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师范大学 李旭东—— 张大千与敦煌

李旭东: 张大千与敦煌,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23分钟
完整演讲稿：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讲者李旭东，来自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院，是一名敦煌学研究人员。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张大千与敦煌》。
1987年，我 22 岁的时候，在敦煌研究院工作一段时间，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主任史苇湘先生给我在讲课的时候多次提到过张大千先生，他给我讲到说，他在学生时代就是看了张大千先生的敦煌壁画临摹展以后才到敦煌这个艰苦环境来工作的。受史先生的影响，我才关注到莫高窟的张大千编号、伯希和编号，资料室里的一些关于张大千先生的档案材料。

那么张大千先生在敦煌工作生活了将近三年，与张大千打过交道的党、政、军、绅、学、商，以及普通老百姓把他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津津乐道的一直谈论着。这些资料以后都是电影、电视，还有很多公开发表的文章、文献里面所没有的，都是以口述资料，再现了张大千先生当时在敦煌真实的、客观的这一段历史。后来我遇到我的老师，曾经任过敦煌中学校长、酒泉师范校长的窦侠父先生。他给我讲，做这件工作非常重要，得赶快做，现在健在的当事人已经非常少了，要不做就来不及了。那么故此，我自费走访当年与张大千打过交道的很多当事人以及他们的后代，还有他们的亲朋好友等等知情人，还有一些敦煌学专家，他们从不同的侧面提供了许许多多的当时的人和事。他们也很希望以后我能够担当此任，把这段历史如实的记录下来。那么我掌握的材料来看，比起张大千在当年在敦煌的丰富的活动也许只有九牛之一毛。但是再无人青睐的话，连这段历史也淹没不闻了。

甘肃榆林窟外景，图中左侧桥上站立者为张大千
那么敦煌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却令张大千这样的人才竞折腰，千里迢迢来到敦煌临摹壁画。宋代以后中国画逐步衰落，大画家徐悲鸿说中国画现在比起千年以前后退了一千步。为此张大千先生也非常苦闷。1929年，31岁的张大千先生认识了叶恭绰先生。叶恭绰是著名的书画家和收藏家。他曾经到过敦煌，在北京组织过敦煌经籍辑存会。那么叶恭绰先生，告诫张大千说，要重振人物画，追寻唐代、隋代以前的美术绘画原作，必须要到敦煌去，到了敦煌才能找到艺术的源头。
张大千先生在 41岁的时候，在成都有幸遇到了李丁陇先生，看到了李丁陇先生亲自临摹的敦煌壁画，他感慨万千。后来又在李丁陇重庆和成都举办的画展上，“浸泡”了一个多月以后，在敦煌壁画里面的佛、菩萨、飞天等艺术形象中徜徉，终于为他到敦煌去打了一剂强心针。
张大千乘飞机从成都到达兰州以后，从兰州要到敦煌。这个路途非常遥远，有1200多公里。河西走廊（当时）属于马家军管辖，未经许可任何人都休想踏入敦煌一步，所以说张大千先生在国民党元老、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以及马步芳、马步青等人的鼎力支持下，最后到达了心驰神往的敦煌。

张大千与藏传佛教寺院僧人等摄于敦煌莫高窟
他的画家团队的组成人员就是张大千、谢稚柳、孙宗慰、刘力上、萧建初、张比德、张心智以及从敦煌招聘了两名工人窦占彪、范华，还有从青海塔尔寺招聘来的五位藏族画师。张大千的妻子杨宛君、黄凝素也先后赶来助阵。张大千到了莫高窟以后，遇到的问题，远比想到的要大得多，多得多。首先是莫高窟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住所上寺是一座寺院，这个寺院里面没有床，没有任何家具，那么他画了沙发、画案、桌子等家具的草图，让刚从敦煌招聘来的年轻工人窦占彪寻找木材进行制作，窦占彪寻找以后也没有结果。
莫高窟虽然有许多高大的白杨树，但那些树是敦煌人心目中的神树，怎敢砍伐。窦占彪根据张大千的设想，经过苦思冥想用草泥和土坯两样最原始、最经济的建筑材料为张大千先生砌造了一副双人沙发和单人沙发，还有画案等家具。那么张大千先生和妻子然后铺上朋友们送来的羊羔子皮等动物柔软的皮毛铺在沙发的坐垫上，或钉在沙发的靠背上。然后再在上面附上一层洋布，这个沙发漂亮的造型就一下子显现出来了，莫高窟从此就有了别具艺术意味的泥土家具，这就是为张大千先生创造良好的居住和工作环境。  
紧接着开始的工作就是清理积沙。莫高窟的窟顶就是鸣沙山，鸣沙山的沙随着风吹，一年四季向下流，莫高窟的栈道上，道路上到处都是沙子，很多洞窟都被沙子填埋了。那么张大千带领团队采用据说是王道士发明的引水冲沙法和拉沙排的方法，用了三个多月才把莫高窟大部分洞窟的积沙清理完毕。
紧接着进行临摹壁画工作，张大千把画家团队们分成三个组，壁画临摹和调查研究组、画布制作和矿物质颜料制作组、安全和后勤保障组。临摹这个非常困难，往往要一手持蜡烛，一手拿画笔，或站在木梯上，或者蹲在地上，经过反复思考观察十余次以后，怎么入笔、怎么起笔才开始动笔临摹这个壁画。遇到佛、菩萨、飞天，面部和眼睛等画龙点睛之处，这些都由张大千和谢稚柳亲自完成。

张大千 临摹敦煌琵琶伎乐白描画稿
 
1943年4月中旬，正在张大千先生画家团队临摹壁画到了最紧张进入高潮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敦煌县长陈邦起手持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的一份加急电报，来到莫高窟。张大千打开这个电报一看，上面有是“敕转告张君大千：对于壁画，勿稍污损，免滋误会！切切此告！”那么这封电报无形中像一颗重磅的这个炸弹给张大千下了逐客令。
张大千先生这次心里在痛苦的流泪，想到他给酒泉的曹专员画了一幅画，画面上是一幅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小鸟站在被风吹动的树枝之上。这个画面本身就是非常雅致。但是酒泉的这个曹专员他不懂画。认为张大千先生这个大画家不尊重他，这幅画的笔画太过于简单。那么这个曹专员让下属以后就带着这幅画又找到了张大千，让张大千再添上几笔。张大千先生知道这幅画本身是一幅完美的画作，如果再添几笔以后就成了画蛇添足，张大千先生非常生气，他把这幅画作当着来人就撕碎了，从此这就埋散了仇恨，埋散了后面的他破坏壁画的伏笔。
鉴于这种情况，张大千先生就通知画家团队，让大家赶快把临摹好的壁画和半成品用画轴卷在一起，最后装上二三十个已经准备好的大木箱，离开莫高窟，到安西县榆林窟进行临摹。这时常书鸿先生带领部下龚祥礼，还有窦占彪等人前来送行，张大千先生就把自己在莫高窟捡到的写经残页，还有近三年来的一些调查研究成果，还有珍贵文物“张君义将军断手”等作为贵重礼物交给常书鸿先生，说这也是我作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委员的一点心意，以共同仁们在今后使用和参考。常书鸿先生非常感动，连声道谢。张大千先生一行骑上骆驼准备从莫高窟出发的时候，张大千先生看着他熟悉的莫高窟，看着看着眼睛湿润了，他深情地说，“敦煌，予深爱之，予深爱之。”不曾想与莫高窟、与敦煌从此一别，则永远成了永别。

张大千先生到了榆林窟以后安营扎寨，紧张地开始临摹工作。为榆林窟编号共 29号，临摹壁画是60幅。在榆林窟和莫高窟共临摹全部壁画的数量是276幅，张大千先生敦煌临摹壁画从此画上句号。在张大千先生率众离开榆林窟之前，向达先生和常书鸿先生也来到了榆林窟进行考察，在这里与张大千一行会合，追随张大千先生来的这个摄影家罗寄梅先生举起相机，为在场的全体人员拍照留下了珍贵的永久历史纪念。
张大千先生一行离开安西，租乘羊毛车向兰州进发。当羊毛车开到兰州黄河铁桥时，突然又出现几名军人出示兰州军统检察站的证件，要求接受检查。张大强千先生们赶忙给鲁大昌、高一涵打电话，两人很快就和省政府的秘书长王漱芳也来了。王漱芳先生对检查的这个军人说，张大千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画家，他这次来带的全部是在敦煌临摹的壁画，战区和省政府可以证明，一位领头的中校却冷冷地说，我们检查的正是这些壁画。说完便将临摹的二三十箱壁画全部打开，铺在肮脏的地上拉来拖去严格检查，使临摹的壁画受到了很大的损坏。最后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才拱拱手说打扰，扬长而去。那么张大千先生从敦煌到成都，据说总共经过了52道关卡的严格检查，最后终因没有盗宝赃物，那么才能过了一关又一关。
1943年8月14日，《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在兰州三青团大礼堂隆重举行。一下子轰动了兰州，兰州刮起了敦煌艺术风。1944年《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先后在成都、重庆、西安、上海等地隆重举行。那么展览的过程中，门票虽然高达 50 元一张，但是观者如潮。也就此促使美术界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敦煌热。之后几十年张大千先后壮游天下，先后旅居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国等二三十个国家。之后又上欧洲旅行举办包括敦煌壁画的展览200余次，并与具有国际影响的美术大师毕加索会晤，从而具有了国际性的影响。

1943年的榆林窟，图中人物为张大千先生
在张大千声誉日隆，名气日高的时候，突然从某个角落传出来他破坏敦煌壁画的这个消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引起了轩然大波。画面回归到当年张大千率弟子们临摹在他编的第20号窟，敦煌研究院编号为130窟，看到一幅已经毁损的面目全非的五代壁画，那么张大千先生发现顶层壁画的下面还有线条和颜色，这作为张大千的一个重大发现，他兴奋不已，那么关于这件事情，还有涉及到于右任先生在西北视察时，张大千向于右任先生建议成立敦煌艺术学院，收归莫高窟为国有的建议。
在在参观的过程中，也看了第20库这一幅壁画，当时陪同于右任的另一位当事人就是敦煌当地人，已经就职于国民党南京检察院秘书的窦景椿先生，他在《张大千先生与敦煌》一文中记述，他说发现下面有壁画张大千介绍说，于右任讲这很名贵。但是并未表示非要把这个上面的壁画剥落，要看下面的壁画，当时敦煌县政府的一名随行人员，为了使大家看到这个底层壁画的究竟以后，突然用手撕了一下上层张开欲裂的壁画以后，导致这个上层壁画脱落。那么另外一种说法以后是这幅壁画是张大千和弟子们商量以后打掉的。
1942年考古学家卫聚贤在陪同于右任在敦煌考察结束以后，又在敦煌滞留了将近一个多月，他在坊间突然听说到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一事以后非常愤慨。那么他在返回途中，在兰州、在西安、在广元、在成都进行多次演讲，演讲的过程中就提到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之事。
四川省立博物馆馆长冯汉骥，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这两位先生听了卫聚贤先生的这个演讲以后，感到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立即写信，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考古室主任李济反映情况。那么傅斯年、李济不久又收到了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向达的信函，也是反映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这一件事情的。但是傅斯年和李济看了这些举告的内容以后，也没有反映出来有实质性的内容，他感觉到缺乏证据么这些举告有伤贤者，不敢独自做决定，又上书请求于右任先生进行定夺。不久，向达以笔名“方回”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万字长文，痛心疾首的指控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不良之举。这篇文章使重庆的学者非常震惊，也惊动了国民党高层和甘肃方面的关注。
经过调查以后，对这些举告的反映查无实据，最后举告的这个人，像卫聚贤、向达这两位学者也没有任何回应，这件事似乎不了了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永翘从国民党撤离大陆，未带走的卷帙浩繁的档案中，废了千辛万苦查找出当时甘肃省参议会作出的裁决，裁决书的原件就是：“张大千在敦煌并无毁损壁画情事”，由于这个决定在1949年3月作出以后，国民党撤离大陆，这个裁决我们并没有及时公布，以致后来对张大千的误解一直甚嚣尘上。
1942年，蒋经国、蒋纬国兄弟俩受蒋介石的派遣，经过河西走廊进行考察，最后来到了敦煌。1992年10月的一天下午，世事沧桑，年届八旬的蒋纬国闻听有客从敦煌来，在台北圆山饭店，宴请从大陆来的敦煌学专家段文杰、李正宇先生等。
特请93岁高龄的陈立夫先生作陪，陈立夫先生在席间谈到张大千当年破坏敦煌壁画这一事件时，说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期间，政府接到好几起关于他破坏敦煌壁画的举告，经过教育部等单位联合调查，这些举告与事实出入很大。所以说我把这些证据不足的举告压了下来。陈立夫的这段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党高层对张大千破坏壁画举告这些指控予以否定的态度。继之才有了甘肃省参议会最后做出“张大千在莫高窟并无毁损壁画情事”的结论。
故此说明，张大千曾不慎损坏过一副壁画，这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由于当时有人设局、有人举告、有人造势，造成了对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这种印象。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张大千并不是敦煌学家。但是从敦煌学的发展史来说，正因为这个传奇人物的敦煌行，对研究和传播敦煌艺术起了很好的作用，正如著名学者陈寅恪所言：张大千临摹北朝、隋、唐、五代壁画，天才独具，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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