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昌专栏｜朱浩云：处处讲究，样样考究的张大千
时间：2021-11-16 10:41:39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朱浩云
雅昌专栏｜朱浩云：处处讲究，样样考究的张大千
在中外艺术家中，张大千无疑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根据笔者研究，发现大千先生无论是生活中穿着打扮、为人处世，还是从事艺术创作、书画鉴赏，几乎处处讲究、样样考究。
拿长袍马褂来说，民国时就偏好采用高档哔叽毛料由名师定制，一些有意拜大千为师的画家也会投其所好，在拜师时赠大千老师哔叽毛料；再如头戴的东坡帽，仅他的好友沈苇窗先生回忆就有两次为大千定制，第一次给大千先生定做了两顶，一顶是呢的，一顶是纱的。后来大千迁居巴西，又专门致信沈苇窗，要他再做两顶，一顶乌绒的，一顶直贡呢的。需要指出的是：大千一生云游四海，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始终是一袭长袍马褂、长髯拂胸，脚穿布鞋，头戴东坡帽，一口四川话，只吃中国餐，即便晚年依旧如此。
如1981年7月7日，这是张大千宏幅巨构《庐山图》开笔之日，已是83高龄的大千装束一新，团花长袍东坡帽，白绸长裤青缎鞋，当天摩耶精舍大画室里挤满了人，被邀的嘉宾中有大名鼎鼎的张群、张学良夫妇、王新衡夫妇、王一方夫妇、沈苇窗、黄天才等。像这样的着装和排场，自然是大千的风格和做派。
同样，大千在从事烹饪、园林、收藏、鉴赏等方面也是如此。记得美国著名收藏家迈克·盖勒斯回忆，他曾收藏了一件仇英画作，但吃不准真假，恰巧有一次张大千来旧金山来讲学，北美大收藏家曹仲英希望他去参加，顺便把这幅画拿给张大千看，因为张大千被视为中国古代绘画的最高权威。讲座结束后张大千仔细看了盖勒斯送来的画，当张大千宣布这是仇英真迹后，盖勒斯希望大千先生能题跋，大千表示很乐意，但说明这是一幅明代的绘画作品，想用明代墨条磨出的墨水，而且只有他那个工作室里才能准备。从中可见大千是多么的讲究。之后，当盖勒斯携画前往大千旧金山一处别墅工作室请大千题跋时，着实让盖勒斯大开眼界。
在大千画案上，覆着一层毡子，上面摆着许多古色古香的竹筒，里面插满了毛笔。毛笔整洁地放在刷盘里，墨砚和纸张排列有序、整整齐齐。画案中间摆着一方古砚，砚台里盛满了已磨好的明代黑色墨汁。有意思的是，大千把仇英的画从盒子里拿出来后，并不急着打开卷轴，仔细观察卷轴外观，翻来覆去地看上面的题字、印鉴、装裱甚至是镶嵌在卷轴两端的钧瓷。他反复摩挲着那幅画，像是在欢迎一个久违的老朋友。等到心满意足了，张先生把画放到画案上打开。他又一次仔细端详这幅画的内容和题跋，慢慢舒展开卷轴，直到找到一个可以写新题跋的地方。随后大千先生便从竹筒里取出一支毛笔，蘸上墨汁，思索片刻，他便开始运笔挥毫。从毛笔沾上画纸到最后，张先生都没有一丁点儿犹豫。最后落款的时候，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张先生笔下生辉，一气呵成。这时候他才抬起头来拿自己的印鉴。他小心翼翼地把每个印鉴摁到印泥里，然后把印鉴印在画案的纸上试试清晰度。然后，他把印鉴摁在他自己的落款下方。终于在仇英画作上看到张先生的题跋和印鉴，盖勒斯喜不自禁。实际上大千使用的印泥、印章都是上好材质和名家制作，使用的印章除了少量自刻外，大多是国内一流名家所治，其中以方介堪、陈巨来最多。所以，盖勒斯通过张大千鉴赏、题跋仇英画，着实见识了大千先生的讲究和考究。
不过，最为讲究和考究的无疑是书画创作方面。如创作历来讲究笔笔有出处，笔笔有来路；所使用的笔、墨、砚、纸、颜料、印章、印泥、笔架、笔筒、镇纸甚至扇骨、装裱、出版物等都是材质优良或珍稀精细、做工考究。为了力求最好，大千往往不惜资金予以定制，以大千使用最多的毛笔和纸张为例。张大千旅居海外时，曾用英国某地的黄牛耳朵所长的毫毛制成，一只牛耳内的毫毛有限，要两千五百头牛才能收集到一磅这样的牛耳毫毛。张大千委托英国友人收集了一磅牛耳毛带到日本，委托日本制笔最有名的玉川堂、喜屋制作，并在笔杆上刻有“艺坛主盟”。据悉，挑选毫毛出仅够制作8支笔的毛（一说共10支），精制成8支绝世毛笔，其中2支送给了毕加索，2支转送谢稚柳。
至于大千书画用纸如果用“苛刻”来形容，恐绝不过分。这主要是大千对纸颇有研究，他曾说“纸的种类很多，唐宋以来，纸质大都坚挺，洁白，最能受墨，后来有麻纸，看来稍粗，但仍是很坚实，画写意画是最相宜的。到明朝才有宣纸，是宣州泾县所造，或谓是明宣宗发明的，所以又叫做宣德纸。它的质料是用檀皮做的，宜书宜画，传到近世，檀树皮也用尽了，大半用稻草代替，看来雪白洁净，用起来真不如意。所以我们喜欢用旧纸，并不是纸放旧了就好画，实在是因为古人做事，不肯偷工减料，他的本质自然就好。”所以，大千遇上好纸往往会在题跋上写下自己的感慨。因此其画作中常可见“得乾隆内库纸”、“偶得宣纸一番” 、“偶得藏经笺片幅”等字样。
从大千用纸的经历看，早期用纸大多是用安徽定制的“大风纸”，抗战时期由于原来定制渠道不再畅通，于是大千二度跑到四川夹江与制纸匠人一起造纸，还曾亲自设计纸样和两端的花边，并盖有“大风堂监制”的水印。这种纸张自然成本比较高，一般只供自己使用或是赠予好友。于非闇曾在文章中谈及张大千用此纸作画，得心应手。夹江纸的问世，不仅解决了大千自身的用纸，而且深受书画家的青睐。为此，大千曾自豪地说“宣夹二纸，堪称二宝。”1949年旅居海外后，张大千曾远赴东洋“寻纸”，五十年代初曾购入一批日本生产的金笺纸，工艺先进，品相精良，其在厚纸上贴铜箔，再沥上一层纤维，易挂住颜料，且有一种金丝绒般的视觉美感。晚年则好用在日本订做的罗纹纸。从有关记载显示， 大千旅居海外时用的笔、纸、颜料等画材大多订购于日本名店——“喜屋日本画材料株式会社”（简称“喜屋”）。 此店百年老店，恪守专业，所贩售之画具甚精美，尤以天然矿物颜料最为著称。张大千尝游历日本，每次必访喜屋购置各种画材。而喜屋老板夫妇交宜深厚，他们将喜屋二楼布置为张大千的住所兼画室，并聘请了二位日本女士作为大千的秘书，伺候其起居和生活。其中山田女士与大千投缘数十载，得大千厚爱，传为一段佳话。
尤值得一提的是, 1975年3月，张大千在美国加州的寓所环华庵创作了《泼彩朱荷通景屏风》，张大千选用的泥金绢六折屏风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委托日本“喜屋”特别订造。“喜屋”经常为大千在东瀛采购文房用品，《泼彩朱荷通景屏风》并非一般点以金箔，而是铺足金泥金于绢上，故色泽炫丽夺目，气派富丽堂皇，其亮丽远胜于普通金笺。据说，仅此屏风已价值两万美金，可谓用料考究，非同凡响。图为屏风巨制，是张大千泼彩荷花中最大的一件作品，墨色交融，富丽堂皇，红荷以金线勾勒，在纵横挥洒中又可见墨斑彩迹，泥金底的材质使画面灼灼生辉。荷花画在泥金的绢纸上，未著色的金底约佔全画面积的一半，与墨色、石膏、朱色及不同层次的绿色相亘辉映。而花费2万美元在那时也是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2002年，当香港苏富比隆重推出这件大千的力作时，吸引了众多买家眼球，最后以高达2022万港元成交，不仅刷新大千作品市场最高价记录，而且创当时近现代中国书画的最高价，轰动拍场。
除了人们最为关注笔和纸外，一些容易被人不削一顾或是被忽略的书画用品，大千也是格外讲究，拿不显眼的印泥来说，他一生喜好用“鲁庵印泥”，这种印泥由张鲁庵首创制作，工序繁复，泥质纯净，富有弹性，色似红缎，细腻而粘稠度高，热天不烂，寒天不硬，永不褪色。要知道解放前鲁庵印泥就有“一两印泥一两金”的说法， 1962年张鲁庵去世后，鲁庵印泥的传人符骥良制作了“骥良印泥”。文革时期，张大千更是费尽周折，委托澳大利亚驻上海领事馆来求索此印泥，其代价之大，可想而知。再如书画创作最后装裱阶段，大千也绝不马虎，要求极高。装裱往往是由他高价聘用的御用装裱师来完成，民国时，大千曾用高达月薪300大洋聘用装裱师，相当于北大知名教授的月薪。50年代大千旅居海外后，他又在日本调教出了目黑三次，成为了他在海外的御用中国画装裱师，其中最经典的装裱之作当推大千收藏的董源《溪岸图》，此作最初从徐悲鸿处交换得来时破损严重、面目全非（详见对比图），经大千御用装裱师妙手回春，成为了董源最赏心悦目的一件经典力作。
从上可看出，张大千诠释了啥叫做讲究，啥叫做考究。可以说，古往今来，还真找不出人像张大千那样讲究和考究的艺术家。
在艺术市场上，笔者发现2010年后，海内外各大拍卖行非常注意收集上拍大千的文房用品。如2007西泠印社隆重推出方介堪为张大千刻“潇湘画楼”印章，该印文精湛，选料考究，结果受到众多藏家追捧，以99万元天价成交，创当时印章市场最高价，轰动拍场。
2012年嘉德集中推出了一批大千生前使用的文房物品，尽管估价很低，但成交价不菲。如21支大千用笔在2012年嘉德估价2-5万元，成交价高达103.5万元，是估价高端20多倍；一个瓦砚为大千先生在日本收获的藏品，嘉德估价为1-2万元，成交价39.1万元；一个很小的斑竹笔筒以19.55万元成交；一组砚墨朱砂墨 （乾隆御制墨）以32.2万成交。有意思的是：中国嘉德香港2016年春拍隆重推出了“谪仙馆藏大千自存旧纸”专场，共38件拍品全部无底价上拍，最终实现总成交额1139万港元，斩获白手套佳绩，轰动海内外。其中，三张“极稀有六尺宋朝萝纹纸”以330.4万港元高价成交；五张“六尺大风堂罗纹纸”以129.8万港元成交，另外三张“六尺大风堂制罗纹纸”以96.76万港元成交，分列本场成交价二三位。
所以，种种迹象表明：大千文房用品的拍卖给拍卖行带来了不菲的收益。目前，大千的文房用品包括他画室的摆件、瓷瓶、出版物、签名照片乃至菜单等正在成为各大拍卖行竞相寻觅的对象，这恐怕与大千先生生前讲究和考究是分不开的。
注：文中图片来自拍卖图录及网络
朱浩云
2021年11月2日写于上海五栖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