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堂门人轶事
时间：2020-02-19 14:11:00 来源： 作者：
大风堂门人轶事
张大千和张善孖两人一生究竟收有多少名弟子，没有非常确切的数字。根据门人巢章甫、萧朴、陈从周三人在1948年10月所编的《大风堂同门录》，以及后来汪毅在2006年所编的《大风堂同门录》和《大风堂同门录(续)》，可知张氏兄弟从1925年到1983年共收有弟子一百二十八人。其中张善孖有十几位弟子。大风堂弟子之多(其中有女弟子四十名)，堪称现代画坛第一门派。
从上述的资料来看，最早拜门大风堂的是安徽歙县人吴子京，入门时间为1925年，第二人应该是江苏江都人胡若思(也可能是第一人)。最后一名弟子的拜门时间无法确定，从有关资料来看，似乎是湖南人匡仲英，时间为1972年，在台湾。而曾有人将1956年至1966年张大千在香港和巴西所收的四位弟子张师郑、孙家勤、沈洁、王旦旦，称之为“关门四弟子”，应该有误。
（图中右起孙家勤、王旦旦、张师郑、沈洁）
从已知的《大风堂同门录》来看，门人的身份与其他画坛门派有不同之处。其中有夫妇同门，如萧建初与张心瑞、刘力上与俞致贞、李方白与宋继美、唐鸿与冯璧池、张师郑与王旦旦;有父子同门的，如唐灏澜与唐鸿、王汉翘与王文卓;亦有张氏家族自己兄弟姐妹、子侄同门的;更有一家五姐妹同门的，如郁慕贞、郁慕洁、郁慕娟、郁慕云、郁慕莲。这样的“血缘”关系，看似巧合，实则说明了大风堂在当时画坛的名望，这为大风堂画派之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大千和张善孖的收徒仪式完全是传统式的。大致的程序是，首先是有介绍人或担保人。介绍人或担保人有些是朋友、画友、名人和收藏家等，也有的是自己的弟子。在正式收徒时需要有见证人，一般是有名望之人。老师端坐正堂之上，弟子行跪拜礼，然后送上拜师帖和拜师礼金。礼金的数目一般没有具体的规定，看各人的经济情况而定。老师接受帖子和礼金，再回送弟子礼物，一般是笔墨纸砚之类的文房用品或自己印行的画册。仪式结束之后有时可能会备设几桌酒宴请客，一般是弟子家人或介绍人操办。中国人历来有“天地君亲师”的道德伦理观念，所以拜师仪式是一件非常严肃和隆重的事情。有时老师会将此事记录在自己的日记、自编年谱或其他的诗文之中，以示衣钵传承之渊源。
我们不妨从当年何海霞拜张大千为师的仪式中去了解一下详情。何海霞当年在北平画坛初露才华，尤以临摹古人作品为人称誉。他想拜旅居北平的张大千为师，就托琉璃厂佩文斋裱画店老板张佩卿代为介绍。因张大千与之素有交往，并时来店中观画，张氏就叫何海霞将一幅《饷鸟图》悬挂于佩文斋内。此图曾发表于当时的《艺林月刊》，是一幅临古之作，笔力非常老到。果然，张大千见了之后，颇为赞许，并问了何海霞的情况。张佩卿趁机提出何想拜其为师的愿望。张大千当时并未允诺，只是表示愿意与何海霞面晤。
张大千收徒还有一件令人不可想象之事，那就是他可以委托“生平第一知己”李秋君代为收徒并举行拜师仪式。李秋君出身于当时上海滩富豪世家，李氏家族是著名的宁波“小港李家”，以河海航运起家致富。李秋君的几位哥哥虽是商场中人，却均喜欢书画，所以与张大千交往甚密，堪称是张大千早年重要的艺术“资助人”。张大千一直将李秋君视为“红颜知己”，情同兄妹，而李秋君为之终身未嫁。所以张大千有时不在上海，而又有人想拜入其门，张就全权委托李秋君决定收与不收，李秋君俨然是“师娘”和大风堂“二当家”。这在当时的书画界里也是一件绝无仅有的奇事。
张大千招收弟子是否有具体的标准?按常理，首先应该看是否有一定的绘画天赋和基础。但有时也并不尽然。张大千是一个非常善于交际和自我经营之人，所以他在收徒方面也会较多考虑自己的社会人脉关系，因此有时收弟子的标准也较为随意。比如女弟子叶名珮，出身富家，喜琴棋书画，尤其精擅古琴。曾拜苏州女画家顾青瑶学画，而顾与李秋君关系甚密。顾青瑶后来就推荐叶名珮拜张大千为师，经李秋君引见，张大千同意与其见面之后再定。张大千闻知叶擅古琴，亦不看她的画作，遂取出家藏古代名琴，命其演奏一曲。张大千听罢大喜，当即举行仪式收其为弟子。
一般而言，拜大风堂门下学画者，如果学画并非纯为谋生，实属陶冶性情，流连风雅，则张大千对弟子的入门标准就相对较低。反之则相对较高，主要是看此人的书画基础，或是否有此天赋和悟性，比如何海霞、胡若思、刘力上、俞致贞、田世光、曹大铁、巢章甫等人均属此例。有时也是为了营造一种轰动效应和扩大知名度，比如1945年冬在上海李秋君家中，同时收郁氏五姐妹为大风堂女弟子，时称为“五美拜师”，轰动一时，传为画坛盛事。
张大千究竟是如何教授或指导门下弟子学画的?我们知道，张大千交际广泛，应酬繁忙，云游四方，居无定所，而且还要创作大量的书画以此谋生，所以他不可能对所有的一百二十余位弟子的学画都予以一一辅导，亲历亲为。张大千常常采用同时教授数位弟子的上课方法，自己亲自作画，让弟子环立四周，看自己是如何构图、落笔、设色等，言传手教。或让弟子临摹古人，或自己创作作品，他再予以一一评点修改。能够有较长时间在张大千身边聆听教诲的弟子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的弟子都靠“自学”，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身”，所以有的弟子见师面授的次数屈指可数。其中也有一些弟子原先就已经拜他人为师，有一定的绘画素养和知名度，拜张大千为师只不过是想找个“名头”更大的老师来装饰自己，借大风堂的名号谋生而已。
张大千后来定居巴西，应酬和交际比往日顿减，过着相对平静而又闲散的生活。他在此期间曾收了四个弟子，并希望是传承衣钵的“关门弟子”，二男二女，他们分别是孙家勤、张师郑、王旦旦、沈洁。其中张师郑于1956年在香港就拜张大千为师，后来远赴巴西继续学画。这四个人先后在巴西“八德园”中跟随张大千三四年，而且都是居住在“八德园”中。此时张大千虽患有眼疾，但精力尚可，所以能够对四位弟子尽心指导，并且根据他们的不同特点，让他们或专学山水，或专学花卉，发掘各人的特长，因材施教。他们可以随意使用张大千画室中的特制纸张、颜料和名墨，临摹大风堂收藏的古人名迹，所以他们堪称是张大千晚年真正的“入室弟子”。可惜四人之中，或英年早逝，或天赋所限，或转业改行，不无遗憾。
张大千一生究竟创作有多少幅绘画作品，恐怕是永远也不会有确切的统计数字的。有研究者粗略估算大约在三万件左右。姑且认定这三万件左右的作品全是张大千的，那么其中是否有弟子代笔?或画为弟子所作，而题跋印鉴皆真的作品?
张大千在1925年左右所收的“开门弟子”胡若思(原名胡俨)，是一位书画商人之子。他的父亲是张大千作品的“代理商”，与张大千过从甚密。胡若思从小就受家庭环境熏陶，对绘画极具天赋和悟性，胡父在儿子九岁时就让他拜张大千为师。此时张大千画名未彰，仍在倾心临摹和仿作石涛、八大山人的作品。胡若思随师学画，深受熏习。数年之后临摹石涛作品几能乱真，尤擅石涛浅绛山水，笔墨风格神似张大千。有时张大千画债甚多，且有指明要石涛风格山水，难以应接，就让胡若思代笔，他再修润题跋钤印，当时竟无人知是弟子代笔，师徒“合作”。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张大千被日本人软禁在北平，无法脱身南下，且有谣传已经“遇难”。胡若思就在上海伪制张大千画作百幅，其中尤以石涛风格浅绛山水居多，并举办画展，名曰“张大千遗作展”。人皆不知其伪，亦难辨真假，遂抢购一空，因此引起上海大风堂其他弟子们的公愤。后张大千设计逃离北平，到上海之后，登报声明，将胡若思逐出“师门”，永不相认。笔者近年常在书画市场中，见到胡若思早年所作石涛风格的设色山水，笔墨之苍遒秀润，真令人叹为观止。
叶浅予曾有诗曰:“大风门下士，画迹遍寰中。”据不完全统计，遍布海内外的大风堂再传弟子多达三百八十余人，完全可以称之为“大风堂画派”，而且这个画派的影响力不是任何一个其他画派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而张大千正是这个画派的“精神领袖”和“开山宗师”。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大风堂画派”在中国当代画坛上的影响力至少还可以再持续一百年，甚至更为长远。
文章摘自：《百年艺林本事》 万君超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