证其奢华无度的荒唐生活。在传世这件南宋摹本中，细致地描绘了宴会上弹丝吹竹、清歌艳舞、主客糅杂、调笑欢乐的热闹场面，又以精准的造型刻画了主人翁超脱不羁、沉郁寡欢的复杂性格。全图以屏风隔扇巧妙将空间分割成五个段落，在连环场景中描绘宴会的各种细节，加以斑斓色彩，着实令人目不暇接。无怪乎张大千收到至宝未久，便请篆刻名家顿立夫施印一方“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钤印其上。
《韩熙载夜宴图》的故事性很强，大千常向亲友展示说法，众人听得津津有味。然而它与《潇湘图》待在大风堂的时间都不长，大千避地香港急需周转时，它们曾入银行当抵押品，最后为了移民南美，大千只得忍痛割爱，以极低的价格让藏于陈仁涛，后归故宫博物院。
第二集，No.34
石涛《寄八大山人乞画大涤草堂图》札
局部，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

大千一生收藏石涛书画无数，曾有藏印“大千居士供养百石之一”，堪称石涛专家。在他收藏的石涛精品中，此札《寄八大山人乞画大涤草堂图》在美术史中占有关键位置。此札原是李瑞清旧藏，1920年清道人去世后归徒儿大千所有。张大千得此札，如获至宝，不但参得石涛书法真味，还能通过书风来判断作品真伪，甚至作伪本混人耳目。此件信札为石涛耳顺之年的本体行楷字，率意天真，可见石涛书由隶入楷，介于钟繇与倪瓒之间。该札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石涛写给同宗的八大山人朱耷求画，可佐证两人的交游，文中还提到石涛自己的身体状况等生平细节，并能据以推断出他的生年为1641年，更正以往年谱（《石涛上人年谱》）的错误之处。不过，由于大千曾戏作一本《寄八大山人乞画大涤草堂图》（日本永原氏藏本），造成不小的风波，直到1960年方闻发表论文论证真伪，石涛生年之争才大抵平息。
身后留下待解之谜
第四集，No.4
（传）董源《溪岸图》轴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1938年大千因抗战返乡，在桂林遇到徐悲鸿，徐氏不但雇船带他下阳朔游览风景，还让他欣赏一幅名为《水村图》的古画。大千见此图“惊奇不已……必欲携之入川”，原因是他发现破旧的绢素上竟有董源名款。此幅墨色笔法晦暗的隐居山水，便随大千入蜀，后经谢稚柳考证，改名为董源《溪岸图》。此图山石表现隐晦，层层烘托叠染，笔墨皴法几乎无迹可学，与点景人物屋宇、水纹勾勒之精细形成对比。画史载董源山水有两种风格，除了潇湘一脉以披麻皴表现“缓坡”，尚有一路绝涧危境、幽壑荒迥之“绝壁”，而《溪岸图》正属后者。
不过，由于《溪岸图》在明初入内府后便消失于收藏家视野之中，除1939年徐悲鸿在金农《风雨归舟图》边跋上提及与大千交换藏品之事，直到1956年《溪岸图》才在《大风堂名迹》第四集中正式亮相。此外，张大千收藏《溪岸图》近30年，但他对此幅的关注远不及《江堤晚景》，未有公开评论，才引发后来古原宏伸、高居翰等学者的怀疑。经过1999年的世纪大辩论及后续讨论，目前众人能接受无论《溪岸图》是否为董源画作，它都是中国绘画史上早期的一幅杰作，年代约为10世纪。
假想敌的杰作
第四集，No.31
董其昌《王维诗意图》轴
1621，私人收藏

董其昌是中国书画史上绕不开的书画与鉴赏大家，张大千自豪其鉴赏功力为五百年来无敌手假想敌就是董其昌。其实，张大千对传统用功之深，遍学古人，主要便是受董氏“集大成”思想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始，张大千就对董其昌下过一番功夫，不但熟读其画论，还认真临摹过董其昌的作品。大风堂藏《王维诗意图》为董其昌1621年成熟之作，全幅以渴笔线条皴擦树石，营造心目中的王维面貌。画上虽题王维《积雨辋川庄作》诗，却挪用了元代倪瓒的“一河两岸”式构图。王维在董其昌的“南北宗”论中有着重要的南宗始祖地位，董氏在早年创作中便锁定王维为目标，力图重现其风神。董氏此图用笔如针，惜墨如金，使画面充满洁净之感，而他将传世王维《江山雪霁》中的山形化圆为方，点画布置入元人山水中，亦是另辟蹊径，入古出新。
第四集，No.9
赵佶《竹禽图》
北宋，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张大千旅居各地，唯定期往返日本购买画具材料，也在此整理古画重装，在日本访得的名中，便有宋徽宗《竹禽图》。此卷流传有绪，南宋入高宗内府，元代经赵孟頫鉴藏，明初由晋王朱棡收藏，后归项元汴。宋徽宗雅好丹青艺事，尤擅花鸟，继承北宋崔白以来的写生风格，在朝培养许多画院能手，提倡一种典雅、充满诗意的新绘画风格。此幅描绘一双白腰文鸟驻足于崖石边的青竹梢上，顾盼回眸，含情脉脉。写意与工笔并陈，水墨与设色兼备，尤其以生漆点瞳，更添神采。画家不仅具备对自然观察入微、精密描绘物象的写生技巧，也实践了他所提倡的内在人文精神。张大千于花鸟画多粗笔写意，来自陈淳、八大一路之大写意风格，然而他并不偏废，时在精细入微处敷彩设色，显见对此亦有参悟。
其他未收之名作
王羲之《行穰帖》卷
局部，东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

张大千1957年在香港购得王羲之《行穰帖》。世传王书墨迹仅存摹本，久居深宫内府，一般人无缘得见。此《行穰帖》为清宫旧藏唐摹本，著录于《石渠宝笈》，内容为“足下行穰”15字残语。虽名气不如《兰亭序》，然而其草书笔画厚实，不显锋棱，有雄浑圆融之气；乾隆御题赞赏王字有“龙跳天门、虎卧凤阁”之姿，后段还有董其昌草书长跋数段，其中“此卷在处当有吉祥云覆之”一段，书来同样痛快淋漓。

张大千跋王羲之《行穰帖》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
大千收得该卷时，正受眼疾之苦于东京治疗，展玩之际稍解烦忧，赞叹之余还认出后跋中一段四行小行楷为清人孙承泽所书，便提笔考证论述，并书入藏原委。为表重视，大千特地委托京都便利堂印行限量珂罗本，分送同好。《行穰帖》曾在日本汉学家西川宁家中存放半年，西川氏于1963年在《书品》发表《新出の行穰帖》一文，此帖方渐为人所知。
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传》卷
局部，北宋，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黄庭坚书法对于大千书风的形成，有决定性影响。1919年，张大千在上海拜曾、李为师学习书法，初以《石门颂》《瘗鹤铭》等北碑书风为主，气势雄迈，清道人又推崇黄庭坚，自然成为门生学习的对象。张大千在吸收曾、李精髓后，又参山谷笔意，逐步形成自己一波三折的“大千体”。大风堂收藏的黄庭坚书法质量均佳，所收山谷书迹如《伏波神祠》《赠张大同》及《廉颇蔺相如传》，皆是大字精品，各有千秋；尤其《廉颇蔺相如传》，乃传世最长的山谷手卷，其狂草气势磅礴，充分表现出黄庭坚的个性与北宋书法尚意的人文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卷尾并无名款纪年，全凭大千于题签书“山谷老人草书蔺相如廉颇合传，大风堂长物”。如今，学界公认此卷为黄庭坚真迹，约书于绍圣二年（1095）。
文∣巫伊婷，台北人，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硕士
图∣本刊资料室
参考书目与延伸阅读
1.Marilyn & Shen Fu , Studies in Connoisseurship :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Arthur M.Sackler Collection in New York and Princeton ,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
2.大风堂编，《大风堂名迹》，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
3.黄天才，《张大千的后半生》，台北：羲之堂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
4.傅申，《不负古人告后人——大风堂的收藏》，《张大千的世界》，台北：羲之堂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第38—39页
5.傅申，《上昆仑寻河源：大千与董源——张大千仿古历程研究之一》，《张大千・溥心畬诗书画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94年，第67—122页
本文刊载于《典藏·古美术》2019年4月刊。原标题：《吾之精鉴，五百年间岂有第二人：大风堂收藏名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