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张大千先生的如夫人我的婆婆杨宛君女士

时间：2018-11-16 10:00:25 来源：网络转载作者：

忆张大千先生的如夫人我的婆婆杨宛君女士

《张大千艺术展》在国家博物馆落下帷幕已经有些时日了，但我的心情仍未能平静。展览期间，我曾数次前往国博欣赏张大千先生那精美绝伦的绘画艺术。在展出的众多画卷中，数量最多，最令人瞩目的当属大千先生临摹的敦煌壁画。
大千先生的临摹敦煌壁画是先生及随行人员在荒凉的大漠之中，在异常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历时两年零七个月而完成的。大千先生以其对艺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及深厚的艺术功底将石窟中的壁画完整的临摹下来。大千先生临摹的敦煌壁画线条流畅而富于变化，赋色浓艳又不失端庄，在有着极高艺术欣赏价值的同时，又有着极高的艺术研究价值，是国家的艺术魁宝。
大千先生在敦煌的艺术成就离不开其随行人员的陪伴与支持。在荒凉的戈壁滩中就有这样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日夜陪伴在先生的身旁，照料先生的生活起居，为先生铺纸捧砚，与先生同甘共苦。这位奇女子就是大千先生的如夫人，我的婆婆杨宛君女士。
杨宛君女士生于1917年4月19日，卒于1987年9月27日，享年70岁。杨宛君女士出身京城文艺世家，其父杨小全先生是京城著名的月琴演奏家。宛君自幼聪明、秀美，天生一副好嗓子，13岁就已在城南清音阁登台献艺，演唱京韵大鼓。
1935年，大千先生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举办画展期间，到城南清音阁游玩，正好碰上宛君在台上演唱《黛玉葬花》。宛君高亢凄婉的嗓音，阿娜多姿的体态，再配上一双颇有古典仕女遗风的纤纤玉手，令大画家一见倾心，顿生爱慕之意（婆婆曾经对我说过，大千先生最喜欢的就是她的一双玉手）。大千先生随拜托京城好友，著名工笔画家于非闇先生牵线搭桥，邀宛君小姐到中山公园参观画展，并亲自为年仅十九岁的大鼓艺人奉茶，讲解。宛君见大千先生美髯拂胸，谈吐文雅，才华横溢，爱慕之情也不禁油然而生。一朝邂逅成相识，自此，两人的情感迅速升温，遂於年内喜结良缘。
婚后，宛君女士终日陪伴在大千先生的身边，精心侍奉先生的生活起居。大千先生也十分喜爱这位如夫人，不管是游历名山大川，还是访亲问友都会将这位夫人带在身边。这段时日是我的婆婆一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
光阴荏苒，转眼间我的婆婆——杨宛君女士已去世30三十余年，这次国博举办《张大千艺术展》又燃起我对杨婆婆的怀念。
记忆中，在我很小的时候，婆婆就与我的姥姥生活在一起。我的姥姥王清华女士是老同盟会员王一文先生的大女儿，与杨婆婆是生死相交的好姐妹。解放后，大千先生远赴异国他乡，孤身一人的杨婆婆从四川来到北京寄寓在我家，而这一住就是几十年，从东城后局大院（胡同）的四合院到朝阳和平街的本家大楼，再到崇文永内东街的两居室从未离开，直到她老人家驾鹤西去。
我从小就跟着姥姥，是姥姥把我抚养成人的。而在我的成长历程中自然也有着杨婆婆的养育之恩。记得那时每逢闲暇之余，一家人就会坐在一起，泡一壶香茶，摆起龙门阵（聊天，两位老人虽说都是北京人，但都在四川生活过，大千先生又是地道的四川人，因此，我们家还是有些四川情结的），聊一聊老姐俩亲身经历过的奇闻趣事。二位老人的传奇经历，坎坷人生成为我人生的第一本教科书。
众所周知杨婆婆是大千先生的三夫人，是被张家明媒正娶迎进张家门的。但您可知，杨婆婆的大媒人是大千先生的二夫人黄凝素女士。而为大千先生和杨婆婆主婚的是您更想不到的，她就是大千先生的正室曾正蓉女士
杨婆婆是典型的北方女子，身材高大，喜穿男装，与美髯拂胸的大千先生同行经常被人误认为是父子。杨婆婆在陪伴大千先生之余，喜欢票戏。听婆婆说，余派老生创始人余叔岩老先生曾亲自为我婆婆说过戏。但令杨婆婆没想到的是，这一爱好竟成了日后吃饭的家伙。
解放后，大千先生远走他乡，没了生活依靠的杨婆婆顿时陷入困境，有时连温饱都成了问题。但杨婆婆并未因此卖掉一张由她保管收藏大千先生在敦煌的临摹壁画，而是走出家门，在西南铁路文工团当了一名京剧演员，为战斗在一线的铁路工人服务演出。
杨婆婆与我讲述过许多她老人家与大千先生的往事，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已渐渐忘却，甚是可惜。但是，杨婆婆与临摹敦煌壁画的故事，及杨婆婆的晚年生活，我至今仍是记忆犹新。
婆婆说过，在敦煌的日日夜夜是其一生最难以忘怀的，因为那里有她挚爱的人。在“平沙莽莽黄入天”的西北大漠，一位终日与黄沙、洞窟为伍的芳华少妇，忍受着孤独与寂寞，在极其艰苦的生活环境中日夜陪伴在丈夫的身边，为丈夫的事业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因此，大千先生的临摹敦煌壁画里也凝聚着杨婆婆的汗水、心血和全部的爱。
大千先生离开大陆前，将全部约二百七十余幅临摹敦煌壁画交付与杨婆婆。从此杨婆婆又肩负起保护这些代表当代中国绘画艺术最高成就的巨幅画作。众所周知，位于川西平原的成都一年四季都很潮湿，杨婆婆为了大千先生的心血不被虫蛀，不霉变，经常要将巨作搬出晾晒，并用烟叶熏。仅此举就不知耗费了杨婆婆多少心血。要知此时，杨婆婆的生活已想当窘迫，但杨婆婆宁可自己受冻挨饿也绝不卖画，还要省出钱来保管维护这批巨幅画作。
上世纪50年代初，有病在身的杨婆婆逐渐感觉到，依靠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将这些巨幅临摹敦煌壁画完好保存下来的，遂产生了将这批凝聚着大千先生和自己心血的巨幅画作交与国家保管收藏的念头。在经大千先生同意后，杨婆婆毅然决然地将大千先生二百七十余幅临摹敦煌壁画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自己仅留下14幅画作为对大千先生的思念。
杨婆婆当年的举措是许多人难以理解和想象的。要知道，即使是在当年，大千先生的画作已是相当值钱了，更别说是蜚声国际画坛的临摹敦煌壁画了。在金钱面前，大千先生和杨婆婆选择了国家。
国家并没有忘记对国家有过贡献的人们。当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得知大千先生有位夫人是地道的北京人并无偿捐献了临摹敦煌壁画的事后，在北京中南海接见了杨婆婆和我的姥姥王清华女士，并请杨婆婆转告大千先生，国家希望大千先生能够回国定居，即使回国观光观光也好。
就在周总理接见不久，国家文化部齐燕铭副部长向杨婆婆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杨宛君同志献出二百六十幅张大千临摹敦煌画，这些艺术品价值很高。目前国家经济困难，如果说买也买不起。国家准备颁发四万元奖金给你们，其中两万元待大千先生回内地探亲旅游时用，周总理让我转告你，好好看病，病好了好好工作”。
周总理的接见与关怀令杨婆婆感动不已，并将国家给予奖励的事通知了其他亲属，而自己只领取了奖励的四分之一（5000元）。事后，杨婆婆并没有忘记周总理的嘱托，多次写信希望自已的丈夫回到自己的身边，回到祖国的怀抱。
就在大千先生在是否回国的问题上举棋不定之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席卷了中华大地。也正是从那时起，杨婆婆与自己的丈夫——大千先生彻底失去了联系。
随着文革的不断深入发展，我们的家境也越来越差。二位暮年老妇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为北京绢花厂画灯笼画（用来做灯笼的画）赚取几厘钱一张画的工钱，以维持生计。可叹，一位大家闺秀，一位大画家的夫人竟要靠画廉价的灯笼画为生。不过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这又算的了什么。要知道，大画家董寿平先生（本家大楼的邻居），末代皇帝溥仪的同胞弟弟溥杰等大家都曾画过灯笼画。
两位老人家就这样相互扶持，艰难度日。没想到的是，更大的浩劫即将降临。那是在我们家被抄家的前一天深夜，急促的敲门声将刚刚入睡的一家人从梦中惊醒，开门见是身着警服的管片民警王永增警官。开始大家并未在意，以为又是文革中常见的查户口、查外来人口。
王警官走进屋，关上房门，压低了嗓音说道：“明天红卫兵小将就要来抄家了，你们赶紧将大千先生的画交我保管，以免被红卫兵抄没或毁坏”。在王警官软中带硬的劝说下，二位老人凭借着对人民警察的信任，随即将家中仅存的14幅临摹敦煌壁画交于了王警官。警官临行前还在叮嘱二位老人家：“ 为了画作的安全，千万不要将此事告诉任何人”。此时，王警官诚恳的目光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喜悦。从此，大千先生的14幅临摹敦煌壁画连同那位王警官便泥牛入海，人间蒸发了（文革后期，和平街派出所的警官告诉我们，那位王永增警官并未将画作交于组织，而其本人也在文革中自杀身亡了，至于为何自杀便不得而知了）。
画丢了，家抄了，与亲人的联系中断了，一波又一波的打击并未击垮两位老人家，反而更加坚定了二位老人生活下去的勇气与信心。生性豁达的二位老人在笑对人生的同时，又总能抓住机会去享受生活，哪怕享受只是短暂或瞬间的。记得杨婆婆和我姥姥在工作之余（画灯笼画）会和楼里的街坊、邻居一起聊聊天、唱唱样板戏、打打桥牌。
要知道，当年我们本家大楼（和平街11区22楼）的邻居可都是有身份、有地位、有文化、有知识，又生性豁达的特殊群体。在这个大家庭中，人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爱好。即使在十年浩劫，人人自危的年代，邻里之间依然相互帮助、相互扶持、相互安慰，依然在一起聊天、唱戏、打牌。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大家庭，二位老人在文革中的生活才多了一些温暖的色彩。
1975年，我们家从和平街的本家大楼搬到天坛公园南坛墙外一栋新建楼房，与当年刚被政府特赦的前国民党高官黄维、文强等成了邻居。因此，我们这栋楼又被冠以“战犯楼”的美称。
搬到南城后不久，“四人帮”就走向了灭亡，人民的生活也逐渐趋向稳定。此时，虽然二位老人家依然在为生活而奔波忙碌（画灯笼画），但政治上的压力已是彻底解脱了。
当时间来到1983年，一则从台湾传来的消息令我婆婆的生活发生了巨变。1983年4月2日，被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的张大千先生在台湾陨落。大千先生去世后，台湾媒体很快对外公布了大千先生在张群等要人见证下所立的亲笔遗嘱。
遗嘱写到：“立遗嘱人张爱(字大千)缘余年届八十，深念渥承天麻，得毕生浸润于书画，勉有成就，感祷不已。惜余不治生产，积蓄甚微，光阴荏苒，宣立遗嘱以示后人……余自作之书画全部分为十六份……。”
这其中的十五份给了陪伴在大千先生身边的夫人徐雯波及先生在海峡两岸的14位子女。第十六份给了谁呢？大千先生离开大陆几十年，但直到临终前都未忘记曾与他在敦煌同甘共苦的三夫人杨宛君，哪怕他这位大画家的夫人早已被世人忘得干干净净。大千先生在遗嘱中写道：“上开余自作画之十六分之一赠杨宛君。”。由此可见大千先生不仅仅是举世闻名的大画家，还是一位有情有义的好丈夫。
当大千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我的婆婆已是老泪纵横，彻夜无眠。此时的杨婆婆在万分悲痛之余，又感到十分欣慰。这段时日，婆婆反复叨唠着一句话：“在大千的遗嘱里有我杨宛君三个字，我这三十多年年就算没有白白等他，他还在想着我” 。
大千先生离世后，我的婆婆就像出土文物一样受到各方人士的关注。杨婆婆先是受邀参加中央统战部、文化部、美协举办《国画大师张大千纪念展览》及宴会。大千先生的女儿张心庆女士后来回忆这次宴会时说：“三姨杨宛君代表家属向首长敬酒讲话，很有风度，给张家家属挣了脸”。随后杨婆婆又当上了崇文区的政协委员，每月有几十元钱的国家补助。与此用时，我的姥姥也已民革成员的身份连续两届当选为崇文区人民代表。
随着国家的不断拨乱反正，杨婆婆的政治与经济地位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杨婆婆一生没有生育子女，但十分喜欢孩子。当我的儿子出生后，杨婆婆喜欢的不得了，每当孩子从托儿所回家前，老人家总会拿着好吃的站在单元门口翘首以待重孙子的回归，以享天伦之乐。
杨婆婆晚年一直有两个愿望。一是找回在文革中丢失的14幅临摹敦煌壁画，二是到台湾祭拜自己的丈夫。但病魔并未让杨婆婆等到那一天。1987年9月27日，张大千先生的如夫人，我的婆婆杨宛君女士终于走完她坎坷、传奇的一生，到天国与大千先生团聚去了。
按说，本文写到这就该结束了，但在《张大千艺术展》上我看到的一则导言却让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在本次展览的“临摹敦煌”单元的导言上，主办方这样写道“张大千之子张心智，画家孙宗慰，油工窦占彪、李复，喇嘛画师昂吉、格朗、三知、夏吾才郎、杜杰林切，友人谢志柳，侄张比得，门人肖建初、刘力上等人先后参与到临抚敦煌壁画的工作中。”在这一长串的人名中，单单未见终日为大千先生临摹作画铺纸捧砚，与众人同甘共苦的杨宛君女士的名和姓，要知道杨宛君女士不仅是大千先生在敦煌临摹壁画时的随行者、参与者，更是临摹敦煌壁画的捐赠者。临摹敦煌壁画里浸润着杨宛君女士的青春与心血。对于这样一位有贡献于临摹敦煌壁画的女性，主办方只字未提，是不是有点不太厚道了。
作为与杨宛君女士共同生活30余年的笔者，自认为有责任、有义务为杨宛君女士，我的婆婆说明真相，讨还公道。让天下所有喜爱大千先生艺术的人们都知道，在大千先生身边还有这样一位富有传奇色彩，命运坎坷的奇女子。
愿杨宛君女士，我的婆婆在天国快乐！安好！

杨宛君女士与王清华女士（1964年）

两位老人家畅游颐和园

杨婆婆的崇文区政协委员证

当年北京晚报刊登的一则有关杨婆婆捐赠临摹敦煌壁画的消息

杨婆婆与我的姥姥在永定门家中的合影

杨婆婆在家中作画

杨婆婆的铁路工会会员证

杨婆婆在战犯楼前合影

两位老人与笔者的母亲合影（1966年）

照片左侧的小姑娘是笔者的妹妹

杨婆婆戏装照

杨婆婆与笔者的小舅（陶荣生先生左一）同台演出余派老生的传统戏《碰碑》杨婆婆饰演老令公，小舅饰演杨六郎。陶荣生先生是我姥姥的义子。

二位老人出席小舅（陶荣生先生第二排左四）的拜师仪式。前排正中老者就是小舅的恩师，京剧名家叶盛长先生。注：陶荣生先生是叶先生的入室弟子，余派老生名票。陶荣生先生出生名门世家，其母亲陶默庵先生是梅兰芳先生的第一位女弟子，前清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端方的亲侄女，与杨宛君女士、王清华女士是义结金兰的好姐妹。

杨婆婆重游颐和园听鹂馆，当年与大千先生居住过的地方。

杨婆婆与重孙儿（笔者的儿子）在一起自拉自唱，其乐融融。

大风堂印章。右边的印章是下面《橘颂》上的用印

杨婆婆生前使用的胭脂水釉手壶

笔者的太姥爷，王清华女士的父亲王怡文先生（中）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左）、张登云先生（右）在日本时的合影。

大千先生在1940年画的这幅白衣观音是不是有点像杨婆婆

大千先生与于非闇先生（画蜻蜓）、王雪婷先生（画蛙）合作荷塘清趣图

临摹晚唐劳度叉斗圣变图

临摹北魏夜半逾城图

临摹曹议金夫人图

临摹随文殊问疾图

临摹天王图

临摹五代水月观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