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珮玲｜张大千与澳门蔡氏家族——蔡氏后人访谈记

“口述历史”研究方法即透过访谈，搜集历史未泯前的记录，这些共同记忆成为活证据，弥补了历史上的某些空白，可补充文献的不足。对历史研究者而言，搜集第一手史料，具有其重要性，何况口述历史的价值还在于保留了访问者与被访者之间的互动和情感交流。
 
拙著《澳门蔡氏家族源流说----口述历史（11）》一书，以口述历史访谈形式，为来自福建泉州、清朝时期已移居澳门的蔡氏家族成员进行了访谈，记录蔡氏家族在澳门的生活，见证了澳门的社会发展和变迁，其中也包括他们与画家张大千先生交往的访谈实录。
 
书中主要人物蔡克庭先生一生重视教育，曾开设澳门史上第一所英文学校，甚至在抗日战争时期，经济十分困难之际，仍然支持子女们继续升读大学及专科学校，接受良好教育。其次子昌銮入读南京金陵大学（该校为南京大学前身，为当时美国教会在南京创办规模最大的大学，农科更闻名于世，开中国四年制大学高等农业教育之先河）农科森林系。并在抗战时期，随校迁至四川。当年这位大学生在街上，遇见了似乎需要援助的画家张大千。在蔡昌銮主动提出帮忙下，两人由此结识，自此开启了两人终身的深厚情谊。
 
张大千曾先后两度暂居澳门，就是应蔡家的邀请，并予以盛情接待。他与蔡家的许多成员建立了友谊，并认识了当地的一些画家，对澳门这个地处岭南，极具欧风的小城留下了美好印象。上世纪50年代，蔡昌銮由于他所学的专业，而决定到巴西发展。或许由此引起张大千移居巴西之举，在这里，张大千兴建了八德园（摩诘山园），该园的设计布局，就是由蔡昌銮帮忙策划的。
 
有关张大千与澳门蔡家交往之事，多年以来曾屡被提及与转述，虽内容大致类似，但其中亦有不少讹误。而张大千与蔡家成员交往的许多细节，却鲜为人知。因此，本人作为蔡氏家族的一员，将张大千与蔡家成员的结缘，以及张大千的巴西故事透过口述历史访谈，作出一份访谈实录，並且将节选书中部分内容予“张大千研究”，或许对张大千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49年，张大千（右）与蔡克庭（左）合影于澳门蔡家大屋入口
 
蔡昌明：
1940年，二哥昌銮在四川成都金陵大学农科森林系毕业，加入国内中国茶叶公司任职茶艺师，后来，返澳门岭南中学任教。他在成都青城山认识了张大千，1949年国内政治形势紧张，张大千不想跟随大队撤去台湾，二哥昌銮便邀请他到澳门蔡家小住。9月重庆解放前夕，为了把大批画作带走，张大千冒险返成都，这是最后一班机，然而机位已满，最后，在张群的大力帮忙下，张大千和大批画作，才得以登机，于是这大批书画作品被带到香港，再带到澳门。当时，张大千并不认识澳门这个地方。

1949年，张大千（左三）、张心一（葆罗，左一）、蔡昌銮（右三）与友人合影于澳门

1949年，张大千与友人合影于澳门大三巴牌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家租客陆续离开，室内陈设恢复原貌。当张大千来到我家，一见之下，万分欢喜。家父招呼他住在楼下偏厅，这里有宽敞的大厅，一间卧室，还有光线充足的天井。时常见他在两张合并起来的八仙桌上写字作画，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将纸张铺在地上以扫把当笔完成作品，看来是为友人而写的招牌，这是我见过最大的一幅。他与儿子葆罗即心一，在我家住了三个月。

前排左起：蔡念梅、林宛祥、张大千、蔡克庭
后排左起：蔡昌桓、蔡昌銮、杨丽娟、贾葆雯、蔡超灵、蔡昌燿、蔡昌道、张心一（葆罗）合影于澳门

张大千（中）与蔡昌銮（左）及友人合影于澳门

自左起：蔡友梅、贾葆雯、蔡昌燿、蔡克庭、蔡玉梅、张大千、张心一（葆罗）、林宛祥合影于澳门蔡家大院
 
蔡美灵：
张大千是一个很有规律的人，例如规定每天的起床时间。我经常替他磨墨，他很喜欢叫我阿美，你过来啦。我便知道要磨墨了，当时年纪小，不懂得请他绘一幅画来留念。

约1950年代中，张大千（左）与蔡昌銮（右）在巴西
 
蔡昌道：
张大千的巴西故事与二哥昌銮很有关系，因为姑丈简鉴清（1895年出生于广东石湾，美国理海大学化工系毕业，1940年代曾任香港交通银行副经理，1967年曾任岭南学院校董）与南海纱厂老板唐星海(唐炳源)是好友，他们同往巴西投资农业，而二哥昌銮是农科森林系毕业，因此，姑丈建议他一起往巴西发展。

1950年代初，二哥昌銮抵达巴西，张大千其后抵步，他是因为二哥昌銮去巴西，因而引起他移居巴西的念头，整个八德园的布局由二哥昌銮策划，包括种植树木等等。

约1950年代中，张大千（左）与蔡昌銮（中）、徐雯波（右）在巴西

约1950年代中，张大千（左二）与蔡昌銮（左一）、徐雯波（右二）在巴西
 
某年，我到加拿大探望老同学，他的家里竟然有三、四十幅张大千画作。小时候，他经常来我家一起玩耍，当我们不在家时，他便问张大千老师要画，因为恐怕我不高兴，所以，从来没有提起。那些虽是随意之作，不过也很精彩。反而，因为纪小，我不敢问张大千要画呢。

1949年，张大千（右）与蔡昌燿（左）合影于澳门蔡家大屋

1949年，张大千绘《牡丹花》赠送给蔡昌明夫人谢学华作为旗袍料
 
张大千移居巴西后，为感谢我家曾招待过他，远从巴西托人送来十一幅画作分别送给我们十一个兄弟姐妹，至今我仍保存了扇面两幅。有一幅绘有花朵（牡丹花）的白绢衣料是张大千送给家母的，作为殓葬时穿着，没有签名，这衣料现由十家姐收藏。后来，张大千带着儿子葆罗，从巴西迁居美国加州风景优美的卡梅尔。1977年，从加州返台湾定居于摩耶精舍，一直生活到八十五岁，在台湾逝世。

1949年，蔡昌燿和张大千的第二只取名昌的灰乌猿
 
蔡小华：
今天，我在家父（蔡昌明）的家中找到在1949年至1951年间他在澳门为张大千与家人、友人所拍摄的珍贵照片。家父蔡昌明曾告诉过我，张大千钟爱黑（乌）猿的故事。
 
张大千一生爱猿的典故。据说在张大千出生之前，他的母亲梦见有一只黑猿来投胎。随后第二天，张大千就出生了，因此他觉得自己是乌猿转世，恰巧张大千的生肖也是属猿。张大千后来署名“张爰”，爰音猿。

1949年，张大千与取名清的乌猿合影照片赠与蔡昌燿
 
这张送给蔡昌燿的照片，拍摄了张大千和他钟爱的乌猿，乌猿名叫“清”。清是张大千和蔡克庭及林宛祥一起前往泰国时所买，然后带它回澳门。其后，张大千与友人再往泰国时又买了两只长臂猿，灰猿名叫“昌”，白猿名叫“雪”。三只长臂猿先后带到澳门蔡家大屋，并在花园黄皮树旁安装了笼子让它们居住。当张大千离开澳门时，便将它们一起带到香港去。

1949年，张大千记念1938年与蔡昌燿一起乘船前往四川题赠蔡昌燿留念
 
蔡念梅：
当家父蔡昌銮在重庆，还是单身的金陵大学学生时，有一天他在大街上，见到一个穿着中国传统长衫和留着长须的老人，满手挽着东西，看似很忙碌，而且伴随着一个中国女士和一个小孩，家父觉得他们好像碰到困难，于是过去问他是否需要帮忙？就是如此简单的相遇，两人由此建立了持续一生的友谊。
 
随着友谊增长，家父后来得知张大千和家母的四哥是小学同学，他们的祖先都来自四川，而且还是邻村关系。其实那时的张大千根本就不是老人，而是著名的中国画家。长胡须和中国传统长衫误导了家父。家父喜爱中国古董如瓷器、书画等。由于他善良平和的性格，使张大千视他为值得信赖的知己。从此，展开了一段君子之交。在四川最后一次会面之前，家父邀请张大千到访澳门蔡家。
 
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治发生了变化，在张大千移民到南美阿根廷期间，并准备往香港领出境证件时，决定到澳门探访已经搬回澳门居住的父母。

1949年2月，张大千照片赠与蔡昌銮留念
 
祖父蔡克庭欢迎张大千、太太徐雯波和儿子心一的到访。并让他们住在蔡家大屋楼下的两个房间，一个可供他们自行煮食的厨房。张大千热爱澳门，经常参观当地的名胜古迹，并欣赏澳门中西融汇的气氛。他在澳门停留了六个多月，然后前往香港参展。
 
张大千及家人到阿根廷之后，住了一段时间，但他无法获得永久居留权。于是在1953年，他前往探望当时住在摩基市（张大千译为“摩诘”）的蔡昌銮，并接受了关于移民巴西的建议。最初，张大千住在摩基市鲁桑塔纳，在家父协助下，他在距城市十八公里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可以定居的乡村。在那里，他建造了两间大屋，又聘请一位日本的园林专家来打理园艺，建造人工湖（五亭湖）、中式凉亭和进口的盆栽。张大千后来将此地命名为“八德园”。不幸的是，过了几年之后，当地市政府因为建造塔亚苏佩巴水库，八德园在征收后就被淹没了。我们在1955年3月9日抵达巴西至1957年底，一直和张大千住在摩基市。
 
1962年，当家父在转工时，为了要搬回圣保罗摩基市而买下位于八德园旁边的小农场。由于家父要终止工作，并需要清理桑塔纳的业务，他先将我们三姐妹送回摩基市开学，只有六岁的弟弟就留下来与父母稍后才一起回摩基市。
 
我们先在八德园的大屋里住了六个多月，直到父母回来。在这六个月里，我们和张大千一家共膳及生活，并在摩基市内上中学。平日我们要乘坐第一班早车到十八公里外的城市上课，中午又要回到八德园，然后我们和张家共进午膳和晚饭。
 
父母在六个月后才回来，然后搬入附近的农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我们要努力地挣钱，生活有起有落。友谊亦是一条双程路，就像祖父招呼张大千来我们澳门的家中小住一样，当我们需要帮助时，张大千也提供了我们居住之所，这就是源于真正的友谊。

1957年6月，张大千在巴西为蔡念梅作《梅花》
 
1958年初，当我们从摩基市搬到首都圣保罗市时，我曾请张大千在我的纪念册上写点东西留念。“纪念册”（葡萄牙语livro de recordacoes）在当时很流行，内有很多空白页让最好的朋友或重要的人写下纪念语句。
 
家父一直禁止我们向张大千索取画作或题字。家父解释张大千是一位艺术家，绘画和写作是他谋生的方式，除非他在特殊场合为了表达心意而送画给我们，否则我们永远不应该向他索取作品。但这次欢送会除外，很高兴我可以收到这一幅美丽的作品，而他还在纪念册上题诗。
 
家父直到1965年才找到新工作，在这两年期间，每天往访时而不用出国参加国际艺术展览的张大千，两人的早晚交谈有很多不同话题。尽管那时家父失业，但我肯定他们的倾谈有助他获得内心的平静，并在那黑暗时期带给他一些安慰。
 
家父最后一次见到张大千是他定居美国之前，他到访我们在圣保罗的家。家父亲自下厨为张大千夫妇烹调了特色晚餐，但那是一个甜苦兼有而难忘的夜晚。

1970年代，张大千（右二）与叶正烈（左一）、蔡念梅（左二）、徐雯波（右一）合影于加州蒙特雷卡梅尔
 
我和丈夫后来定居夏威夷，曾拜访过在加州蒙特雷的张大千夫妇，我们住在当地的旅馆并和张家一起晚膳。1976年4月，张大千夫妇从台湾返回美国在檀香山停留时，他在机场候机室跟七叔蔡昌桓、七婶司徒昱、我和女儿爱莲作最一次见面和交谈。
 
对全世界爱好中国绘画的人士来说，张大千无疑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大画家之一。但对我们来说，大千先生则是一位慷慨、善良和受人尊敬的“祖父”，而且我们之间拥有过一段难忘而又感恩的幸福时光。


本文节选自蔡珮玲编《澳门蔡氏家族源流说----口述历史（11）》澳门东亚大学公开学院同学会2020年12月版，本文略有改动与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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