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善孖
张大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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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君”张之先丨深谈系列

“深圳君”张之先丨深谈系列

时间:2021-11-08 10:34:47 来源:邻家社区网 庠序邻家 作者:

“深圳君”张之先丨深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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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1946年,祖籍四川内江,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之侄孙。
 
1991年(46岁)在深圳创业,开办深圳八仙楼酒家、深圳艺术家画廊,广交艺术界朋友。
 
由于条件限制,50岁前在艺术上无有所为,1994年起涉足摄影艺术,对人物肖像及荷花摄影情有独钟,近年来为文化界人士拍摄肖像千余幅,摄影荷花万余帧。
 
“美髯公”张大千,二十世纪中国画坛高古绝妙之人。他与二哥张善子昆仲开创“大风堂派”,其泼墨之法,堪称传奇。而张大千之成为张大千,不可不谓深得益于张善子。坊间所谓“没有张善子,就没有张大千”,盖非虚言。二哥善子偕八弟大千,东游扶桑,西归沪上,以仕宦人脉,交艺苑名流,譬若陈散原、傅增湘、黄宾虹、齐白石、柳亚子、叶恭绰、谢玉岑、郎静山等前辈师长,皆藉由张善子引荐予张大千。正是在张善子的客厅里,张大千方得以崭露头角。
 
“客厅”,西人谓之“沙龙”。名家之沙龙与客厅,实为潮流之风向、文化之渊薮。陈子善先生说:中国现代“客厅”文化现象,最有名者莫过于北平的“梁家客厅”(主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上海的“曾家客厅”(主人曾孟朴、曾虚白父子)、“邵家客厅”(主人邵洵美)。香港宋以朗先生追述祖父宋春舫与蔡元培、徐志摩等人的交往,梳理父亲宋淇与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等人的关系,详细叙述自己1952年在香港认识张爱玲,直到张爱玲去世后为其整理出版遗作等文化细节,三代人成就一本《宋家客厅》。而张善子、张大千昆仲的“张家客厅”,历经三代,亦在深圳有传焉。
 
张善子、张大千之侄孙,张之先先生,在深圳开办八仙楼,虚席以迎文化人,雨露兼济艺术家,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数以百计的文艺名家,留影八仙楼。八仙楼之谓“文化之云台”“艺术之凌烟阁”,无不可也;张先生之谓“文艺界之孟尝君”“文化荒漠之及时雨”,亦无不可也。深圳改开之际,处中国文化堰塞湖之大决口,往来深圳之文化者流,汲汲皇皇如过江之鲫,奔走无栖息之地,往来乏庇护之所。张先生之八仙楼,汇聚文化同侪,嘘寒问暖,济之以酒,援之以手,深圳文化之荒野,由是渐见其绿意。彼时间,深派文化之台面,实在有赖于张先生辈之撑持与张罗。
 
之先先生之于深圳文艺家,参差可比张善子之于张大千;而之先先生以其自身艺术之成就,亦参差堪称深圳之张大千。季羡林先生曾序评:之先摄荷“已臻化境”。今观之先先生之残荷,非唯有大风堂韵,亦且有君子远风,意境更见深邃。生逢变乱,家学不继,之先先生以打铁之身、掌勺之手,何以揿按快门,遂成摄影之大家?言谈举止,垂成士人之懿范?其奥秘何在?之先先生曾经这样告诉北大学子:做人!做一个真正大写的人。学会做人,当工人会出好产品;当农民可出好庄稼;当科学家可造福人类。细访之先先生,知其言之不虚。
 
噫!读书做人君子之道,不传也久矣。深圳之有之先先生,深圳之幸也;之先先生之来深圳,先生之道可传也。深派人物访谈,借宋范文正公歌汉严光先生句,致敬张之先先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注:张之先先生厨艺甚佳,“大千菜”师自其姑妈,但之先先生在八仙楼并不主厨。
 
我的家族太大了,祖父是张大千先生的三哥。我祖父母结婚早,子女多。老家在内江,但我家这一支已经离开老家好多年。
 
我父亲是复旦大学的,读财经,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们的证婚人是于右任。父亲“讷于言”,不太多说话,除非喝了酒后。他见识不少,曾在大千先生身边管财务,也在北京当了一段时间的公务员,还当过大剧院的经理。1947年,我们住在颐和园,因为大千先生在那住了一段时间。我那会儿一岁,大我四岁的姐姐就牵着我,经常走过颐和园的长廊去打牛奶,但我没记忆,我姐姐记得。
 
1949年,我的父母俩商量决定还是留下来拥护新政权。我父亲在部队当文化教员,母亲在重庆茶叶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就分配到贵州推广茶叶。当时贵州很“乱”,母亲也参加了“清匪反霸”土地改革这些事儿。
 
我的母亲是无锡人,虽然不是大户人家,但见的世面不少,很有主见,非常顽强、倔强。从贵州调回重庆时,因为没有对口工作,母亲就在肥料厂当化验员。本来化验要讲规矩,但遇到“打擂比武”的大语境,大家都吹大炮,有的说今天我要生产五百,那个说要生产八百,还有的说要生产一千、生产两千。怎么生产嘛,那就把石头磨成粉,把磷酸倒进粉里搅拌,生产出磷肥。母亲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要饿死人的。就这样遭到了批判,被弄到农场去,回来后调去车间劳动。她也不怕,就去车间。
 
果然,1960年闹大饥荒了。母亲一气之下要回老家江苏。这时候,贵州的朋友来信,邀请她回贵州看看。母亲就答应了,一看,哎呀不得了啊,人家包产到户,家家有饭吃。那会的包产到户是悄悄的,还没有大张旗鼓。回来后就带我两个妹妹去贵州当农民了,我和父亲留在了重庆。我毕业后还没有工作时,也想去当农民,父亲不同意。
 
她们到贵州安顺九溪村,两个女儿学农业,母亲会打毛线,就给农民做针织,头巾、帽子这类。还做什么呢?她看见那里的人很落后、迷信,很多孩子生下来就死了,死亡率很高,因为他们不懂消毒。母亲就说,这样不行。她就跟我的姑妈,也就是张善孖的大女儿,学接生,姑妈在重庆当妇产科医生。母亲学会后,接生了村子里三百多个孩子,没有出一个意外。
 
文化大革命来了,麻烦了,说你是张大千的侄媳妇,跑到农村来干什么,肯定有问题,查。在那个历史年代,这一查不得了,就要批判她。她跟人家吵,说,我来这做了那么多好事,为大家服务这么多,你凭什么说我有问题?对方见她不服,就把她抓起来,游街。批斗大会上,她不肯低头,被抓住头发往墙上撞。最后没办法,被送进监狱中。她就一直叫冤枉。那看守的说,你别叫了好不好,我知道你冤枉,又不是我把你抓进来的,你到我这儿,我又没虐待你,你好好的,别叫嘛。就这样,熬了几年出来。后来平反,给了她一个政协委员当。她一直在安顺,当地人很敬重她。
 
1964年,我18岁,在重庆,高中毕业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不让读书了,就参加工作,分到建筑工程队当工人,后来因偶然机会没有到工地,去了机修车间,去干嘛呢,敲铁皮,当铁匠。开始我抡的是12磅,后来我自己选24磅的,我能抡起来五十次,每一次都打到铁上面,铁还是红的就得打,没有围东西,嫌太麻烦,鞋子上都是烧坏的孔,裤子补了又补。
 
后来这个机修车间发展成为重庆南岸区的电机厂,我成为电机车间负责人之一,懂技术,也做管理,一直在那工作到1979年。
 
文革时,才20岁的我响应号召参加运动,却很快被打成反革命,游街,戴高帽子。当时我就傻了,我怎么是坏人?在学校里,我听党的话,是学雷锋的模范,只要有机会就帮助人。第一次被关押就扣了三十几天,一有事就拉出去批判斗争,写检查,不让你睡觉。放出来后,人家在背后指指点点,说这个人是个反革命。那时候啥都不懂,我也想过,死了算了,真不想活,一点脸面都没有。可我又想,如果我是坏人,好人是什么样的?我这样还不算好,还是坏人,那中国就没好人。我就这个信念:我是坏人,中国就没好人。
 
重庆武斗时,因为派系,我参加了其中一派,结果给对方抓起来,关了55天,又挨打,又被捅刀子。蒙着眼睛,手被捆起来,差不多有十几年,我有个指头都是麻木。反剪吊起来,当场就晕了。文革时,那种没有人性的凶狠全部表现出来了。人为什么会这样。
 
我发现,其实双方派系思想都是一样的,同样为了毛主席。究竟谁好谁坏?谁是坏人,谁在挑拨我们?后来,趁他们管得不是太严,我跑出来了。
 
在学习班时,一个人关在一间房,但我们把墙打穿,传条子,好玩得很。好在我能力各方面都很强,车间的工作一直做。但每次搞运动,都从我先开刀。那会我刚有个女朋友,她家里人说你怎么能跟这个人谈恋爱,不可以呀。为此,他们全家都搬走了。
 
我的角色不断变化,但自己的信念不变,永远告诉自己,做一个好人。因为我知道,如果你没任何问题,随便谁来整你都整不下去。
 
因为每次运动我都挨批,后来等到电机厂要搬迁,我借口说太远了,中午不能回家照顾家中九十岁的祖母,就调到了一个校办工厂。
 
我的祖母在张家的地位非常高。她是张家第一个媳妇,童养媳,八岁就到张家。张大千出生时,我祖母才十岁,就把这个弟弟背在身上,帮着老人带孩子。张大千说,长嫂当母。而我祖母呢又最喜欢我,我力气大,祖母矮小、裹小脚,走路都走不动,出门我就背她。她说,不要背,人家看着不好。我说,没人背才不好呢。我带你去看长江大桥,那时候长江大桥刚刚修好。还背她去电影院看电影。家里人说我是大孝子,大千先生知道了,说,哎呀,那我得给他画幅画。专门给我画了一幅荷花。还说我太太也不错,还给我太太也画了荷花。到深圳来的时候,我们把画卖了几千块钱,才有了创业的本钱。可惜没有拍照留下画来。
 
我和太太在单位认识。她通过介绍进车间里来学技术,家很穷,冬天没衣服穿,我把多余毛衣借给她穿。不久我被批判斗争,别人避之不及,她却常来看我。患难见真情,她成了我终生的伴侣。
 
来深圳之前,我在一个校办工厂当厂长。校办厂专门生产零配件,我不喜欢里头的风气,你要找业务,就要会拉关系,还要送礼,还有要吃回扣的。那我内心不愿意,就开始研究做菜。我姑妈喜欢弄吃的,一到礼拜天,我就拉着老婆去姑妈那儿,买好鱼啊肉啊菜啊,她教了我十几个菜。也是这段日子的积累,动了后来想开餐厅的念头。
 
我做了七八年厂长,连工资拿多少都不知道,也不问。我来深圳后,他们一直保留我工资,保留了一两年,后来我回去,他们要给我,我说我不要,我没上班。因为我不是调过来的,是自己跑来深圳的,职称、二十几年的工龄都没有了,虽然现在我退休,每个月就两千多块钱,也够吃了。
 
说我的故事,八仙楼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1991年,我承包了一家餐厅,叫龙凤酒家,在罗湖区嘉宾路、现在的彭年广场那边,一开始没经验,没做考察,不知道是即将拆迁的房子,做了四个月就要被迫搬走,不过幸好没亏钱。
 
我非常幸运,认识罗湖大酒店的孙老板,他喜欢吃我店里的东坡肘子。我们的东坡肘子是四川蓉城大饭店老板教的,这背后也有个传奇故事。蓉城大饭店的老板在海上世界开餐厅,我跟他聊过天,他觉得我很实在。我刚刚找到餐厅时,正愁怎么开张、怎么请厨师时,他给我打电话,说将店里的厨师服务员领班借我先。原来他那里失火了,等弄好了,再把人要回去。东坡肘子就是这样学来的。
 
孙老板听到我要搬迁,他没地方吃东坡肘子了,就说给我投资,让我重新开店,还给我找两间房子先住下。我留了一个小伙子陪我,其他人先回去等通知。我找到了八仙酒楼,这个牌子我都没换。
 
八仙楼原先的老板是广东人,做房地产的,不是很安心经营酒楼。他开价三十万。我打电话给孙老板,说我找到了你过来看看。孙老板说,不用看了,多少钱。我说要三十万。他说你过来拿钱。我说,那不行,这么大金额,你过来看一眼嘛,你也不能太放心了。因为当初他要投资我时,我说,我啥都没有,没有抵押,只有两个字,信用。他就说,行,就要你的信用做担保。就这一句话,确定了我们的合作关系。后来,孙老板过来,看了一眼,说,少一万。就这样给了三十万,一万是押金。
 
孙老板身边有人说,孙总,你怎么那么信任姓张的,万一他跑了呢,那怎么办?所以每个礼拜一我给他交钱,十点钟准时敲门,和孙总打招呼,说我来了。去财务室把钱一交,再打个招呼,交完了走了。坚持一年多,从1991年10月到第二年年底,我给孙老板交了21万。然后我一算,明年预计还得交三十几万。我就跟孙总商量,还他三十万,我自己做,好不好。他说,好啊,去年我投资几个地方,一两百万全亏了,就你这家,这么小,还那么守信用,给你做吧。我就到处借钱,还清了三十万。所以1993年,我就自己做,店是自己的了。这也是我遇到的贵人吧。
 
我在深圳开餐厅,热情好客,是受家庭影响的。大千先生就是那种天天家里都开流水席,不断有客人。我的祖母经常跟我说,如果人家有困难,家里穷,特别是做力气活的人,饭量大,来你这吃饭,要拿大碗,不要用小碗装饭,那样让人家添饭的时候会感觉到尴尬。
 
那会儿我开餐馆,也有条件,人家有困难来吃个饭,有什么关系呢。后来只要有人介绍说这是哪里来的艺术家,免单。本地的打七折,我基本没赚,还要倒贴一点。后来朋友都躲着我,来了不让我见着,说本来是来帮衬的,不能让你没钱赚。
 
每年过春节,没回家的人想聚聚,就到我这儿来,美术协会的、油画协会的、水彩协会的、书法协会还有其它圈的,时间分开安排好,我把菜肴酒水都准备好,他们只管来聚会。很多外地的说,你到深圳去,没去过八仙楼啊,那不算,白去了。那我到外地去,不敢打招呼,因为打个招呼,那些人又回请你,给你安排最好的大酒店,一早车就来门口等着你。
 
他们有人说,你就是宋江。我说,宋江卖朋友的,我不是,我是朱贵,谁来了吧,在我这儿落个脚;你要想找谁,我划个小船把你带过去;你要想办个展览,我去给你想办法;你要说没有地方住,我去给你找个地方……是这样的。
 
八仙楼就这样成为一个深圳文化人的据点,见证了深圳文化的发展和很多大事,比如雅昌的策划也诞生在八仙楼。我常常说,我是做我自己,我喜欢的就去做,我也不在乎名啊利啊,有没有什么好处,只觉得这事我该做,我可以做,我就做。这样蛮开心。
 
我为什么把八仙楼关了呢,并不是经营不善,是我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了。关门前,请深圳的文化人来吃饭,来了200多人,坐得满满的。大家说,你要关门都没有失落,我们倒失落了。
 
八仙楼2002年8月份关门,转给他人之手了。2003年,非典来了,餐饮业一片潦倒。有人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哪里知道啊。我是之先,不是先知。
 
原来八仙楼有一大帮员工,我们相处得很好,非常亲密,现在他们都很关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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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张之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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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荷(张之先/摄)
 
我的爸妈不搞摄影,但喜欢照相,留下了很多个人照。我受到影响,知道这是个好玩的东西。小时候,我家有台徕卡相机,虽然坏了,但我喜欢拿着玩,听那个快门声。1992年我买了相机,尼康D401,在罗湖人民桥过来一点、现在中国银行旁边的一家店买的。开始也不会拍,就玩。
 
记得最清楚的是1993年深圳洪灾,整个罗湖都淹了。我拍了好多照片,最后都交给了档案馆。那时候感觉来劲了,觉得摄影师是有用的。1995年,深圳首届荷花展,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面积的荷花,疯了,当天就拍了三个胶卷,几百块就没了,自己很得意,最后发现没有一张可看。
 
我没有专门学过摄影,都是自己看书,摸索,练习,那会儿浪费了不少胶片。我坚持拍荷花,越拍越觉得很深奥。它虽然很大众,但是要拍好,不简单。我拍荷花,后来拍残荷,在构图上,张大千的美术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后来偶然一个机会,深圳某位老画家建议我出一本书。1996年,我出了一本书。他又建议我办个展览,并且联系上人民日报社神州书画院,1998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办了展览。
 
办展览时,北京有位记者建议我说,季羡林很爱荷花,可以给他送一本。送过去后,有人回来传话说季老邀请我去他的生日宴。我一听,太好了,觉得自己运气怎么这么好啊。
 
生日当天,我进门一看,来的都是一批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人、学者,还有很多北大教授,比如钟敬文、牛汉、黄宗英、黄宗江、方成、乐黛云……最小的就是张抗抗。
 
照相留念时,我来照。先是在屋子里照了一张,因为很多人,座位不够,80岁以上的才有位子,还差两岁的黄宗英、黄宗江就盘腿坐在前面,被叫做金童玉女。室内拍好后,我就跟季老秘书说,里边光线不行,门口台阶光线很好,可以再来一张。就重新又拍了一张。
 
没过一个月,我准备在北大办展览,趁着给季老送合照时,我邀请他来看展览。他说好啊,那我来看。一旁的秘书说,我给您记下来咯。那天,老人家真的来了,我就一边带着他看,一边解说。他后来说了句,你不是师,你是家。我愣了一下,什么意思呢。他说,你不是摄影师,是摄影家了。我听了很感动,和季老说了我是如何拍荷花的,就是要把自己的感觉带到荷花里去,把荷的灵魂拍出来,把人的修养、精神寄托其上。季老一边听一边说好。旁边有位教授朋友悄悄提醒我说,赶快拜托季老给你写序。我就和季老说,我准备重新出本书,您能帮我写个序吧。季老答应说,好吧。秘书就说,我给您记着了哈,您答应的事要兑现的。季老也开玩笑,对我说,我忘了你就找他(秘书)去。
 
到了第二年,1999年4月,我的稿子全都弄完了,季老还没给我写序。打电话过去,秘书说季老过几天就回来写。季老给我写了简单的序:之先先生摄荷花已臻化境,我何人哉!敢于佛头着粪耶!踟蹰再三,谨选宋词咏荷名篇苏东坡《荷花媚·荷花》一首,权以为序,庶能使双名并峙,珠联璧合;相映成趣,非徒袭以藏拙也。
 
我一看,这话说大了,季老玩笑开大了,我就一个业余爱好者。秘书说,季老敢写,你就用嘛。那我想怎么办呢,出书时就把季老的原稿复印件印上去,下面写好标注。这本书是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的,还在中国美术馆办了展览。这都是我想都不敢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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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张之先/摄)
 
我拍了两千多位全国的文化人、艺术家,深圳的拍了大概两三百位,他们这批人对深圳的文化很有贡献。很多是在八仙楼拍的,他们来八仙楼吃饭,一个介绍一个来的。
 
我最早给庄锡龙拍了一张照片,1994年年底。不久之后,庄锡龙出画册,需要一张照片,就把我拍的放上去。我看到后,觉得:哎,他怎么会拿我拍的呢,有这么必要吗。他说:是啊,我们搞艺术,经常需要一张照片展示形象嘛。那我进一步想,哎呦,艺术家们需要照片。于是我抓住一个艺术家就开始拍。
 
开始拍得不好,不会拍啊,就找到深圳特区报的摄影部主任,他教我说,不能随便用闪光,人是要讲光影的。我说光不够怎么办,他说,不够就用高感光度的胶卷。我就慢慢摸索,有一次,我错误使用了光圈和速度,反而得到了那个效果,把人拍好了,背景暗下去。我就琢磨怎么用大光圈,让光从哪来,打在人的脸上能呈现立体的感觉。后来发现,窗口光非常柔和,而且有方向,是软光……我总结出一整套的方法,发现了门边光、窗边光等自然光,不要任何道具。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做了两次肖像摄影展览,叫《书画圈人》,每次72位,每人出一张小画,一张简介。展览结束后照片自己抱回去,现在很多人还说,这张照片还挂在家里呢。不久前我翻到这些老照片,就想着说从这三四百人中挑出一百人,再拍一次,二十年前的和现在的做对比。有个成语叫做“人书俱老”,我这个叫做“人影俱老”。
 
我越发喜欢对人像的感觉。2015年开始我走进社区,拍普通老百姓、社区长者……拍了好几千人。
 
我第一次见叶嘉莹是2000年,我在南开大学办展览,叶嘉莹来看了,我没注意。她走后,人家告诉我这一消息。我说,啊,是我好崇拜的诗人啊。听说她看展览时说了一句:我很喜欢这些荷花。
 
2014年,我看到她在电视上露面,九十岁了,就想着给她拍张照。于是发动朋友圈,希望认识的人能帮我搭个线。他们真的找到了。老太太说要先看作品,我就发过去。她说,行,过来吧。我立即把相机一背,坐上飞机就去天津。
 
她一个人在家。拍的时候,她说,今天你大老远来,要怎么拍,怎么摆弄,听你的。然后找了个地方坐下。我先拍两张给她看,因为我把背景布置成黑色的,她说,不要搞得那么黑嘛。但这又恰好是我的风格。她没再多说,很配合。还在她工作的环境下,拍了一大推。看拍得差不多了,她说我要做饭了。就拿着锅出来,自己烧饭,很利索。这张端锅做饭的照片,我也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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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张之先/摄)
 
我觉得,这一辈子在深圳做的最大的事儿,不是照相,而是管闲事。
 
我爱管闲事,比如在深圳街头抓小偷。那会儿有市长专线,我专门提意见,接线员都认识我了,成为市长专线联络员,当了几年,一天到晚跑到街上,发现问题,拍张照,写个理由和建议。
 
我还管那些被埋没、没人管、没人理的艺术家。艺术家在倒霉的时候,有些做法能帮助他们改变现状,有些的确也是他们自身非常优秀。
 
导演李亚威刚来深圳的时候,一个人,身体也不太好。我跟我太太说,给她煲点汤喝吧。叫我侄女专门送过去。还有一位画家,生了病,我给他偷偷请了个按摩师,让按摩师说是免费的,其实钱由我出。
 
我很欣赏深圳大学的李瑞生,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艺术家,深圳文化的拓荒牛。当我们说深圳没有文化的时候,他举起了第一面大旗。我打个比方,八仙楼有文化,确实有,如果这种文化是一,那么李瑞生的文化含量,就是一百。
 
李瑞生入选了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东方之子”的艺术家,这成就不是开玩笑的。深圳锦绣中华最早的设计思路,就来自李瑞生。可以说,他是深圳艺术界的传奇人物,作品极具个人风格,又创新,又前卫,还充满中国民俗元素。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自筹资金几百万,苦战15年,创建了一个代表深圳精神、高度的艺术地标“乡巴画廊”(戏称“鬼村”)。你看他的作品,不得不佩服他的眼光,对深圳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走向的思考。
 
我还参与“打捞”了湖北的李青萍。李青萍是一位中国抽象油画的先驱,那种对色彩的感觉,非常了不得,是红极一时的天才女画家,可惜一生历尽磨难,晚年穷困潦倒,以拾荒、卖冰棍为生,无人赏识。我听说她的故事后,按耐不住,就和一班文化人跑到湖北去,到处替她做宣传、介绍,抢救她的作品,联系出版机构,还办展览,帮她做作品捐赠……相当于做了一次“文化大营救”。
 
我对相机、镜头没有特别要求,特别抠门。现在对吃饭也不感兴趣,一碗面条就可以了。我原来对衣着打扮也不讲究,李亚威开玩笑说,我身上从头到脚加起来,不到一百块钱。现在给人家的感觉,比原来要整洁一点了,原来我就一件摄影背心。
 
我现在不会为挣钱的事去操心,拍照从来没有收过谁的钱,他们要给,我说不要,他们说你要算成本,我说成本是有,但微乎其微,他们又说你很辛苦,我说就是动动这手指头的事,在年轻时,最苦最累的打铁挖煤的工作我都做过了,现在任何事比起来,太轻巧了。
 
这个时代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有人会觉得做一个好人还不如玩点花招来得实惠。我摸爬滚打,吃过很多苦头,对金钱,对名利,已经看得很透了。
 
我经常讲,十大元帅能不能背,都能;那将官呢,背不了,可人家也是有功劳的。你只知道十大元帅,其他再多的一点记不得。艺术家也是,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能够被记住,其它的呢。除非做到顶峰,否则追那个名有什么用?又有多少名,能被人们永远时刻记住?
 
以前我和我太太出门,坐公交,来了一辆车,要2块5,不坐,再等等,坐2块的,反正都是一样。我俩就说,今天我们又省了一块钱。我们觉得就这样也可以了。
 
我现在正学画画,画熊猫。上回我外孙女回国玩,说想画点东西送给老师。我问送什么好呢,她想送中国熊猫。我就拿起笔,照着四川美协的吕林画的熊猫,照葫芦画瓢,画了10把扇子。外孙女拿回去,开心得不得了。所以我开始学画熊猫,现在回头看最开始画的,觉得蛮好笑。但事儿总要有个开始。
 
“深谈”系列采访没有提前预设任何主题、目的。相比起意义,我们想听故事,相比起观点交锋,我们更想撇去浮华好好了解一个人。
 
张之先老师正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他今年75岁,腰杆很直,头习惯微微扬起,脸上挂着浅浅的笑,和他交流,他一定会看着你的眼睛,用认真、专心表示最大尊重。说起话来中气足,声音洪亮,语气、节奏把握得很好,像钩子一样,抓人。
 
照道理,他所讲的故事,时代离我理应很遥远,而我有身临其境之感,常沉浸在故事里,和他一起打铁,在八仙楼宴客,去全国各地办展览,透过镜头看这世界陡然变化的时事与人物。
 
我的长辈基本不提改革开放前的日子,即使谈到,多是抱怨日子苦没有饭吃。那天,我第一次亲耳听到有关那段错了位的岁月里部分骇人的、荒诞的细节,看到一位20岁出头的孩子,从云端跌到深谷,想一了百了又幡然醒悟,在唾沫星子里决定继续坦坦荡荡以一个好人的姿态活下去。看到那缕藏在他心底的正直、善良的幽光,一直燃到今天,温暖旁人。
 
回想往事,张老师不惨兮兮地控诉,仿佛说的是别人的事儿。还幽默风趣,不时用一个简单的玩笑,几句俏皮话,总能把我们逗笑,轻松消弭了苦难叙事。那种松弛,装不出来。
 
面对人生的苦,有的人奋力抗争,有的沉默不言,有的选择复仇,有的假装遗忘。张老师都不是,他有自己的答案,他记得一切,但他用心中的火化解时代的冰,他相信,做好自己就是这些苦楚的解药,要用自己的行动去促成改变。
 
南下深圳时,他已45岁,抛开过去的一切,从零开始,创业,学着做一名商人,大获成功。又开始在艺术之路摸索,也是全凭自学,20年积淀,形成了自己的摄影风格。近些日子拾起画笔,学画画,画的熊猫,从生硬得像根棍子到形神兼备,有模有样。这种不吃老本,自食其力,不畏惧从头开始的心态,认准了就好好做的韧劲,令人佩服。
 
张之先老师心中的那团火是张家给他的厚实的爱,是父母做出的表率,是命运曾经给他的厚待。在他身上,能感受到艺术世家和见识广博的力量,一股勃发的生命力,像太阳一样,释放美好和善意。
 
乐观、热情,一路走来,他不吝帮助了许多人。有人穷困、生病没人照顾、想结识名流却苦于无门……只要在他的能力范围内,能帮则帮。在采访的后半期,张老师一直不断推荐那些低调的、默默耕耘自己一方天地的艺术家,欣赏他们的坚持与痴迷。
 
当代中国思想家、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曾在回忆在下放劳动和工作中受到的身体、精神上的创伤、折磨的影响时,是这样写的:“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学会了使思想不受外来影响。我坚守自己的信念,沉默顽固地走自己认为应该走的路。毁誉无动于衷,荣辱在所不计。自己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了。”
 
这与张之先老师说的“我是坏人,中国就没好人”所见略同。我想,这不仅是在一个明暗摇曳的年代选择如何活下去的支撑,也是一个人如何认识你自己、究其一生不断找寻自我的真知灼见。
 
 
张大千:中国国画大师,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泼墨画工。他游历世界,获得巨大的国际声誉,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
 
于右任: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20世纪中国书坛达力可扛鼎境界者。
 
张善孖:现代名画家,张大千的二哥,画虎大师。少年从母学画,曾拜李瑞清门下,又喜爱武术,曾跟其弟张大千师从心意拳大师宝鼎习心意拳及内功十三段。
 
季羡林: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季”。
 
钟敬文: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和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和创作工作,贡献卓著。是中国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大师、现代散文作家。
 
牛汉:现代著名诗人、文学家和作家,“七月”派代表诗人之一。诗歌兼有历史的深度和心灵的深度,兼有对于社会现实的体验和生命的体验,兼有思想性和艺术性。
 
黄宗英:中国内地演员、作家、编剧。2019年,荣获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黄宗江:中国内地编剧、作家、演员。10岁就发表了寓言独幕剧《人的心》。与孙道临等一起组织燕京剧社。1958年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先后创作多部优秀电影剧本。
 
方成:著名的漫画艺术家。他的漫画创作,个性独特,驰名海内外。主要从事漫画创作,以讽刺画为主。
 
乐黛云:北京大学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一直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特别关注在经济、科技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如何通过文学促进文化的多元发展和不同文化间的沟通和理解。
 
张抗抗:一级作家。2009年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已发表小说、散文共计七百余万字,出版各类文学专著近百种。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俄文,并在海外出版。
 
庄锡龙:原深圳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作为深圳成长的漫画家,庄锡龙1993年成为深圳首批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专家,也是特区美术发展的见证人之一。
 
叶嘉莹:号迦陵,教育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专攻古典文学方向。被评为“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
 
李亚威:国家一级编导,纪录片导演,编导过电影、电视剧、专题片、MTV等,出书多部,享有深圳市政府特殊津贴。
 
李瑞生:1983年调至深圳大学。李瑞生先生既是美术教育家,也是一位优秀的艺术家。他在连环画、雕塑及环境艺术设计等创作领域均有突出的表现。
 
李青萍:中国抽象艺术先驱,被遮蔽的传奇女画家。徐悲鸿曾为她的画集作序;齐白石站在她的画作前赞叹不已;刘海粟更是感概地对她说,能成为画坛先驱的唯有你我。
 
吕林:擅长版画、中国画。作品有《熊猫》、《行军路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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