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熙| 信札里的民国书画鉴藏史

时间：2018-10-25 10:39:23 来源：书法杂志作者：王高升

曾熙| 信札里的民国书画鉴藏史

曾熙

曾熙作为民国时期的书法大家，一直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实际上，曾熙是一位素养非常全面的书画家，他不仅擅书画、工诗文，而且精鉴藏。随着曾熙信札的逐渐面世，我们得以通过这些珍贵的文本串联起当时上海书画界艺术交流与鉴藏的种种映象。同时，这些信札极具艺术价值，它较为客观地反映了曾熙的技术水准、审美情怀和艺术禀赋，由于“无意于佳”，更显天真烂漫，代表着其行草书创作的最高水平。

曾熙（1861—1930），清咸丰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1861年12月20日）辰时生于湖南衡阳县石市镇龙田村。谱名昭衔，后更名熙，字子缉，初取号嗣元，也作士元、俟园，后改号农髯。他是晚清进士，做过兵部主事，又是一位投身近代新式学堂的教育家，参与创办南路师范学堂（现衡阳师范学院）等多所学校。当然，令曾熙闻名海上的还是其书法家身份，彼时他与吴昌硕、沈曾植、李瑞清齐名，与李瑞清合称“南曾北李”，跻身当时书画市场最受欢迎的书法家之列。曾熙是清末民国时期为数不多的能参通五体的书法家，其晚年作画，书画笔意高度融合，人书俱老，渐入化境。

衡阳书画学社合影
1922年前后摄
曾熙（中坐）
自左至右：姚云江、雷听秋、张君绶、江万平
江一平、麋洁民、朱大可、倪寿川

与友人合影
约1918年摄
自左至右：曾熙、王聘三、李瑞清

与友人合影
1930年摄于上海
曾熙（前排中坐）、张大千（后排右一）
王个簃（后排右二）

曾熙的书画鉴藏大约与其学书生涯同步。早在1894年，他与李瑞清借住在北京松筠庵，就曾购得《黄庭经》、水前本《瘗鹤铭》、周器拓片十余种。这是笔者目前见到的曾、李收藏碑帖的最早记录。随着经济基础的日益雄厚，他们的购藏也日渐可观，加上谭延闿、谭泽闿兄弟亦嗜收藏，于是一个以曾熙、李氏兄弟、谭氏兄弟等为中心的书画碑帖鉴藏圈逐渐形成。

根据史料所见，除李氏、谭氏兄弟、向燊等至交和张大千、张善孖、许冠群、倪寿川、姚云江等门人外，曾熙和庞虚斋、周湘云、哈少甫、吴湖帆、唐吉生、钱瘦铁等收藏家都有过书画购藏往来。李瑞清去世后，曾熙还专门在寓所宴请过吴昌硕、郑孝胥、王雪澄等海上名家，一道参观李瑞清所藏高克恭《山水图》和其他古书画。何绍基一生购藏甚富，其谢世后部分藏品和作品陆续流入民间，曾熙、李氏兄弟与谭氏兄弟对此特有留意，均有不同程度的收藏。

曾熙的日常信札，既是值得玩味的艺术精品，也是记录其艺术活动的一手资料。在民国的上海，信札往还是书画家日常酬答、信息传递和交易促成的重要途径，这些随着时间零落的纸片就成为当时种种情形的有力见证者，有时还会披露某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曾熙以篆、隶、楷见长，其日常信札正因无应酬的心理羁绊，显得更加浑朴天真。曾熙自号“南宗”，其点画圆浑，笔势开张，将篆籀笔意融入行草之中，气息豪迈高古，一派天机。这些信札在书体上以行书为主，间以草书，绝少以纯粹草书写就，无疑与信札信息传递的功用有关。

总而论之，曾熙信札的风格大体有两大类：
一类是小楷，极少见，但格调极高。

《致丁立钧书》

这套信札是曾熙的早期作品，取法《黄庭经》，间有《宣示表》意趣，又加以行书笔意，全篇空灵萧散，古意盎然，透着浓郁的魏晋气息，是笔者目前可见的曾熙小楷最高水平的代表。丁立钧是曾熙的恩师，以小楷写就凸显了曾氏对老师的恭谨和敬意。

另一类是行草书，最为多见，也最值得关注。其行、草相杂，偶出隶意、楷意，以“鲁公三稿”和何东洲札书为基调，时而融入《张黑女》的温婉蕴藉意趣，用笔古厚蕴藉，结体开张多变，气息生动率真，表现出书家高超的笔墨驾驭能力和嫁接化用能力。若按审美趣味，这些信札又有偏平和蕴藉者和偏驰纵率意者两种情形。

《曾熙致谭延闿札·十一月十二》

这篇信札即属于平和蕴藉者，这是曾熙写给好友谭延闿的一封诉说自己身体近况的日常手迹。能够看出书家巧妙地将篆籀中的圆笔与颜体“外拓”的结体融合起来，行间布白萧散自然，气势开张，古意十足，充盈着鲁公稿书的烂漫气质。尤其是信札的开头用笔和结字不温不火，字字独立，但秩序井然，越到最后越显得天机流露，“告即”“近佳”“熙顿首”几个字组渐入佳境。曾熙和谭延闿交往密切，因此来往书信也最多，这些书迹既是精彩的艺术杰作，又是记录二人艺术和生活往来的珍贵史料。

《曾熙致姚云江札·二月廿二》

这是曾熙写给弟子姚云江的一封日常信札。全篇以行书为主，间有草法，既有鲁公的雍容宽绰，又有右军的爽爽风气，放松适意，浑然天成。“弟”“内”“能”“云”等字都有浓厚的篆籀气息，从这件作品中我们得以看出，曾熙对颜鲁公审美趣味的理解是极其深入的。曾熙深知碑版石刻与二王法帖本来就是二途，虽有共通之处，但不可任意调和，应主次分明，因此身体力行地以帖学的笔法来写翰札，信手拈来，不施造作，自然能在方寸之间得其天机。从技术上看，此作用笔多藏锋，却无一滞笔，无一任笔，字形宽扁外拓，展蹙开合，气息从容轻快，一一自然。

《曾熙致倪寿川札·十二日午》

《曾熙致倪寿川札·十二日午》

全篇本有五行，后来又加了两行补注，整个章法立即发生了疏密变化，大小错落，呈现出“鲁公三稿”的意趣。值得称道的是，曾熙功夫极深，即使再小的字，他都能驾轻就熟，毫不懈怠，寥寥数笔，情趣盎然。如第一行的“好在”两个字的连接并没有因为字小而露怯，仍然果断劲挺。“能不”“即告”“受之”等局部连接也很出彩，能看出曾熙参通篆籀笔法对其手札的补益。

《致唐吉生书·上巳后一日》

这是曾熙向唐吉生借画来读而写的书信。整篇以宿墨写就，水墨交融的宿墨和生宣相遇，润、涩、干、枯等效果得以集中呈现，墨分五色，极富艺术感染力，体现出曾熙作为成熟书家的高超技术水准。纵览全篇，书者的挥运心态十分放松，润燥相间，大小相杂，节奏感强。书家蘸墨落笔，特别注意气息的承接，笔枯不能成字后再重新下笔，“阁下”的枯涩和“日来”的润泽相映成趣。除了宿墨枯笔外，曾熙在信札中也将浓墨秃笔表现得淋漓尽致。

《致李瑞奇书·二月五日》

这是一篇用秃笔写就的信札。从各字的尾笔出锋处可以看出，曾熙使用的应是一支短锋秃笔。以浓墨开篇，写到枯笔方才下第二笔，如此反复，气息贯通无碍。尤其是“札”“册”等字的“破锋”和“交上”等处的“裹锋”极为精彩，末行的“三”以隶意首尾，颇有《姨母帖》风神，这些看似无意、实则有心的细节体现出曾熙用笔锋散而神聚、锋聚而气满的审美趣味，非等闲辈能及。

《致杨潜庵书·闰七月八日》

这时曾熙刚刚寓居海上，杨潜庵居北京，与曾熙常有书信往来。从这件札书看明显处于书风探索期：用笔虽秃但锋芒内敛，纯以篆籀笔法为之，似乎在有意避免某种技术上的禁忌。“得来书”等字纯以线行，如“折钗股”；结构则以外拓为主，大开大合，“目”“乾”“命”“写”“黄庭体”等字的恢宏气势似乎暗示着与北朝摩崖刻经的某种内在关系（曾熙曾遍临北朝刻经，有所得时便题之于临作末尾）；其章法则大小错落，如乱石铺街，别有一番趣味。曾熙的信札还有很多精彩之作，有的空灵散逸，有的苍郁老辣，有的奔放恣肆，皆有可品之味，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