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惊心动魄的一天——1949年12月9日

1949年12月9日，可能是张大千一生中最为难忘与惊心动魄的一天。但这一天在成都新津机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历来传说颇多，莫衷一是，可谓信者恒信，疑者恒疑。目前大致有下列几种说法。
 
谢家执笔的《张大千的世界》：
那时候，成都主要的街道路口都建立了木栅，飞机场又在新津，我知道情况紧急，如果没有官方的车子，可能连城都出不了。拜谢岳军先生出来，我就与他指定的那位官长谈妥，我说，情况紧急了，请原谅我先小人后君子。
我一定要他保证第二天早上派车子来送我去机场，他也坦白说，车子恐怕派不出来了，他答应用他自己的车子来送我出城。我也知道机位更不容易，虽然我是一大家人，但知趣识相些，只说我同一位太太带一个小女儿走，其余的都没办法带了。离乱年头的生离，何尝不就是死别！

那位先生倒真守信用，到时候，就派了他的车子来送我们出城，原以为到了机场，就可飞离险境；哪有如此简单的事啊，一看机场堆的都是行李，外加等了一大堆扶老携幼的人，我们倒是没带什么行李，大家注意的是一位点名的军官，叫到谁的名字，谁就可以上飞机了，人人都在想自己的名字，快被叫出来的那份急盼神情，真不好形容。
 
等了半天，我的名字被叫到了，还特别优待说，除了随身行李外，上面交代，特准我多带八十公斤的字画及用具。这必然是岳军先生的特别关照。其实我根本没有敢带多的行李，我太太抱着小女孩，我手拿着一卷画，那是我收藏中的一两件精品，除此而外什么都未带。我还记得与我们同机的是孙德操及严啸虎、王方舟等三位将军的家眷。
 

张大千口述、谢家孝执笔《张大千的世界》（台湾时报公司1982年版）
 
张大千以上的口述回忆中，说明他与徐雯波及三岁小女儿心沛（小名满妹，二夫人黄凝素所生）的三个飞机的机位（机票），是由张群（岳军）所办理，且由他手下的军官（一说是副官）用自己的车子送他们到新津机场。
 
张大千“没带什么行李”，而仅是“手拿着一卷画”，“根本没有敢带多的行李”。因为是张大千的亲口所述，遂成为了“信史”，后来被许多的张大千传记广为引述或演义。
 
黄天才著《五百年来一大千》：
 
大千匆匆回家去了一趟，立刻赶往成都军校去看他的老友张群，张群当时是“西南军政长官”，正随侍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先生住在军校里。大千要求张群为他设法安排逃难的交通工具，张群遂为他在撤退人员乘用的军机上找到三个座位，让他携带一位太太及一个孩子同行。大千特别提及他收藏的一些古书画名迹也得带走，张群又吩咐在机票上写明“特准携带行李八十公斤”。
 
大千回到家里，匆忙整理所收藏的精品书画，发觉超出张群所给他的行李重量太多，于是，大千再去请张群设法，张群表示撤退军机已不可能再多带了，只好分别托请蒋总裁的机要秘书曹圣芬及空军武官夏功权当作他们的行李，搭乘蒋总裁的专机运载。结果，曹、夏两人各为张大千带了一大包古书画从成都撤退到台湾。
 
一九七五年，先总统蒋公在台北逝世，张大千从美国赶回祭吊，在蒋公灵前，大千向新闻记者谈及当年从成都出走的经过，曾说幸得蒋公协助，他的古画珍藏能安全运出成都。大千说：“我能活到今天，还有饭吃，都是蒋公所赐，我永远怀念他老人家。”（见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台北《中央日报》）
 

黄天才著《五百年来一大千》（台湾羲之堂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版）
 
黄天才上述文字的事实来源，应该是出自张大千在1975年4月对《中央日报》记者的“口述”，与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中所述，有诸多矛盾与可疑之处。比如张大千当时所搭乘的飞机，究竟是航空公司的飞机，还是军用飞机？
 
另外，据说还有“一大包古书画”，是由蒋介石的专机运到台湾的，大千因此对蒋氏“永远怀念”。黄氏的这段文字以及《中央日报》所刊登的文章，后来也被研究者广为转述，且少有疑者。试想在当时极为严峻的局势之下，蒋氏的专机（12月13日飞离新津机场）岂能允许携带其他的私人物品？

 
陈国兴《国画大师张大千从大陆历劫脱险归来》（《张大千先生纪念册》）：
 
其时，我在国防部任中校参谋，奉命后撤。十二月六日深夜，经百余里急行军。抵达举世闻名之新津机场，眼见难民四方八面而来，人山人海，扶老携幼，个个狼狈不堪，都盼望搭机逃命。
 
此时新津机场，为空军第三军区戍守，司令为徐焕昇将军，空军之忙碌，史无前例，一面须支援前方作战，一面须不分昼夜，撤退中央政府大批人员及档案，至台湾及海南岛等地，当时中国及中央两航空公司叛变后，空运工具大减，机场内有几万人无法登记，秩序大乱，无以复加。
 
我们都遵守空军军区指导，顺序候机撤退，此时强风细雨，不断吹拂，倍增凄惨景象。难民们整日在饥渴中等候，眼见满载的飞机一架架飞走了，就轮不到自己上机。
 
大家正在苦挨煎熬之时，我发现后面排队中有长髯长者，同一位年轻女士，携带不少行李及长轴国画，我们交谈之下，才知道他是极负盛名的国画大师张爰公，不畏艰险，由台飞蓉，从峨眉山寺庙，抢运他寄存的国宝“敦煌画”，并接眷赴台。
 
使我对他肃然起敬，便决心全力帮助他，设法登记。数次前往空军军区交涉，并到军区警卫连叶连长处，取水给他及排队难友们喝，旋又觅取水果，分享大家。在万般困难下，总算协助爰公夫妇登机，并搬运行李、国画等上机舱，先我们凌空飞去台湾了。我们分手之际，彼此眼泪满眶，感慨万分。
 

《张大千先生纪念册》（《张大千先生纪念册》编辑委会编，台北故宫博物院1983年版）
 
陈国兴在文章中所叙述的当年新津机场混乱场面，应该是可信的。张大千当时随身“携带了不少的行李及长轴国画”，并在陈氏帮助下“搬运行李、国画等上机舱”。而《张大千的世界》中所说的“没带什么行李”，而仅是“手拿着一卷画”等语，疑似“选择性遗忘”。
 
陈氏在1968年（已任台湾大学军训主任），看到《徵信新闻》上连载的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中，有关新津机场的文章后，曾辗转写信给在巴西的张大千，取得联系后，大千特地画赠《松石幽居图》，以作纪念。1969年6月12日，陈氏又在台北国宾大饭店拜晤张大千夫妇。
 
杭立武《抢运张大千临绘敦煌壁画》：
 
三十八年十二月九日，我随行政院长阎锡山在成都新津机场乘最后一架飞机撤退来台。同机尚有政务委员陈立夫、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等人。记得那日，我赶到机场上机时，见阎锡山坐在一口箱子上，身体摇摇晃晃的，神情若有所思。
 
朱、陈两人对我说：“我们的生命全操在他坐的那两口箱子上。”原来，这两口箱子里装的全是黄金。重量超重，对飞行安全构成威胁。陈、朱两人认为我与阎百川的交情比较好，要我说服阎，不要带黄金走。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事。
 
阎携带这些黄金，并不是为了他个人，而是为了山西人的生活着想。我于是向陈、朱两位建议，劝阎放弃这些黄金，而由我与陈、朱三人签字保证，于抵达台北后，请蒋先生补偿他同额的黄金。陈、朱认为做不到。
 
飞机即将起飞，张大千乘张群的车子匆匆赶来机场，并带了七十八幅敦煌临绘壁画，请搭同机空运台湾。当时飞机载重已经饱和，驾驶员不答应再增重量，陈、朱两人对我说：“保存文物是你的责任，你还是叫阎锡山把黄金丢下去吧！”我遂临时决定以我私人的行李三件，换载张大千的画。

我对张大千说：“这三件行李中，有我全部的积蓄二十几两黄金（当时政府以黄金发放薪俸），我为你牺牲了二十几两黄金，到台北后，你的画要赠与政府。”张氏立表同意，当时写了张名片，作为赠送的证明。
 
这批壁画运到台北以后，第四日，张大千持张群的信函，要我把这七十几幅画借给他携至印度展览。我知道这是张要画的方法，但一想如能赴异邦展览，亦是宣扬国粹。
 
我遂答应张氏取回七十八幅画的请求。后来我才听说，这七十八幅画作中，有六幅是张大千私人收藏的古画，并不全然是敦煌临绘壁画。七十二幅敦煌临绘壁画，过了好几年后，张氏总算送交故宫保存陈列。
 

王萍访问、官曼莉记录《杭立武先生访问记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3年再版）
 
有人怀疑杭立武上述所言为杜撰，根本没有此事（即舍弃20多两黄金）。但从杭氏一生的从政经历以及人品操守来看，似无必要虚构故事而自我标榜。可知张大千当时随身携带了一批临摹的敦煌壁画及古画均带上了飞机。阎锡山的两箱黄金之事，后来由此被广为传说。
 
1968年张大千遵守承诺，将临摹敦煌壁画61幅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巨匠的剪影：张大千120岁纪念大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9年版），非杭立武所说的72幅。
 
除了上述的有关记述外，张大千还有一次与罗才荣（四川泸州人）的“摆龙门阵”，其中也谈到了为了携带古书画之事而去成都军校找张群，而且还偶遇“蒋总统”。但张群特批的“除随身应带行李重量外可超带八十公斤”，并未用上。
 
罗才荣《晨间闲话——和大千先生“摆龙门阵”》（《张大千先生纪念册》）：
我们正要开始谈话，总统走进房间来了，岳军先生马上向总统报告我的名字，总统沉默地点点头就出去了。看来很不愉快，我问岳军先生什么原因，岳军先生说：“四川军阀刘自乾、潘文华……他们要造反……”
 
岳军先生问我有什么事，我就告诉他，画抢运不走。岳军先生说：“你分一部分给夏武官功权，一部分给徐司令焕昇替你带到台湾吧！”当时岳军先生并没有说明我本人是不是也可带一部分。
 
到了飞机场，把乘机证拿出来看，才发现上面注明“奉谕张大千先生除随身应带行李重量外可超带八十公斤”。时间已经无法用上了。去飞机场是军校张校长座车送我去的。
 
这些古画和我的作品，在烽火中能够运来台湾，真是太不容易了，我深深以为绝不能由我个人私有，所以几年前，我全部捐赠故宫博物院了。捐了之后，我心灵上才算消失了一种隐藏的不安。
 

 
通过上述张大千的几次回忆，以及其他人的相关叙述，大致可以知道张大千1949年12月9日离开成都时的一些情况：11月底在台北中山北路的天主教会大楼举办《张大千国画展》（11月25日—29日）结束后，张大千随即乘军用飞机返回成都（日期不详），回家整理需要带走的一批临摹敦煌壁画以及收藏的古画，然后再找张群请求帮助，好不容易买到三张航空公司的机票。是否有张群特批“可超带八十公斤”行李之说，今已无法证实。
 
12月9日与徐雯波、小女儿心沛乘车（可能由张群提供）赶到成都新津机场，随身所携带的古画与临摹壁画，以及行李均带上了飞机（见陈国兴、杭立武回忆）。但是否另外还有“一大包古书画”，是由蒋介石的专机运往台湾，因尚未见其他的旁证，未敢想象悬揣，唯有存疑俟考。
 
来源 l 张大千研究
作者 l 万君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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