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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一生漂泊海外有隐衷

张大千一生漂泊海外有隐衷

时间:2018-06-23 15:40:00 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

张大千一生漂泊海外有隐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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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与夫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名画家张大千羁留海外,为世人诟病。故园情浓,乡思无已,其实张大千自有一番隐衷。
    1948年12月,筹备已久的“张大千画展”在香港举行。张大千带着新娶的四夫人徐雯波去了香港。
  张大千夫妇在香港迎来1949年新年。翌年1月底,内地传来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当他听到古都完好,未受战火破坏,欣喜不已,佩服共产党的高明决策。
  2月底的一天,一位贵宾来到九龙亚皆老街张大千的临时寓所。来者是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寒暄后,何香凝说明来意。新政协即将在北平召开,她应邀出席。去北平时准备带一点礼物馈赠毛泽东。考虑再三,一般礼物都嫌俗套,只有带一幅大千先生的画最为珍贵,不知先生肯挥毫否?
  张大千听了慌忙离席一揖,忙道:“您就是大画家,却青睐大千,实在有愧。恭敬莫如从命。何况润之先生素为我所敬仰,正无由表达,只怕拙作有污法眼。”当下言定,3天后即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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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幅《荷花图》如约交卷。画为纸本。高132厘米,宽64.7厘米。画面茂荷两叶,白莲一朵掩映于荷影中,给人一种生机盎然、万象一新的印象。此画后经何香凝持往北平,亲手赠给毛泽东。毛泽东甚喜爱,悬挂于他的办公室中。原件现藏于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故居。
  相隔不久,全国文联与全国美协相继成立,文运昌盛,北平一片新气象。素来倚重张大千、誉他为“五百年来唯此一人”的徐悲鸿,托人带来他的亲笔信,邀张大千去北平工作。
  初接徐悲鸿来信,张大千欣喜万分。经深思熟虑,他又踌躇难定。北行之事就此搁置。 
    转眼到了9月,张大千曾接受印度方面的邀请去办画展。当年他在敦煌临摹时,就有心愿考察印度阿旃陀壁画与敦煌艺术的异同,有这样的机会自然不放弃。几个月来忙着作准备。临行时,他除了带着自己的作品外,还有中国古代名画,以及敦煌壁画56件(带走的仅为部分,尚有200余件留在家中)。离家这天,他神色忧郁地对家属及门徒说:“此次我出外展画,会像往常一样去去就归,只是对你们放心不下,四川的局势不稳呀!”儿子张心智以家中所剩敦煌壁画如何处置动问,他默然不语。张心智再问,他才说:“这200多幅当年我耗尽心血,来之不易。多次有人高价求购,我都拒绝。因为这是祖国的文化遗产,日后总要交给政府的。此去我万一真的回不来,你就把它交给当权的政府来保管,只要他们真心热爱艺术,重视祖国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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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在巴西八德园

  出川后,张大千没有直接去印度,在港澳暂留,又应友人之邀,10月间到台北举行画展,顺便游览台湾秀丽景色。
  多年的历史渊源,张大千与国民党的一些元老与上层人士都有往来,交情也非一般。如于右任、张群等。
  当时于右任已先到台北,张大千去拜访时,得知局势急转直下,四川也行将撤退。张大千忧心忡忡,深怕四川新旧交替,局势混乱。张大千坦言心事,很想接出眷属,只是插翅难飞。陈诚倒也爽快,立即打电话要空军派机送张大千速回成都。 
   张大千突然回到成都,事属意外,家人惊喜交集。原认为全家都可带走,然因机票发生难题。张大千找了当时还在成都的张群,虽立即安排机位,并交代派官车接送机场,但只有3张机票,同走的是四夫人徐雯波与一个小女儿,其余家属都留在成都。赴台湾当天,去机场途中,顺道到杨宛君(三夫人)处与众人洒泪相别,凄惶之状,难以言述。从此直到离世,他终未回到故乡。
  张大千飞抵台北后不久就到香港。1952年8月,他又从香港移居南美阿根廷。这离祖国更远了,家山情浓的他,怎会作出这一举措呢?
  是年2月底,张大千去阿根廷展画并游览,夫人留香港。4月间,得夫人家书并附徐雯波近照,他感慨万端。曾在一幅人物画的画跋上记有“故国春酣,此邦已是金风送爽。天南地北,离索何堪”等语。5月回到香港,就作出移居阿根廷的决定。 
   据大千先生自己所述移居海外的理由是:“远去异国,一来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应酬繁嚣,能于寂寞之乡,经营深思,多作几幅可以传世的画;再者,我可以将中国画介绍到西方,中国画的深奥,西方人极不易了解,而近年来偶有中国画的展览,多嫌浮浅,并不能给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震惊西方人的观感;另外,中国的历史名迹,书画墨宝,近几十年来流传海外者甚多,我若能因便访求,虽不一定能合浦珠还,至少我也可以看看,以收观摩之效。”(据台北资深记者谢家孝先生所述)于是,决定举家远迁南美!在海外的自由空间里,他的艺术创作不仅得到了最大的扩展和提升,其书画展还在二三十个国家巡回展出,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他将中国画介绍给国际社会,真正地弘扬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充分地成就了艺术家的自身价值,成为当代画坛上最具影响的国画大师之一,也是世界画坛上著名的艺术伟人之一。
  张大千居阿根廷期间,在成都的二夫人曾正容与儿子张心智,按照他离川时的嘱咐,把放在家中未带走的、当年临摹的125件敦煌壁画全部交给四川博物馆保存,完成了他的心愿。
   1953年,张大千从美国回阿根廷途中,在巴西停留访友。在圣保罗市附近,看到一块地方极像故乡成都平原,正准备出售,巴西又欢迎移民,圣保罗的华侨朋友又多,在朋友劝说下,他买下这块地,决定移居到这里。为纪念故土,他把圣保罗音译为“三巴”,四川古时分为巴县、巴东、巴西三郡之意;又将“牟吉”镇音译为“摩诘”。自己园称为“摩诘山园”,纪念我国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字摩诘)。不难看出他怀念祖国与故乡之心的深切。
  园落成之后,张大千全家即迁巴西,一住17年之久。在张大千身居巴西怀念故乡的同时,当时大陆处在50年代初期,文艺界的政治思想斗争接连不断,开始了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序幕。“批判武训传”开其端,接着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继其后,又有“反胡风”。这时虽然还未触及中国画界,但对张大千却有种种恶言恶语的议论和诽谤。高层曾多次商讨张大千的回归问题。据张大千的好友谢稚柳说,1950年代初,陈毅让谢稚柳写信劝他回来。书法家叶浅予回忆,周恩来多次让张大千回中国,一次是让他和徐悲鸿联名写信劝张大千回国,一次是张大千的家属杨宛君捐赠了张大千的一批敦煌壁画临摹稿,周恩来让文化部发了4万元奖金,要留2万元给张大千回来后用。除此之外,周恩来还让相关部门,择机动员张大千回国。
     1956年10月,北京画院在京成立。庆祝画院成立,美协副主席叶浅予与谢稚柳、于非、刘力上一起在“恩成居”吃饭。四人中除刘力上是张大千的门人,余三人都是大千的好友。谈起大千在海外,举座为之不欢。饭后,叶浅予建议于非以老友身份写篇《怀念张大千》的文章,后来安排发表在香港由共产党支持的一媒体上。文中谈到他们四人的聚会,谈到座中缺大千的不欢之态,临风怀想,希望他能回来参观。
     1959年春台北历史博物馆首次举办张大千国画展,于右任主持揭幕,张大千同年秋返台访友。此照摄于台北松山机场,左起为张维翰、于右任、张大千、张目寒、张群。
     新成立的北京画院,仅任命几位副院长,于非就是副院长之一,空缺着的院长位置等待张大千来补阙。所以友人们劝他回来。但不久“反右”就开始了,海外为之震惊,张大千由迟疑到最后断了回国的念头。叶浅予曾不无遗憾地说:“并不是张大千不想回来,而是我们的政策多变,政治运动不断,吓得他不敢回来。”有人接着问:“如果张大千当时回来了,结局会怎样?”叶浅予无奈地笑了笑,那就难说了,结局不妙是可以肯定的。即使他能躲过“反右”也躲不过“文革”。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不断,“土改”“肃反”“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反右倾”“社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些政治运动,张大千虽然不深明究竟,但是他的亲友、画界朋友在运动中遭受到了各种伤害。
     文革期间,当年劝说张大千回国的徐悲鸿却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特务。谢稚柳遭遇厄运,浩劫中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牛棚”。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叶浅予惨遭批斗,被关进秦城监狱,封闭达十年之久。在大陆几乎没有文化艺术家不被迫害的,就连早已作古的齐白石在文革中也惨遭到批判。文革中受迫害的部分自杀或死亡的177位著名文学艺术大师的名单,其中著名的美术家有:潘天寿、董希文、丰子恺等人。
     80年代初,张大千的夫人徐雯波拜马寿华为国画老师,行传统的三跪九拜大礼。马寿华本职为大法官,擅国画,自成一格,能让张大千的妻子跪拜为师,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而在艺术界的同行们遭受迫害、压制之时,张大千在海外游历20多年,一直到70年代,张大千先后在香港、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国等地居住,并游遍欧洲、北美、南美、亚洲日本,朝鲜等地的名胜古迹。
     所到之处,张大千写了大量的记游诗和写生稿,积累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加之其深厚的传统功底,揉入西欧绘画的色光关系,晚年的这段海外生活历经和探索,使得他的艺术获得更大的提升,发展出来一种山水画笔墨技法,形成泼墨、泼彩画风的独特标志。
     此时,张大千的画展在全世界二三十个国家巡回展出,几乎是一年一个国家,他足迹遍及欧、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着实有效地弘扬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作家谢家孝在《张大千的世界》中,记载了1956年中国商业代表团团长与张大千在酒宴上的一段对话。
团长:“上海一别,不知近况如何?”
     张大千:“国破家亡,亡命天涯,哪有什么好日子好过啊,欠了一身债!”
     团长:“欠了多少债?”
     张大千:“不多,二三十万美金!”
     团长:“人民政府可以代你还债,只要你肯答应回去。”
     张大千:“我张大千一生,自己的债自己了。想当年在敦煌,我也欠了几百条金子的债,人家说我发掘艺术有功,可以申请政府补助。我都不肯,我不管你说的是啥子政府。政府的钱是国家的,怎好拿国家的钱给私人还债?”
     几巡茅台之后,宾主都已醉醺醺,主人站起来说:“张先生,你究竟站在哪一边,今天最好表明态度。”
     张大千一拍桌子,站起来说:“我张大千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向来站在哪一边,就站在哪一边。”
  张大千去国远游,又是20多年过去了,已到了20世纪70年代。何处是家处处家,其实他是周游世界,他的画展曾在二三十个国家巡回展出,几乎是一年一个国家。足迹遍及欧、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着实地宣扬了中国文化。而他那挽袖挥毫、落笔拂须的神态,确也堪称一位表里相符的中国“文化大使”。
     1977年,张大千作画时,名摄影家郎静山帮忙拍摄大师的作画过程,聚精会神,搏得大师一笑。
   还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张大千周游世界各国,在有些国家又住得那么久(如在巴西),但他从未向居住国提出过入籍要求,他始终保持着华夏子民的身份。
   张大千住巴西“八德园”期间,虽园林宛如故乡山水,但他总觉得是寄身异域,心境不佳。他曾告诉台北报人谢家孝说:“巴西好地方,可惜太寂寞!”流露出海外游子的孤凄情绪。 
    张大千自1969年自巴西移居美国后,7年中频频去台湾、香港,以此稍解故园之念。他曾向友人坦言:“在国外我并不快乐,就像大海里浮动的木块,不知此身系于何处!”台北老友蔡孟坚到美国去看他,他又畅谈心事,说:“我住在美国这几年,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可是一回到台湾,即精神百倍,就没有这里不舒服那里不爽快的害病感觉,有人说我害的是‘思乡病’,我从来不否认!又有人说台湾太热,对我这个怕热不畏寒的人不适合,请问我们中国大陆气候,哪一省夏天不热?多是又湿又闷!我在台北过夏天,热季是较长,可是如今生活水准高,家家有冷气,我也感受不到热有什么威胁。”这番话显然是他想去台湾居住。
   “梁园虽好,决非久恋之家。”祖国大陆也一时回不得,终于决定去台湾定居。1976年1月下旬,张大千偕夫人徐雯波由美飞抵台北,正式申请移居。台北当局自然欢迎。他亲自选定台北双溪附近,一块荒废的养鹿场建造新居,取名“摩耶精舍”。房屋在建过程中,1977年5月1日,张大千就率全家离开美国前往台湾。当日到台北,老友张群等人到机场迎接。甫下飞机,他就对众人说:“我好想家乡哟!回到台北真好!”
    1978年8月,“摩耶精舍”落成,张大千一家喜迁新居。 
   1982年3月初,一位美籍人士从长江三峡入川访问后,到台北来访问大千,赠送了一份他渴望的珍贵礼物——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泥土,他热泪纷纷下,并把泥土供奉在先人灵位前。一勺水、一撮土,只要来自故乡,无不牵动张大千的心。80年代初,张大千已临人生大限。他已过了80高龄。这些年常有子女或子侄从大陆出来到香港或到美国,想到台湾拜见老父,可是不能如愿,只能用越洋电话互诉思恋之情,常使他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伤心欲碎。大陆也常传来一些老友过世的消息,如1982年4月,张伯驹的去世,他伤心不已。
     张大千的人生之旅,终于停止在1983年4月2日,终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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