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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素:忆伯驹

潘素:忆伯驹

时间:2024-07-30 15:56:48 来源:古籍 作者:潘素

潘素:忆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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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与潘素
张伯驹先生是1982年2月26日在北京去世的,至今已经过了整整一年了。因我和他一起生活了四五十年,一旦分手,当然引起不少的回忆,精神上不免会感到孤单。但在实际的生活上,我却比过去更为忙碌,特别是在社会的交往上,因伯驹去世了,我不仅要忙我自己的不少事,更要把他生前有关书画和其他的好多事,也都担当起来。这样在时间上虽然紧迫些,但在内心里也另有一种新的安慰。伯驹去世后,在我接办他生前经手的很多有关书画收藏方面的事时,愈感觉到他对祖国的热爱,对国家事业的忠诚负责,尤其和他交往过的不少名人们,对他为人的追怀钦慕,其中有不少事,是他在外边经手了,我还不晓得的。这样,就更使我对他怀念赞佩,感到他一生的所作所为,对国家对社会有一定贡献,对我也起了不少鼓舞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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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  行书古董落花七言联  65cm×13cm×2  纸本
尤其在近一年内,国内经历了很多不平凡的重大事件,到现在举国都在为创造一个更新的局面而努力,改革之风吹遍了大地。我自己也正在绘画事业上,为国家作出一点应有的贡献。因而我就时常想到,假若伯驹能多活几年生逢盛世,他在自己的事业中,又会有多少革命的事迹出现呢?从而就又产生了格外惋惜的心情。
 
与伯驹长期的共同生活,使我对他的为人性格,和对国家社会的态度有了深刻了解。他一生为人豪爽耿直,作风刚强,从不向恶势力低头屈服。在旧社会长期的生涯中,远的不提,就谈他在1946年在重庆参加了民盟以后,就亲自参加了反饥饿运动。北京临解放前,他和傅作义先生的顾问侯少白老先生交往,自己也实际参加了和平解放运动的行列。当时他住在帽儿胡同内,有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经常监视他,但他大义凛然,从不畏缩,把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之度外。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华北大学教授,在不少次的大会上,他经常首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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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张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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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潘素

张伯驹自小是公子哥出身,一生喜好书画,并收藏鉴定古文物,是国内有名的专家。他又从事诗词歌赋对联等的写作,有时竟然从早到晚,废寝忘食。在新中国成立前,他和徐悲鸿等,都是故宫里古书画等文物的鉴定委员。他对这些深有研究,很多人找他鉴赏新收集的历代古书画。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中央文史馆的馆员和民革中山书画社社长,继续在古文物书画的鉴定方面作出贡献。他又捐赠了不少名贵字画,购买公债,充分表现出对新社会的热爱。在“文革”时期,他看到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主席和贺龙元帅等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他气愤填膺,深抱不平,尤其对江青是个什么人,他是一清二楚的,就不顾自身的安危,写了两首申讨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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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素  潭柘寺松庭  113cm×66cm  纸本设色
回忆我和他过去的生活,我年轻学画时期,他对我有过很大的帮助,因我们俩都对书画有共同的爱好。在这方面,他曾不惜任何代价,收藏购买国内古代各朝的有名书画,我都抱热切的赞助态度,他自小虽是官宦家庭出身,但并不喜欢做官,专爱诗词书画,所以他家人不喜欢他。但我和他有同好,所以我们另过着一种研究书画诗文的家庭生活,几十年如一日,在我和伯驹长时期的生活中,他看到我绘画的技艺,日有长进。他首先是高兴;同时,他自己更不甘落后,也奋发写作,并经常邀请不少友好的名家,前来赏评我们两人的诗画成品,以共同策励。他除收藏鉴定古书画从事诗词写作外,还在中年时,对戏剧也做了不少的研究。对于余叔岩派的研究尤有独到之处。在北京和上海,他曾同梅兰芳等名角和国剧社人员多有交往。不少次他还亲自登台,如唱《空城计》扮演孔明,由杨小楼扮演马谡,余叔岩扮王平,确曾哄动一时。当时人称伯驹有三痴:一、鉴定古文物字画;二、写诗词作画;三、对戏剧的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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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素、宋振庭绘  张伯驹题  黄菊花开蟹正肥67cm×33cm  纸本设色伯驹喜爱书画,不惜变卖家产,以巨资收藏名贵真迹。他惟恐祖国历代的文物被商人盗卖于国外,让我们的后代再到外国去学习国粹。这是他爱国思想的充分体现。所以如有外商收购古书画时,他宁出大价收购,也不使珍藏外流,因此有不少商人,收到名人作品后,找他鉴定收藏。如有关李白和杜牧的墨迹,都是由我出息去借款收购的。还有不少晋唐时的古画,也是我和他结婚后才买的。这些事,他家人说他是个败家子,反对他这样做,而我就不惜一切来支持他。新中国成立后,好多人拍卖家藏的古字画,伯驹却不惜一切还要买。可家中没有现款,我就去街上用金子换现款,不幸被公安局拘留,当时还有一位认识的陶老先生,也为同样的目的受拘押,都关了十余日,后来情况弄明白,才由分局道歉放回。这都是我为赞助他所做过的一些事情。还有隋朝著名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已是一千几百年的国宝珍品,商人们要以二万一千多美金售于外人。当时伯驹坚决留下,将自己弓弦胡同原购李莲英的一处房院出售,共付价二十四条黄金,才将这件国宝保存下来。此画以后张群听到也想买,说价加一倍他也要,后得知已由伯驹买下才作罢。一九五二年郑振铎来说:如此国宝由国家保管更好,要求伯驹让给故宫博物院,伯驹慨允,作了捐献。但国家也回赠了一部分现金。我在家曾对此画做了三次临摹,最近几年,已将一幅交中央首长,当做国家礼品赠送友邦。另有一幅古字帖《平复帖》卷,系晋朝陆机所写,比王羲之手迹还早七八十年,也是国宝,原由溥心畬收藏经傅增湘先生介绍以四万元购得。新中国成立后,他与我商定,将此卷捐赠国家,以偿宿愿。一九五六年,经毛主席的亲自关怀,又有不少人的动员,伯驹毅然将家藏的最珍贵的几幅书画,捐献国家。当时还收到文化部长沈雁冰的褒奖状,内写:“张伯驹、潘素两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卷,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与褒扬。部长沈雁冰。一九五六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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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颁发给张伯驹、潘素的褒奖状

以上这些珍品,在一九五五年国家发行公债时,由北京市民政局召集一些人开会(当时由民政局长邢赞廷同志主持这个会),伯驹也参加了。他回家后和我商量捐赠珍贵文物的事。我完全同意捐献给国家,不取分文。后来他们愿以二十万元现款购买,伯驹与我坚决不要,最后无条件捐赠给国家,于此可见他热爱新社会的衷情。后来,毛主席得知又亲自送来他亲手积攒的人民币零票一万元,以表示赞助的心意。伯驹与我和张大千的交往很深,时间已在四五十年前,我们在上海居住时,就和他熟识,并经常有往还。一九四七年大千来北京还到我们家看望过伯驹。虽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还留在大陆,大千前去台湾,但相互眷恋之情,无时或忘。如一九七九年,港澳友好邀请伯驹和我前去一行(后因故未成行),当时张大千在台听到,就设法由港转来一封信,并愿代购机票两张,以促早日成行。原信如下:“伯驹吾兄左右:一别三十年,想念不可言。故人情重,不遗在远,先后赐书,喜极而泣,极思一晤清言,无如蒲柳之质,望秋先零,不得远行,企盼惠临香江,以慰饥渴。倘蒙俞允,乞赐示鄙友徐伯郊兄,谨呈往复机票两张,乞偕潘夫人同来,并望夫人多带大作,在港展出。至为盼切,望即赐复。专速俪喜。弟大千顿首。”去年初,当伯驹在医院养病时,大千很关心他在大陆的朋友,曾打电话托香港友人转告他在兰州的孙子晓鹰,前来北京医院,看望伯驹的病。大千并告诉他孙子,非要与伯驹拍个照,设法寄到台湾,当时伯驹已不能起床,就在病床上拍了照片。伯驹还作了两首诗以相赠。于此可见他们的交谊是如何深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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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潘素  兰石图  纸本设色  82cm×30cm另外,去年我为了参加民革举办的纪念郑成功书画展,曾画了两张芭蕉拟邀张大千合作,后托人请他题画,他就写出:“壬戌之夏,潘素大家,遥寄大作,命为补笔,当时大病新瘥,更兼目翳,有负雅望矣。八四叟爰,摩耶精舍(补波斯猫)。”又题:“壬戌夏,四月既望,潘素大家,遥寄笔妙,命余补写团扇仕女,落笔惶恐。八四叟爰,摩耶精舍(补团扇仕女)。”前年,王亚蒙先生要我画一幅“云峰春江”画,王又拿去找张补笔题词:“神韵高古,直迫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亚蒙仁兄出示,八四叟张普华题。”从上述几件事,就可知悉伯驹与大千,虽海天远隔,但交情笃深,非同一般。目下可惜一已去世,一仍在外,人世沧桑,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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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手书陈毅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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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编著油印本《丛碧书画录》标注“O”页
本文原载《名人的妻子忆丈夫》A卷,珠江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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