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善孖
张大千
 
傅申:为什么要搞鉴定?因为现在的展览就是要告诉观众真相

傅申:为什么要搞鉴定?因为现在的展览就是要告诉观众真相

时间:2018-08-07 10:18:59 来源:古玩元素网 作者:

傅申:为什么要搞鉴定?因为现在的展览就是要告诉观众真相


偌大的古玩鉴定江湖丛林里,三教九流无所不有,这个江湖丛林从来不乏争议。再怎么优秀的专家也有“打眼”的时候,再怎么精密的仪器也有无法判定的难题!“文物鉴定”真的跟你没关系吗? 不知你是否还记得去年那篇吓掉半条命的文物鉴定发布会,届时亮相了一件“量子文物艺术品鉴定仪”,据说鉴定结果震惊宇宙,引来大波观众驻足……
其实,这样的现象总会不时出现,也着实让行业藏家头疼,但即使这样,仍然有一批行业里的清风,在带动行业的鉴定,绿化行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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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岁的傅申先生,是台湾文化界最有份量的一张名片
也是国际上最知名的中国艺术史学者、鉴定家和书画家之一。

就拿傅申数年几次三番深入研究的台北故宫藏怀素《自叙帖》来说,他最后惊讶地发现,“这件在台北故宫属于限展级,书法界和文化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甚至驰名国际的台北故宫本怀素《自叙帖》墨迹大卷……绝对不是怀素的亲笔真迹!”。
那么,为什么傅申要花如此精力“搞鉴定”?
他在专访中回答:
“因为我自己也是画画的,对笔墨很敏感。我觉得现在的展览就是要告诉观众真相,所以就开始走上鉴定的路子。”

今天,来回顾这篇专访,再来读这本《书法鉴定兼怀素〈自叙帖〉临床诊断》,它所揭示的不仅是怀素《自叙帖》的鉴定,还有更多海内外重要书迹的真相。

从上海浦东南汇郊区、到台北故宫,再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佛利尔美术馆,傅申一生的履历可谓传奇,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当今天的人们感慨于世间会否再有徐邦达、谢稚柳这般的书画鉴定大师时,我们也就格外珍惜起这一次,傅申先生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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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申

著名中国艺术史学者、鉴定家、书画家

1937年生于上海,48年随父母迁居台湾,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1968年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师从权威艺术史学者方闻教授,获博士学位。历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美国耶鲁大学副教授、美国佛利尔暨赛克勒美术馆中国馆主任、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等。

Q:您最早接受系统艺术教育是在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高等美术学府,许多艺术大师都曾任教于此,能谈谈在那里的记忆吗?
 
A:我1955年进入台师大美术系,是当时台湾唯一的美术系,黄君璧先生是我的老师。
 
早在南京中央大学徐悲鸿时代,黄君璧就曾被请去做教授,同时还有张大千和傅抱石。有人因为黄君璧来自广东,就认为他是岭南派,其实不是。明清以来,广东地区富裕起来,收藏家增加,收藏了不少中原地区的画,所以黄君璧有机会临摹仿学这些画,他和岭南派走的路不一样。黄君璧也喜欢模仿明末清初四僧里面的髡残(石溪)和弘仁,他仿得比张大千还要像。
 
上世纪30年代左右,张大千在日本看到一张黄君璧仿石溪风格的作品,大为惊讶,他觉得自己画不了这么像这么好,回国后专门去广东找作者,于是认识了黄君璧。
 
黄君璧到台湾后,成为台师大美术系主任,因为是台湾唯一的美术系,所以能够集中当时最好的画家,中西都有。
 
他请到溥心畬,登门拜访台湾当地的画家林玉山,还有金北楼的传人金勤勃,溥心畬的学生吴咏湘,吴咏湘是吴讷孙(著名华裔作家、学者)的兄弟,吴讷孙笔名鹿桥,《未央歌》的作者。
 
溥心畬先生是王孙,对钱完全没有概念,每次上课学校都专门派黄包车接送他。夏天,他穿一身白色褂子,天很热,上课时他就把裤腿捞上来,露出毛毛腿,高兴时还会唱一段戏。
 
那是美术系最好的时代,能够在当时学习很幸运,书法、篆刻方面都是一流的老师。我们不分科系,中西都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决定学国画,因为当时西画看不到原作,印刷品质量也很差,只能在画报里剪些照片搜集起来临摹。1959年师大毕业展,我同时获得绘画、书法、篆刻三项第一名,于是就走上了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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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黄君璧、溥心畬(左一、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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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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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台湾师院第一届艺术系全体师生欢送专科毕业同学纪念合影
 
Q:您说过一生遇到了许多贵人,去台北故宫就是叶公超先生(著名外交家,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授)推荐的吧。
 
A:叶公超先生英文很好,台大请他去讲课,400人的教室坐满站满,蒋介石担心他讲话过于批评政府,就不让他教课。他就和陈子和成立了“华阳艺苑”,时常一起画画,我们青年人也常去。叶公超擅画兰花竹子,但不擅画石头这些,我就帮他画。
 
刚毕业时,我留在台北教中学,叶公超和我说“傅申你来台中”。可当时台北故宫还没有建好,藏品都在台中一个山洞里面,只有一个小小陈列室,台北是全台湾的文化艺术中心,我想留在台北,他很不高兴。1965年,我念了文化研究所,台北故宫博物院也造好了,叶公超就说“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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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傅申与父亲傅瑞熙,母亲许平,妹妹傅台的合照
 
进台北故宫,必须有两位故宫管理委员会委员同时推荐,除了叶公超先生,另外一位是陈雪屏先生,你们可能不熟悉,就是余英时(著名历史学家)的岳丈,他同时推荐了我和江兆申。当时台北故宫书画部就两个办公室,我跟江兆申一个办公室,就坐面对面,被称为“故宫二申”。
 
我在台北故宫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展览,但当时对藏品了解不够,所以每天的功课就是从库房里推出一车藏品自己看,每天看,看了三年还没看完,如鱼得水,机缘真是太好了。现在看画太不容易了,每次只能看几张,还要审批很多道。但台北故宫的藏品还是有限,北京故宫和上海博物馆书画的数量加起来,要远远超过台北故宫。
 
后来方闻先生(国际著名美术史家)来台北故宫看画,我陪他一道,他说“傅申你到美国来吧”,我说“我不来”,其实当时也是从没想过能出国,那时出国要保证金保证人,你不回来保证人还要罚钱,机票也买不起,英语也很烂,所以连出国梦都没有做过。方闻先生走的时候,说“Keep in touch.”(保持联系),我也没和他“touch”过,后来因为我的第一任夫人是美国夏威夷华侨,就莫名其妙去普林斯顿读书了,后来还莫名其妙去了耶鲁大学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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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修建中的台北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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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傅申在展览中

Q:您几次讲座的几个主题,重点是您长期研究的几件重要作品,怀素《自叙帖》、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和黄庭坚的《砥柱铭》,都是一直以来争议较大的作品。您的博士论文原先是准备写《富春山居图》吧,后来因为方闻先生的建议才写了黄庭坚。能谈谈您对这几件作品的观点吗?
 
A:很多人觉得台北故宫里的都是国宝,其实台北故宫的收藏都是历代皇家积累的,也有很多假画。比如说,皇帝生日时,大臣花很多钱买来藏品拍马屁送上去,但他们毕竟不是科班出身,真伪杂陈。台北故宫很多宋元作品,真的少假的多,那么多范宽只有一张是真的。
 
为什么我搞鉴定,因为我自己也是画画的,对笔墨很敏感。我觉得现在的展览就是要告诉观众真相,所以就开始走上鉴定的路子。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在台北故宫有两卷,我们称为《子明卷》和《无用师卷》,两卷大同小异,但书法很不一样。乾隆皇帝当时认为《子明卷》为真,但其实后来很多学者都认为《无用师卷》才是黄公望真迹。后来,徐复观先生却说要替乾隆皇帝翻案,徐先生不懂书画鉴定,但他学问很好,文章犀利,我就开始和他打笔仗。他后来写了一篇《定案》,我就写了《片面的定案》,但老先生很固执,又写了《定案还是定案》。后来我们在香港一起吃饭,他还送我一套古墨,但关于鉴定的结论还是各执己见的。
 
这些经历让我学到很多,我觉得做书画鉴定要自己和自己辩论,看对方会怎么攻你,这样才能考虑得更加周全。我做真伪鉴定经常用这个方法。
 
唐怀素自叙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卷纸本纵:28.3公分横:75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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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素自叙帖局部

Q:前几年您鉴定黄庭坚的《砥柱铭》为真迹,后来在拍卖市场上拍了几个亿天价,为此您也承受了不少非议。
 
A:对,有人以为我是为拍卖写的,我不可能为了收点钱去写文章,那样不是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嘛,我是为了解决自己心中的疑问。
 
博士毕业时,我收集了很多黄公望的资料,想写黄公望。方闻教授说刚好有位收藏家买来一件黄庭坚的作品,想让我来看看真假,于是就写了黄庭坚。我对黄庭坚的书法本来就有了解,有当时最有名的几件黄庭坚作品做标准。黄庭坚的字台北也有,不同时期的不一样,后来都被证实为真品,可见一个人是很复杂的,他的艺术风格是在变化的。
 
很早以前我就在日本看到过《砥柱铭》,当时不能断定真假,我说这件又像又不像,我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就当作一件问题作品,留待将来做研究。三十年以后,这件作品卖到台湾来了,收藏家又找我去看,我又去看了一次,还是没办法确定。再后来,有了很好的复制品,我摆在家里几个月从头到尾仔细研究,才确定是真迹。我解决了自己三十多年的问题,才发表了那篇文章。
 
但可以说《砥柱铭》的字并不是黄庭坚最好的字。不过,同一个人写字总是有好有坏的,同一天写,换一根不好的笔就写得不好,下午困了就写得不好,心情不好也写得也不好。每一件作品代表不同时间的心境跟情绪,程度都不一样,看一个人要看得周全。就像一个运动员最高纪录只有一次,不能永远拿这个最高纪录去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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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砥柱铭》局部  

Q:您是研究张大千先生的权威,现在对于张大千的评价也比较多元。比如有些名画家认为张大千的笔墨并不是一流的,您怎么客观评价张大千?
 
A:张大千是最一流的画家,最一流的天分高又勤奋的画家。我说过,张大千造的假画,都是他研究仿古的副产品。他研究八大山人、研究董元巨然、研究敦煌壁画,各个时期都造了不同的假画。1991年,我在美国赛克勒美术馆策划了“血战古人——张大千回顾展”,我的意思是说,张大千造假画,其实是在和古人竞争,看看今天能不能达到古人的程度。
 
那个展览的第一张画,就跟黄宾虹有关。张大千20几岁的时候,黄宾虹已经比较权威了,黄宾虹有一幅石涛的画,张大千一直想借来看,但黄宾虹不答应。张大千不服气,就临摹了一件石涛手卷,放在自己的老师曾农髯那里。有一次,黄宾虹去曾农髯家看到了这幅画,以为是石涛真迹,爱不释手,就用自己那张真石涛换了这张假石涛。后来,张大千再去黄宾虹家的时候,才告诉黄宾虹说:“这张石涛是假的。”
 
虽然作假不好,但是张大千是真的天才加真的勤奋,他非常用功,到哪里都带笔墨纸砚,住定旅馆,第一件事是把画室布置好,有朋友来访问,一边谈天一边画。以前有个记者叫“黄天才”,张大千看到这个名字很不爽,送了他一张字“七分人事三分天”。我说张大千自己,则是“十分人事十分天”,最高的天分,加最大的努力。
 
张大千的企图心特别大,结识五湖四海的人,为出名到上海和北京闯码头。张大千到北方以后认识于非闇,两个人经常喝酒逛花鸟市场,他看于非闇画的工笔花鸟,劝他应该搭配瘦金体。于非闇当时是北京晨报的记者,时有方块文章,有一次他写文章以“南张北溥”来形容溥心畲和张大千,有了这个称号,张大千的地位也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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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战古人——张大千回顾展”图录


Q:这些年大陆很重视海内外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您从台湾到美国,现在和大陆的交流也特别多,能谈谈各地艺术史研究的区别吗?
 
A:区别很难讲,但是中国人注重笔墨,线条上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特征,就好像你熟悉一个人,接起电话不用问听声音就知道,所以会有徐邦达“徐半尺”的雅号,他看一眼就知道对不对了。书画都是有时代风格的,但时代风格也是由个人风格累积起来的,宋有宋的样子,还有大家引领时代,比如赵孟頫于元,苏轼米芾于宋,颜柳之后还有这么多学习他们的人,我们还是要注重这些。
 
1977年,我在耶鲁时策划了“中国书学史”国际学术研究会,大陆一直到80年代才有兰亭国际书学研讨会,我来参加,很多人问美国人怎么研究书法,我说,书法的研究以后就靠在座各位了。在国外书法是最难研究的。现在国内生活安定,研究成果很丰富。
 
绘画方面,西方有些研究方法,也不一定全部适用我们的艺术史。
 
其实早在民国时期我们的艺术史研究已经起步了,发展也很好,但因为战争被打断。我觉得现在可以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比如日本,研究环境一直比较稳定,学术几乎没有停顿,我们可以借鉴和改良他们的成果。
 
Q:去年您在北京国家博物馆举办了平生第一个个展,在艺术创作上您个人内心比较尊崇的艺术家能谈谈吗?
 
A:古人说“名下无虚士”,千年来淘汰不掉的名家,必然有他的道理。年轻时候我也不懂《兰亭序》哪里好,都是后来随着年龄增长,学养增加慢慢领会的。
 
我觉得书法上“南沈北于”都是了不起的,沈尹默和于右任。沈尹默在大陆有一点被埋没,因为写得太传统,大家似乎更喜欢白蕉、潘伯鹰,但没有沈尹默就没有他们。
 
于右任绝对是近现代代表书家之一,他早年写的对联,气势雄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并不是自己想要做书法家,而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到了台湾以后,他还曾致力于把历代草书标准化,希望大家写字节省时间,便于辨识。
 
于右任的像原本在台北敦化南路,陈水扁不喜欢他,说要把他的像搬到基隆海边去,让他在那里看大陆,我就发动文艺界签名抗议,后来他的像就一直在国父纪念馆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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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申学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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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办公室里的傅申作品

Q:听说,马英九先生的办公室里挂着您的三幅作品是吧?
 
A:对,分别是“养浩然之气”、“众志成城”和马英九家训“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是他任台北市长时就写好的,后来他当选“总统”,也搬到了新办公室。
 
1998年12月,我和陆蓉之(著名策展人、艺评人)结婚时,随意选了个日子定了一个饭店。那天,马英九刚当选台北市长成功,秘书说,你没有事就去参加傅申和陆蓉之的婚礼吧,于是他就不请自来了。当时台湾文化界人士都在,他一来,新郎就被冷落了。那天,我喝的是葡萄汁,他每桌都敬了酒,走的时候路都走不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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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申夫妇与杨仁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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