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的收藏生涯

郎静山镜头下的张大千
张大千(1899一1983年)，四川内江人，原名正权，后改名张爰。至于"大千"的号，是他最初修禅时逸琳法师为他所起法号，其后，就象高阳先生所说，这几个字越来越响亮，不但成为世界上第一流书画家，而且还是第一流的鉴赏家、收藏家。徐悲鸿先生极推崇他，每语人曰:“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也。”
大千先生的收藏兴趣是与学画同时产生的，收藏生涯不但使他开阔了眼界，更重要的是“挹彼精华，助我丹青”，是让古人在他的绘画的道路上助他一臂之力，他的其中一方收藏印文曰“不负古人告后人”道出了他收藏的目的。
他最早的书画收藏是在日本，1917年19岁的张大千东渡日本学习染织技术，但他从未断歇过自学绘画。在课闲时，极爱逛书肆、画店及裱画铺。不久，他即为日本“浮世绘”所吸引。“浮世绘”是日本描写民间生活的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兴起于德川时代，到了张大千留学日本时，已经衰微了。但那柔和流畅的线条，婀娜多姿的仕女造形，强烈地吸引着他。从这儿开始，他就收藏了许多此类的画。这种画风、色彩一直影响着他，特别是在他初期的仕女造形上。
1919年，21岁的张大千回到上海，投身到名学者、书法家曾熙、李瑞清门下学习书法、绘画。在课余，他信步城隍庙，此地是上海滩最热闹的地方之一，百物糜聚，自然在地摊上有许多古旧字画，真赝并存。但此时大千先生因为一切都仰仗家中供给，并无太多余钱供他花费。象四马路上书画店中有些古画，价钱极昂，并不是他当时的财力所能承受的。但在此地不然，小摊上字画极多，全凭眼光，碰巧了，花少许钱即能收到货真价实的东西，所以大千先生常来此寻觅藏品。当时大千先生寓居沪上法租界西门路西城里16号楼下，在他楼上居住着年长他几十岁的著名学人、画家黄宾虹老先生。虽然大千先生曾以假石涛瞒过了这位老画家的法眼，但这也是偶尔的事，论起真正的鉴藏，不能不推这位老先生独步了。就这样，当大千先生从市上购回古画后，即和黄老先生一起，谈论真伪，从画家的技法、布局，直至题款、钤印、纸张、墨色、颜料、装裱，一一考察。这一时期，他在黄老影响下，读了许多论及古画纸绢、题识、印记的书，为他后来的收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以大千先生的天纵之才，这段艰苦的日子也过得很快。画家都有斋名、室名，大千先生画室名为"大风堂"，这同他收藏字画有关。在1927年到1928年间，他从字画商中得到张风的画。张风，字大风，明朝人，他画路宽广，擅长人物、山水、花卉，亦工肖像、金石，兼长诗词，是个多面手。大千仰其名，故以张风的字为自己斋名，希望象他一样，凭着手中一枝笔，纵横画坛。
30年代初，大千先生常去北平，这对他来说是在打天下。因为在上海、苏州一带，大千声名甚响，画价亦高，但在当时的北平，国画高手云集，且是历朝古都，只有得到北平画坛承认，他才能有自己的地位。他不象石涛，一生偏居淮扬，王原祁只承认“大江以南，当以石涛为第一”。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平是个文化中心，琉璃厂的古旧字画正好充实他的大风堂，琉璃厂少数古玩商亦把大千先生当成他们佩服的画家之一。
他收购古画渠道颇多。有一次他曾亲到天津张园，向当时的废帝溥仪收购字画。溥仪出宫后因挥霍无度，在遇到经济困窘时，即靠出售以前从故宫偷运出来的法书字画过日子，由于是拿国宝换钱，故不敢大肆声张，知道的人也不多。但消息被张大千从朋友处所闻，他心想宫内珍藏，流传有序的古画岂可轻易作交臂之逝，于是扮成日本人，进入张园。张园中人只拿出清代四王之类山水画几张，虽有乾隆御题，内府藏印累累，但大千先生不太喜爱，终未成交。第二次去时。又经人周旋，张园方始拿出了赵孟頫《琅玕图》等几位元明名家之作，大千先生因一起购进力不能胜，故只选择了这幅赵孟頫的画。归来后俯临再三，又题跋，又钤藏印，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此际大千先生尽力求购古人墨宝，所得多为明清之作，特别是石涛八大之画，立轴、册页、手卷各各齐备。他在为《张岳军先生印治石涛通景屏序》中就谈到，当时他已拥有石涛写陶诗册、真书千字大人颂、宝掌和尚画像。现散见于各画册中，钤有大千先生收藏印记即有多幅:有《荒城怀古图轴》、《月夜泛舟图轴》、《设色山水图轴》、《玉华秋游图轴》、《蒲塘秋影图轴》、扇面《山水图》、《梅竹双清轴》，《瓶荷图轴》、《兰竹当风轴》、《采菊图》，以上皆为石涛的。在《八大山人书画集》中刊存有《竹石小鸟轴》、《荷花鸳鸯轴》、《鱼乐图轴》、《芍药图轴》、《荷花禽戏图卷》、清湘八大合作的《水仙图卷》、《花果鸟虫册》(共八开)、《书画合璧册》(共八开)、花鸟山水册(十开)、《书画合璧册》(八开)。
其它曾经大风堂藏而散见诸画册有:清代张洽《樽酒城南图》、明代张风《采菊图》、《山水图》、明代陈洪绶《炼丹图》、《花鸟册页》。散落于名画册遗珠即如此之多，可见当时大千先生收藏之富了。

1936年，大千先生迁居北平，住琉璃厂桐梓胡同2号，春夏间，住颐和园听鹂馆作画，此时大千先生的古字画已达几十箱。次年“七七"事变，日本人大举入侵，北平陷落，大千先生困居北平，拒绝接受伪职，并拒绝借出所藏明清字画办展览，表现出一个正直的画家、收藏家应有的气节。1938年他只身南归，所收藏24箱画，托付一位德国朋友海斯乐波代为收藏。稍后，通过关系运回上海卡德路李家，接着又辗转运送，终于运回四川老家。1943年，他命门生、子侄将这些书画的题材、尺寸、跋文等详细记录下来，编成《大风堂书画录》一书。这本书，是大千先生第一次将所藏书画整理编成的书目，他亲为序文，详叙路途困苦艰难情况。其中谈到，为了这些画，差点连命也搭上，幸而安全抵家，"吁其幸矣"，其下又发议论:“正情之所钟在我辈，然则与浮生聚散，宁有定所，则此患难之所共者，又不知得相保于何时”。果不出大千先生的浩叹，六年后，这批藏画除少数携走外，大部份亦成了过眼云烟。
1945年，八年抗战胜利了，大千先生重返北平，这时北平古画市场大为活跃，除了过去从王侯宅第散出外，又从长春散出了原故宫藏画。(故宫藏画被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形式窃出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还有许多唐宋元明之作不在清单之列，除了在天津卖了一部份供挥霍外，其余随后又偷运到长春。在伪满洲国垮台后，溥仪出逃，只带走小部份藏品，其余为伪国兵抢掠，售于各古玩铺，故古书画市场大为兴隆)。此杨仁恺先生所著《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上叙之甚详。
大千先生凭着他与琉璃厂良好的关系及他精到的目光，先后收得从长春散出的历代名画9卷:南唐董源《潇湘图》、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宋人《群马图》、《溪山无尽图》、元钱舜举《明妃上马图》、姚廷美《有余闲图》、周砥《铜官秋色图》、明沈石田临《铜官秋色图》、姚云东《杂画》六段。因一次收购如此多名作，不免力不从心，于是电告方介堪，请他转电其学生曹大铁云:"有急用，速寄1千万元至颐和园听鹂馆"。大铁先生遵嘱，售出黄金110两，电汇寄去。等到年底，大千先生束装南归，将其中5卷授于大铁先生，以作垫款。大铁先生推却再三，最后由北平著名鉴藏家张珩先生估值为黄金170两拜领。

董源《潇湘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董源的《潇湘图》，说起来名头赫赫。在宋时，米芾即对其大为倾倒，元时为文宗御府旧藏，前后又经董其昌、王觉斯跋文。清时又入内府，历代递藏有序，是件至真至精的杰迹。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与董源同时的顾闳中，他所画《韩熙载夜宴图》，为绢本重设色，画家以听乐、击鼓、歇息、清吹、送客五段情节来表现韩熙载奢靡的夜生活。在南唐历史上共有三人曾以此题材作画，一即顾闳中，二为顾大中，与闳中同籍，他所绘的是《韩熙载纵乐图》，三是周文矩，他亦奉旨去韩宅，窃绘成图。但顾大中与周文矩所作图久佚，故而此卷成为记录这一段历史的唯一画作，后人评其为传世稀有名迹。

董源《江堤晚景》 台北故宫博物馆藏
世传大千先生以500两黄金及明画20幅购董源《江堤晚景》，恐是传闻。一者，先生收入虽高而开支亦不小;二者，他交游广，信息灵;三者是他的精鉴，当时负有盛名。用他自已话讲:"一触纸墨，便别宋元。间抚签贉，即区真赝。意之所向，因以目随，神之所驱，宁以迹论"。可见他的自负了。再加上当时古画价格亦无如此之昂，即令有名的隋展子虔《游春图》，当时琉璃厂开价不过200两黄金，大家初闻时为之咋舌，一时无人问津，后被张伯驹买去。所以倘若大千先生以500两黄金之巨，去购此当时无名的《江堤晚景》，此是以财力胜，而不是以精鉴而负盛名了。那么，大千先生是如何以他精鉴的目光，花少量钱去购藏举世罕见的瑰宝呢?这就表现在他从东北货中收藏《溪风图》一事上，此卷杨仁恺先生评其为继传世的《溪山楼观图》、《烟岚水殿图》、《江山楼观图》三件真迹外又一瑰宝。此图上虽无如“翰林待诏燕文贵笔"、"待诏筠州筠□县主簿燕文贵"等款识，但总体观察，与谢稚柳先生所指"燕是温穆俊发，凝重多姿，写树好作屈曲之势，是从真实中所选择的新样，所以高益特别赞赏他的树石描写，景物千林百障，变化多端，使观者如身历其境"正相符合。大千先生从徐邦达先生手中转入此画时，仅花了12两黄金。而象《秋山萧寺图》，名款后添，画心绢素亦是南宋之物，就此图，当时琉璃厂伦池斋靳伯声以黄金80两售于玉池山房马巨川，而马又以高价转卖给香港竹淼笙。就此事可见大千先生的鉴赏水平了，人家是花高价钱仅买了个仿本，而大千先生以少值即得真迹。他在1947年9月居成都昭觉寺时，将此图拿出重新题跋“清宫旧藏宋人溪山无尽图卷，去年得于故都盖长春刼灰外物也。金、元以来题识甚夥，皆以为郭河阳笔，予细审之，乃燕文贵一家眷属……。"
至于董源的《江堤晚景》，最初是当作元画买入，以为是赵孟頫的儿子赵雍所画，与上文相对比，可想而知，此画在购进时是不会花巨款的。买入后，交裱画师重装后，觉得不象赵雍所画，又有些象巨然、董源的笔意，而不能最终确定。后来，他的女婿萧建初从故宫找到一通赵孟頫致鲜于枢的信札。信中所叙与画面内容相同，又赵氏为书画鉴赏专家，故定此画为董源所作。这一断定，大千先生喜不自禁，带了此画请当时西山逸士溥儒在绫上题了观款"大风堂供养南唐北苑副使董源画《江堤晚景》，无上至宝，丙戌上元，西山逸士溥儒敬题”。还请了著名收藏家、好反庞莱臣、叶恭绰、吴湖帆、谢稚柳等人题跋。
大千先生拥有董源的画，先后共有4幅之多。除了上述两幅外，另一幅为《溪出风雨》图亦是长春劫余外物，为《石渠宝笈》三编所著录，亦是真迹无上神品，是从琉璃厂古玩店中买入。第4幅董源画说来有趣，是大千先生同好友悲鸿请谢稚柳先生居间调换的。大千先生所换是清金农《风雨归舟图》，就金钱而论，相去何止千万，但两人交谊深厚，岂以钱论，名为交换，实则为悲鸿先生的成人之美，为他刚好凑成"四源"。明董其昌酷好北苑画迹，前后收得4本，以至于四源名其堂。大千先生晚于董太史好几百年，风雅不让古人，亦得四源，大千先生是"当不令董老专美于前也。"
1932年大千先生赴南岳写生后即赴粤重游广州，与黄君璧先生相遇，在黄先生的容安居画室中，正悬着一幅石涛的《梅石水仙》轴，整个画面用墨浑厚，且用小隶书款，墨色之佳，无出其右。而大千先生喜好石涛，自然不会轻易错过，当即恳请黄先生转让，君璧先生自是一诺无违。数月后，黄先生携此画赴沪拜访大千时即为相赠。而大千先生亦从画箧中捡出元人《虎溪三笑图》和一幅石溪上人山水画相交换。此种交换，双方获益，亦可算是"物遇明主了"。
在此阶段，大千先生不但收藏了许多古画，更收藏了许多古人墨迹。有:张即之《杜律二首》，赵孟坚《自书梅竹三诗》，再就是赵孟頫、张伯雨、周伯琦、李东阳、倪元璐等人墨迹。

大千先生在每收进一件名迹后，都抚临一遍。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一是学习，二是留个副本，万一急用而必须卖出真本时，手头尚留的副本，可以随时打开观赏。他所临过的画很多，有临《陈汝言罗浮山色图》、临《唐寅李白把酒问明月诗意图》、临《元钱舜举杨妃上马图》、临《黄鹤山樵淞风书舍图》、临《王蒙山馆午静图》，在诸多临本中，尤以临古十二帧赠津门范氏为佳，在当时引起轰动。
大千先生藏画丰富，一些珍品不但自己临，也让门生临，象赵孟頫《秋江垂钓图》、巨然《万出松壑》长卷，以及文徵明出水图和书法等都交学生临，向他们讲清古人笔法优劣所在，要他们努力继承前辈丰富经验。他对藏品虽然心爱却不秘藏，常说:"这些东西应当公之于众，让大家欣赏，才能不负古人的一番心意"。
他的藏品，有一些也是无私赠人的，以达到物遇知音，物尽其用的作用。如谢稚柳先生最初喜欢陈老莲的画，大千先生即从箧中将所藏的老莲册页一本，付稚柳先生临摹，终未要还。还有，台湾名书家台静农先生早年即喜倪元璐字体。倪氏明末殉国，世称忠臣，人们由于重其人品更推重他的字，而他的字留下不多，大千先生曾陆续藏有10幅之多，到晚年时，手中还留存一幅。他想起"三百五十年来写倪字的第一人"静农老友，至今未拥有一幅真迹，不免有憾"，于是豪情万丈，慨然捡出此幅倪氏真迹相赠，亦算是"宝剑遇英雄了"。

王羲之《行穰帖》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
在张大千所收的墨宝中，最为有名的要算是王羲之草书《行穰帖》。世传王羲之之书为古今法书第一，乾隆帝评其字为"龙跃天门，虎卧凤阙"，可见推崇的程度了。此幅《行穰帖》文为"足下行穰九人还示应决不大都当佳”共15字。流传至今的羲之墨宝，均为唐摹副本，此幅亦不例外。宋时入宣和内府，帖上钤有"宣和"等小玺，经历代递藏，清时又入内府，遍钤乾隆、嘉庆藏印，是“下真迹一等"的宝物。他另藏一件王羲之碑帖，为《曹娥碑》。这卷碑帖有唐人前后题名，前是崔护、崔寔、冯审、韩皋4人，后有杨汉公、王仲伦、薛包3人。明时为项墨林所有，清时为成亲王收藏，清末流入大千家中，为祖传宝物。
与这两幅字相对应的有两幅古画，隋时所绘，是敦煌藏宝洞的遗珠。台湾名作家高阳先生考证:此两幅一为"观世音菩萨像"，款书为"仁寿三年癸亥十一月，清信弟子成陀罗为阿媭造。"另一幅为"释迦牟尼像"，绘干炀帝大业五年己巳。在中国历史上，法书名画，珍本典籍最易毁坏。一则为本身所决定，纸绢寿命不过千年，千年后，即可能化去。再加上虫蛀，各种人为毁坏、兵燹。即有遗珠幸存，皆归御府、名家收藏，凡人哪能一见。而敦煌遗书佛画，因其地处偏僻，问世时间迟，才得以保存，虽历久而新。有人以为此两幅是大千在香港重价所得，又有人以为在北平所得，受馈赠或价购，或以书画互换，皆有可能。其实，应为大千在敦煌所得，敦煌遗书佛画，虽经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几次暗盗，余物解送北平，但在敦煌仍有遗留。民国3年(1914年)，斯坦因再到敦煌时，王道土复售卖5大箱，约600余卷，由此可见遗珠之多。大千先生因于敦煌收此两轴，还引起与敦煌学专家向达的矛盾。苏莹辉说:"向张不睦、肇因於此"，后来所谓张氏盗宝案，实由此产生。可见于旧时要保存古物，何其不易。这两卷画是大千先生真正的"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亲见他在营造摩耶精舍时，抱着此画，往返于现场和云河大厦。
大千先生曾为文说过"且物聚于所好，有聚必当有所散"。最早散失是1937年"八·一三"事件中，"往者寄居吴门，大半庋藏於此，寇陷江南，尽付劫遗"，此批藏于苏州网师园中的古书画成了"荆璧碎于吴门”了。第二次散失是在筹备去敦煌摹写壁画，因经费不足，不得已售出大量明清字画以供开支。第三次在1949年，大千先生匆匆去国，所携带物品有限，即令心血摹成的敦煌壁画亦只能够带去六、七十幅，所以画家喻此次散失为"隋珠散於蜀郡"。
大千先生匆匆出居国外时，情况颇为窘迫。1949年的中国画，仅在东南亚、日本、朝鲜一带有影响。除此以外，外国人是不大欣赏中国画的，他们将中国画列入水彩画范畴，而在欧洲最吃香的是油画，故大千先生再不能象在国内一样、动辄售千百大洋。加上当时二战刚过，各国忙于医治战争创伤，人民生活都十分艰难，饱暖尚且成问题，更无论这属于精神享受的画了。总之一句话，刚到域外的大千先生碰到了重重困难。
如果说大千先生在前半生，靠了书画收藏，对他的绘画事业起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作用，使他成为一个名画家;那么在他的后半生，就是靠了因收藏而锻炼出来的精鉴目光来安身立命了。
大千先生因客居印度一年半，久感不便，于是决定迁居南美。行程虽定，奈何阮囊羞涩，不得已，售出大风堂镇室之宝，分别为董源《潇湘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还有一帧宋人册页，经香港朋友高岭梅之手，售于大陆，共计值二万美金，始得束装而行。
到南美阿根廷，住其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的曼多洒城，所居之地取名"呢燕楼"，聊纪念因困难而失却的《韩熙载夜宴图》（古代六书中"燕"、"宴"通用)。
次年，大千先生复迁居巴西，修筑八德园。此阶段，又大举出让他的藏品，前后共得美金170余万，悉数投入花园修造中，象原先收藏的《行穰帖》，黄庭坚《赠张大同手卷》，等一批法书名画，俱散失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附属美术馆。另外象向著名画家王季迁借款，以书画作抵押，久而不能赎，即归王氏所有。
虽多经流失，但大风堂中仍存下一批极为珍贵画幅。在1954年居巴西时，将"行箧所携，益以旅途所获，自唐讫清，精加别择"。共编印了四册，名为《大风堂藏画》，在1978年曾为之重印，重版时序中明言"天府遗珍，世家故物，集吾寒斋，雄视宇内"。
大千先生对于所经手的名家杰迹，都加以认真对侍，他曾收藏过赵孟頫的《九歌图》，原前页缺《云中君》双开，由明人补入，冀成完璧。大千先生购藏后，恃意于裱边注明此图何时补入。又大千先生曾购范中立山水立轴，研究结果，改题刘道土之笔。大千先生曾收藏宋人《六马图》，研究结果，是唐人手笔，于是书跋:"此唐人笔，敦煌诸壁画可证。出传唐画显赫者，无如韩幹《照夜白》及《双骥图》，一为李后主题，一为道君题，皆不及此卷意态之雄且杰。乃清高宗既知千里款印俱伪，而犹以为千里，何耶?"大千先生就是这种态度，从考证古代作品真实性出发对待藏品。
有一次在画展之余去瑞士旅游，寓居客舍，有一古玩商持几轴画并一方古砚前来求售，前几幅画很平常，后一幅即不同，打开一看，丝绢差不多快成齑粉了，再一看，他都坐不住了，这原是一幅周文矩所绘《韩熙载夜宴图》，此图元初时，鉴赏家汤垕曾经寓目，其后几百年间一直消失无踪，细审之下，画心为唐绢，虽是长卷，但他以持有战(颤)笔绘出，人物线条较原藏顾闳中所画还要古朴一些。但大千先生此际身边所带钱不多，他请那古玩商宽以时日，但事不凑巧，最终也未能收藏，令大千先生叹息不巳。

大千先生一生收藏宏富，但不曾有计划将每件都著录成书，现将曾经出版藏品罗列如下:
最早著录的是《石涛和尚、八大山人山水精品》，1921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大风堂藏画》1928年，上诲大东书局印。
《大风堂原藏石涛和尚山水册》三册，第一册原为马氏小玲珑馆旧藏，尺寸为册中最大(高十八寸，宽十二寸)。第二册为秀水金兰坡旧藏，书画对题共20幅，此册高十寸、宽七寸。第三册共13页，引首石涛种松图，此册高十八寸，宽十一寸。
《大风堂书画目》，1944年成，从毕宏、文湖洲直到清人，其计194作品著录。
《大风堂名迹》，共四册，1955年日本东京出版，著录名家三十七、画三十八帧。
《清湘老人书画编年》一书，1977年香港东方艺术公司出版。此书是大千先生将所拥有、所过目的石涛画作，重加鉴别审定后编印出版的。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为画家所作书画编年。因为石涛对于张大千来说极为重要，他从石涛的画论和画迹中找到自己位置，并且将他发扬光大。陈定山评张大千是:"他从石涛起家，又把石涛一口吞入腹中捣个稀烂，吐得出来，化作唐宋元明千百家。"吴翰书先生认为大千先生的传世品，并非泼墨泼彩之类，仍以仿石涛山水最可能在艺术史上永垂不朽，尤其是某些仿石涛的山水，其功力远胜石涛。"
张大千的藏品在他身后，由家人整理好，全部列成目录，捐献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只计74件，其中隋时2件，唐代4件，南唐五代8件，宋代31件，元代9件，明清及无款计20件，宋绢及明清纸7件，清墨--盒，大风堂选毫四支，石砚一方，木雕观音像一座，奇石五块，总计94件。于1983年5月13日正式点交台北故宫博物院。至此，张大千一生的收藏生涯也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