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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北京书风·曾熙

民国时期的北京书风·曾熙

时间:2019-07-11 13:20:58 来源:艺术品期刊 作者:邹典飞

民国时期的北京书风·曾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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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熙像

曾熙(1861—1930),字子缉,号嗣元、俟园,晚号农髯,室名永建斋、游天戏海楼、心太平庵。湖南衡阳人。年甫弱冠中秀才,后投师船山书院邓辅纶门下。30岁中举,被湖南巡抚推荐至兵部任职。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曾随两江总督刘坤一督师出山海关。后受聘为石鼓、龙池等书院主讲,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进士,后升任兵部主事,兼任提学使、弼德院顾问。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创办湖南南路优级师范学堂,兼任湖南高等学堂(今湖南大学)监督。晚清实行新政后,任湖南省谘议局副议长,兼任教育会长。辛亥革命后,第二次当选湖南省副议长。不久即退出政坛,晚年移居上海,以鬻书画诗文为业。1930年病逝。
曾熙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诗人和书画家。纵观其一生,他早年参加科举,后活跃于政坛和教育界,中年以后移居上海。晚年尤以文辞书法闻名于世,其影响力波及大江南北,门人弟子遍布天下。通过《曾熙年谱长编》可知,曾熙早年与北京亦有过一些联系,这一时期正是他谋求科举仕进之时,此段经历对他的艺术有一定的影响,为其晚年饮誉海上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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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书八言联

清末民初书家成就突出者,大多都有参加科举的经历,如沈曾植、康有为、郑孝胥、陈宝琛、朱益藩等,他们早年均受过系统的馆阁体训练,之后取得功名,由于北京是金、元、明、清四朝都城,是儒家学子出仕的最终实现地,科举中最高级别的会试、殿试基本上在这里举行,故此北京是当时科举时代的中枢。大量文化精英均在北京完成了最后的仕进,有的定居于此,有的则因在朝为官而寓居京城,这段经历对他们影响至深。民国时期,他们因曾是昔日帝制时代的脊梁,又是社会精英,加之书法基本功过硬,故而书法作品成为世人追捧的对象。曾熙亦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以士人身份在旧京寓居有年,于此地广交天下名士,购藏碑帖金石资料。北京浓郁的文化氛围对他形成了重要的影响,加之他对金石书法一直颇有兴趣,可谓故都的文化熔铸了曾熙书法绘画的博大和浩瀚,为他中年之后名震海上,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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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楷书札

清光绪十八年(1892),曾熙赴京参加会试,他在《跋徐渭仁藏〈石鼓文〉》中记“壬辰入都,游国学,观《石鼓》,不但文字之古,即石之璞厚天随,亦浑然三代之风,摩挲竟日,偃坐古柏下,爱不欲去。归即从厂肆遍搜旧拓,不能得……”。此时期,曾熙在京城遍访古迹,搜集碑帖善本,令其眼界大开,对书法有了新的认识。清光绪二十年1894),曾熙与李瑞清再次赴京,因仰慕明朝名臣杨椒山之为人,二人同住于宣武门外松筠庵(达智桥胡同杨氏故居)。此时期曾熙与李瑞清朝夕相处,切磋书艺。1916年,曾熙在自临《黄庭经》题跋中记“犹忆甲子之岁,与阿梅寓京师松筠庵,得此《黄庭》并水前拓本《鹤铭》、周器拓片十数种,遂大乐不已。乘车出前门,纵观郊外,竟日始归”。1916年,上海各大报纸曾刊有《海上又来一书家》“衡阳曾季子先生名熙,湘学士所称子缉先生是也,自号农髯,昔年官京师,与清道人同学书,书名满都下……”。可见清末曾李二人即在旧京因擅书而闻名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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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智桥胡同12号(松筠庵)

清光绪二十一年,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前夕,湖南举人率先响应,上书请拒和议。曾熙慷慨陈词,直声直冲霄汉,一时间十八省举人大会于北京松筠庵,拉开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的序幕。寓居京城期间,曾熙广交天下名士,此时与他交往密切的有丁立钧、郑孝胥、杨仁山、欧阳君重、杨度、夏午诒等。此外,曾熙的湖南籍身份也为他赢得了些许优势。清末至民国,湖南人在京城居官者甚多,且势力很大,其中不乏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如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中之曾国藩、左宗棠。在朝为官的名臣更是如车载斗量,如陶澍、郭嵩焘、彭玉麟、刘坤一、何绍基、陈宝箴、谭钟麟、瞿鸿禨等。湖南士人在京城中的地位一直不低。因此,曾熙得以与寓居旧京名流广泛交往,并得到同乡的照应,建立起自己的朋友圈。居闲时,他们一起吟诗作赋、品书论画。对于此段经历,移居上海后的曾熙亦津津乐道于他的诗文之中。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变爆发,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曾熙为躲避战乱,全家返乡,不幸路遇劫匪,所藏宋拓残本《瘗鹤铭》被劫去,为此他抱憾终生。此后,曾熙辗转居于湖南衡阳、龙阳、长沙等地。清光绪二十九年,他由河南开封赴京准备参加殿试,曾居于保安寺街,还拜访了沈曾植、夏午诒等友人,其间得以结识同乡齐白石,曾向齐索要画册和印章。二人一度交往甚密,多有书法篆刻互赠之事。清宣统三年(1911),曾熙因公务再次赴京,与友人李瑞清、谭延闿、吴剑秋、夏午诒、杨度等相聚,并多次游琉璃厂,还在京城得明宋克藏《定武兰亭肥本》《石门铭》(“此”字不损本)等。曾熙此段经历与北京颇有渊源。

故此,笔者认为曾熙书法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与北京有着些许联系。此种风格后来由其弟子张大千再次传入北京,逐渐融入旧京书风之中,成为其中的重要风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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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草五言联

关于曾熙的书法,如今学者们研究颇为深入,笔者在此浅谈己见,略作分析。目前比较权威的说法,时李瑞清为曾熙作《衡阳曾子缉鬻书直例引》:“衡阳曾季子,名熙,湘学士所称子缉先生者也。美须髯,晚自号农髯,长于余六岁,昔年同官京师,同学书。余喜学鼎彝、汉中石门诸刻,《刘平国》《裴岑》《张迁》《礼器》《郑道昭》《爨龙颜》之属,自号北宗;季子则学《石鼓文》《夏承》《华山》《史晨》、太傅、右军、大令,尤好《鹤铭》《般若》,自号南宗以相敌……”此评价出自曾熙挚友李瑞清之手,可谓评审精当。

对于书法,曾熙早年应举业,肯定是练过馆阁体的,但取法何体目前不可确知。他接触篆书亦很早,1929年,曾熙在题黄晓汀为许冠群绘《剑鸣庐校碑图》中记“予少喜学剑,与子同一痴。弃剑而学书,篆分日委蛇。及今四十载,苦乐且忘疲”。虽不知其篆书最初师法如何,但可知曾熙很早即接触篆书。清光绪十八年,曾熙赴京参加会试,在国子监见到了石鼓文,大为震动,之后即迷恋于此。两年后,他在京城得到了《黄庭经》《瘗鹤铭》及周器拓片十数种,可见曾熙青年时即关注这些金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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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书八言联

对于篆书,尤其是石鼓文学习,曾熙颇有心得,也有自己的看法。1920年,他在书写《石鼓文》联时题“集石鼓文字,此石谨严,学者易病局促……因以周金器参写之,庶失之扁削与笨滞者,得资补捄焉……”。可见曾熙对《石鼓文》的学习具有自己的认识,他不盲目采用清末金石家的方法直接摹写,而是旁采“周金器参写之”。随后曾熙还临习过《毛公鼎》《散氏盘》《颂鼎》《盂鼎》《虎敦》等。他主张“求篆必于金,求分必于石”。总体上看,曾熙作书还是以圆笔为主,以圆融方,将碑派的刚劲雄强融于圆笔之中,通过临习三代金石文字重新熔铸,他曾言,作《散氏盘》“毁圆为方”,但确实与李瑞清之“方笔”不同。笔者认为曾熙作书以圆笔为主,因他深谙帖学书法靡弱之成因,故而以圆化方,亦符合其与李瑞清“北宗”颉颃之“南宗”盛名。

对于隶书,曾熙主张先习篆,次习分,学分必先求于石(“求分必于石”)。目前可见曾熙最早的隶书作品为其所书“亚元”匾额,此件作品有着明显师法乡贤何绍基的痕迹。曾熙十分推崇何绍基的书法。何是清代碑派书家中集大成者,尤工于隶书,他早年标榜颜真卿,在颜书基础上广泛涉猎宋苏东坡、黄庭坚,清刘墉诸家,同时取法碑派书家邓石如书法及北魏《张黑女墓志》《瘗鹤铭》等。何绍基作书并非完全照搬前人之成法,也未刻意追摹某家某派,而是以临古入手,上溯秦汉,且临池之功甚深,能“日课五百字”,也正是基于何绍基的勤奋和努力,故能很好地从所学中体悟出独特的笔法,成就了其卓绝的书法面貌。曾熙推崇何绍基书法,并非徒取其形貌,而是以取法《夏承碑》《西岳华山庙碑》二碑为主,《夏承碑》书体形模怪谲,具有明显的装饰性,于隶法中存篆籀遗意。《西岳华山庙碑》用笔挺拔,极具奇崛之气。康有为认为曾熙“农髯于道州为同乡,其八分亦可继美,而其最得力者在《华山》《夏承》,皆圆笔也。由圆笔以下穷南碑,故其行楷各体皆逸。体峻者见气骨,体逸者见性情,所谓阴阳刚柔各有其妙者也”。康有为的眼光独特,洞察力深邃,对曾书所评精详。除《夏承碑》《西岳华山庙碑》外,曾氏还临习《曹全碑》《封龙山颂》《石门颂》等。曾熙隶书以篆书为根本,于篆法求之,加以熔铸《夏承碑》《西岳华山庙碑》,他深谙“非究于篆,无由得隶”之理,故破方为圆,以柔制刚,所作隶书可谓苍劲雄浑,霸气内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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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轴

曾熙亦能书章草,但据称不轻易为人作。他认为“草书有章草、狂草之分。狂草自右军、大令以来,习者颇多。然非软媚如乡愿,即险怪如符箓。不如章草源出分书,多存古意,且习此者,尚不多见也”。故而曾熙主张作章草结合隶书。但他作章草亦不主张直接临摹汉人,而是兼取明人宋克之章草草法,通过研习宋克进而师法前贤。因此曾熙的章草书法古奥深邃,有学者的渊雅,兼得明人之风姿。曾熙楷书亦很有特点,为篆隶化的楷书。他早年习馆阁体,后因见《泰山经石峪金刚经》,颇受震撼。《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传为北齐人所书,字体以隶书为主,兼具楷、篆笔意,结体宏阔自然,极富变化,碑学家杨守敬在其《学书迩言》中有“擘窠大字,此为极则”之美誉。1916年,曾熙在跋《清道人藏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墨拓》中记“此经纯守隶法,故质朴而平厚,渊懿类《郙阁颂》而宽舒有度,动荡师《夏承》而操纵独密”。他对此碑极为推崇,认为作者运用了汉蔡邕笔法。居京期间,曾熙还先后得《黄庭经》《瘗鹤铭》,并加以临习,此二碑看似殊途,他却将二者以圆笔驾驭,故而其弟子马宗霍记“先生临《黄庭经》,其神安雅,其度冲融,遂觉山阴流风,去人非远”“先生小真书,愈小愈妙,其分布与大书无殊。盖从《鹤铭》《般若》解脱,独得圣证者,使刘文清见之,当窅然丧其所有”。除此诸碑外,曾熙还笃好《张黑女墓志》,但非如何绍基临习《张黑女墓志》时求“异常肖似,顾自运之迹,竟无复黑女面目”。曾熙则以篆书、隶书笔法临习此志,以圆笔为主,非仅求其貌似,而是从形神入手,结合篆隶笔法,故可谓得此志之三昧。此外,曾熙还兼取唐碑及时贤翁同龢书法,博采众长,不限于某家某派,故所作楷书为篆隶楷融合之作,真正实现了碑帖结合,打通了南帖北碑之间的鸿沟。

曾熙的行书最初还是以帖学为宗,取法王羲之,后借鉴何绍基,他的学习方式与何氏是同途的,何绍基对于碑派书法极为推重,但帖学功力亦不能小觑。何氏标榜王羲之及颜真卿《争座位帖》,曾熙则是通过学习何绍基书法得到启发。他的碑学视野较何更为宽广,故而于篆、隶、楷三体之中汲取所需,完成了对帖学书法的改良。曾熙并未因尊碑而抑帖,他与友人李瑞清同样重视帖学。曾熙对于帖学书法临摹功力精深,虽其后广泛涉猎碑法,但行书既有碑派的雄浑,又兼得帖学之流畅,乃碑帖融合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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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马宗霍行楷书札

总之,曾熙是中国近现代书法史上集碑帖于一体的宗师级人物。他的书法外柔而内刚,糅合碑版之雄强与帖学之风姿,取碑中圆笔之《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夏承碑》《西岳华山庙碑》《张黑女墓志》等,上溯先秦金石(《石鼓文》、周器等),从三代吉金中得篆籀之遗意,博涉明清诸贤书法之长,以浩瀚之势和容纳百川的雄心,完成了自身书风的蜕变,奠定了其碑派宗师的地位。

最后还需提及曾熙弟子张大千,他在1919年拜曾熙和李瑞清为师。在曾、李二师的指导之下,张氏基本上奉行了其师之书学传统,并进行了适合本人审美取向的创新与发展。随着张大千的入京,他将曾李书风进一步北传,成为北京书坛中的重要风格之一。

注释:
1.王中秀、曾迎三《曾熙年谱长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年。
2.《跋徐渭仁藏〈石鼓文〉》,王中秀、曾迎三《曾熙年谱长编》,26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年。
3.《丙辰秋七月自题临〈黄庭经〉》,王中秀、曾迎三《曾熙年谱长编》,31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年。
4.《海上又来一书家》,王中秀、曾迎三《曾熙年谱长编》,241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年。
5.齐白石《癸卯日记》:“十八日⋯⋯灯下嗣元来谈,并索画册及篆刊。”王中秀、曾迎三《曾熙年谱长编》,72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年。
6.李瑞清《衡阳曾子缉鬻书直例引》,王中秀、曾迎三《曾熙年谱长编》,209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年。
7.题《剑鸣庐校碑图》,王中秀、曾迎三《曾熙年谱长编》,740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年。
8.《自书篆书五言联》,王中秀、曾迎三《曾熙年谱长编》,359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年。
9.曾熙《游天戏海室雅言》,崔尔平选编点校《明清书论集》,1456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
10.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记事》,245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11.曾熙《游天戏海室雅言》,崔尔平选编点校《明清书论集》,1458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
12.跋《清道人藏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墨拓》,王中秀、曾迎三《曾熙年谱长编》,227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年。
13.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记事》,246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14.同13。
15.启功著,赵仁珪注释《论书绝句》,1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本文作者为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京派书法研究会副会长)
责编/王可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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