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界探秘：张大千最后的日子
时间：2021-04-13 13:54:30 来源：淄博文旅 作者：
中国文化界探秘：张大千最后的日子
1949年的中国，宛如洪水退去又露出殷实的土地，随着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铿锵诗句，解放军4月23日一举攻克南京，国民党退守台湾。
历朝历代的权力更迭中，充当喉舌的文艺界都是新旧政权交替时极力争取的对象，毕竟，无论是国民党一边，还是共产党一边，都有为自己服务的文艺工作者。虽然共产党人表现出了宽广的胸襟，并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希望文艺工作者能为新中国献计献策，但依然有一部分曾经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要职或者家庭出身生活背景复杂的文艺家们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感到压力和迷茫。因此，1949年这一年，对于中国的文艺界和知识界来说，是最终的分水岭。
所谓最终，是因为对于那些想离开的人说，这是最后的机会，而对那些想留下的人说，这是新生活的开始。无论是“走”是“留”，个人的命运都将就此改变。
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后半生，也由此展开。对于决定离开的那部分人来说，张大千是备受关注和最具争议的一位了。
张大千的1949年，携带藏品富可敌-国
1949年，张大千50岁。此时的他，正与他的四太太、只有19岁的徐雯波居住在香港九龙的一座公寓里。
50岁的张大千，在艺术造诣在中国已经是无人匹敌的宗师级人物，尤其是三十岁就被徐悲鸿誉为“500年来第一人”，四十岁又在敦煌的历练，更使她的艺术造诣达到了一个新巅峰。
由于多年的历史渊源，张大千与国民党的一些元老与上层人士都有往来，交情也非同一般。如于右任、张群等。从内心深处讲，当时的张大千是想回到北京的，尤其是在北京美术界有相当影响力的徐悲鸿托人给他捎来一封亲笔信，邀请他去北京工作，这让张大千欣喜万分。
让张大千想留在北京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何香凝来找过他。北平解放后，他毕生敬重的何香凝突然造访，说已经有不少人都从香港返回北平了，她过几天也要过去，临行前想求张大千画一幅画，送给她一个重要的朋友。
张大千欣然同意，画了一幅绝妙的荷花图。当问题给谁时，何香凝说，就题润之先生吧。
张大千这才知道是画给毛泽东的，他的心里翻滚过一波重重的浪潮，用他特有的“张大千体”，在画的左上角题下一行字：润之先生法家雅正。乙丑二月大千张爰。
临别时，何香凝郑重地对张大千说：“大千，我知道你一向是个不关心政治的人，这一点你和家兄善子不同，如果家兄还在的话，他一定会和我一起去北平的……”
张大千眼睛深润了，特别是收到徐悲鸿的信后，他很感动。只是他实在走不开，一是他刚刚在成都买了房子，二是他接到了印度和中国台湾的画展邀请，这两个画展，一直是他想去的。
尽管3000斤小米是当时教授的最高待遇，但对张大千来说，这是杯水车薪，远不够养活他一大家子的，加上他对“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和平均主义分配原则无法适应，特别是他在成都还有若干家眷以及他的弟子们，如若只身悄然成行，他的家眷和弟子恐怕遭国民党荼毒。如果携家眷前往，显然又走不脱，这让张大千踌躇不定，北行之事就此搁置。
1949年11月，张大千的画展在台北隆重举行，他见到了不少国民党军政要人，也听到了不少大陆的消息，让他有所担心，但他也不愿意委身于国民党。就在这时，张大千遇到了他的好友，时任国民党检察院院长，近现代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当时于右任刚从重庆飞到台湾，家眷都没来得及带出来。
然后命运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捉弄人，张大千本来认为全家都可带走时，机票却发生了难题，尽管张大千找了当时还在成都的张群，但只有3张机票，除了张大千和徐雯波，只能带走一个人。在大太太曾正蓉、三太太杨宛君以及众多孩子当中，张大千听从了徐雯波的建议，带走了已经与他离婚的二太太黄凝素的三岁女儿心沛。
徐雯波的举动令人费解，至今还是个迷。因为当时徐雯波已经有了三岁女儿心碧和二岁儿子心建，都留在了大陆。据分析，徐雯波当时以为此次离开只是暂时，避避风头后可以再回来，但没成想，此次离开大陆之后，张大千和徐雯波再也没能回来。多年以后，当徐雯波得知女儿因病而死，儿子在文革中因受张大千“破坏敦煌文物”的罪名受到牵连，不堪忍辱卧轨自杀时，徐雯波肝肠寸断。
1949年12月6日，成都新津机场，张大千好友，时任西南军政长官的张群把张大千送上了前往台湾的专用军机，张大千携带了80公斤的书画，这里面有它多年的收藏，也有他毕生的心血作品。
“富可敌国，贫无立锥。”这是张群秘书，知名书法家冯若飞对张大千所藏书画的评价，其中一幅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是当年溥仪被逐出宫时随身携带仅有两件作品中的一件，价值连城。
定居巴西，《韩熙载夜宴图》归国
喜欢自由出行的张大千对这一政策很不满意，他先是来到香港，后去了印度，在印度举办了画展，大获成功。在印度期间，张大千考察研究了印度著名佛教石窟阿旃陀石窟，后因徐雯波临产，张大千再次返回香港。
此时，张大千依旧着怀念大陆的亲人，他多次问徐雯波家里有没有来信。但此时的大陆，土改运动、文艺整风正愈演愈烈。政治风云的掀起，给文化界、美术界带来严重危害。
张大千只好暂时放下思乡之情，潜心作画、研究。之后他在香港举办了一次画展，并去台湾会晤了几位老友，在好友台静农的陪同下参观了台北博物馆。
令人吃惊的是，在台北博物馆参观期间，张大千出示了自己的珍藏作品五代董源的《江堤晚景》、《潇湘图》和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具有敌国之富的作品，然而台湾方面对于张大千的这番寓意并没有什么反应，反倒引起了为收购国宝而由周恩来亲自批准成立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负责人的注意。
最终，《韩熙载夜宴图》等两件国宝被大陆收购，至于收购过程，神秘而又传奇，至今也没有一个权威的解释。
此后，张大千在香港的好友天主教教主于斌正向阿根廷申请移民政策，由于张大千的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徒，张大千得以全家迁居阿根廷。
但在阿根廷，张大千的移民手续却未能办下来，这令张大千很是恼火。此时大陆正在吸引海外艺术家回国，也多次劝说张大千回国，但均被婉言拒绝。至于张大千拒绝的原因，有人分析一是大陆经济问题，没有文化市场，靠卖画为生的张大千没有生存空间，二是政治因素，当时大陆各种运动频起，委实让张大千感到害怕。
尽管如此，张大千还是委托在成都的二夫人曾正容与儿子张心智，按照他离川时的嘱咐，把放在家中未带走的、当年临摹的125件敦煌壁画全部交给四川博物馆保存，完成了他的心愿。
移民阿根廷受阻后，张大千辗转多个地方，一次从美国回阿根廷途中，在巴西停留访友。张大千看中了圣保罗市附近的一块极像故乡成都的平原，那里山水并茂、草木浓郁，如同世外桃源一般，张大千喜欢的不得了，加上巴西又欢迎移民，圣保罗的华侨朋友又多，在朋友劝说下，张大千买下了这块地，并取名“八德园”。
自此，张大千全家迁往巴西，一住就是17年之久。
这段时间，张大千的创作开始转变，并在巴西和法国的巴黎等地举办过多次画展，获得了巨大成功。张大千的努力使得西方画坛开始接受和学习中国画的绘画手法，就连当时在世界都声名显赫的毕加索，也亲自在自己的公寓里接待张大千，并请张大千为他临摹、学习的中国绘画提意见。
张大千在海外的巨大成功再次引起国内的关注，他的好友叶浅予、徐悲鸿、吴冠中等人也纷纷和他联系，请求他回国参与北京画院的建设。叶浅予还邀请于非闇写了一篇《忆张大千》发在香港《文汇报》上，以表示思念之情，文章罗列了国内的形式，描述了人们的生活正一天比一天好，画家可以无拘无束，自由的生活。
文章传到海外，张大千看到了。出于感动，张大千托一位印尼华侨捎口信给中央一位领导人，说想回国看看。这位领导人把这消息很快转告给了美术界的负责人，叶浅予也听到此事。但是，还没等叶浅予答复，“反右”就开始了，叶浅予等参与北京画院建设的一干人全部被打成右派，消息传到张大千那里，张大千大为震惊，从此彻底断了回国的念头。
最后的日子
尽管张大千一直居住在海外，但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无论张大千移居在哪个国家，住多么久，他从未向居住国提出过入籍要求，他始终保持着华夏子民的身份。
张大千住巴西“八德园”期间，他的泼墨荷花等作品的绘画水平已经达到了国际化，诸如《长江万里图》等一批气势恢宏的作品，当时世界各地的收藏家纷纷收藏张大千的作品，最受张大千喜爱的《幽谷图》在日本展出时，当时的政坛炙手可热的人物、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经托人高价收购，被张大千婉言谢绝。
张大千的八德园虽园林宛如故乡山水，但他总觉得是寄身异域，心境不佳。他曾告诉朋友说：“巴西好地方，可惜太寂寞！”流露出海外游子的孤凄情绪。
1974年，张大千在美国举办画展，获得巨大成功，并被洛杉矶授予”荣誉市民“称号。1975年，张大千再次回到台湾举办画展，此时的张大千已经76岁高龄。画展举办之后，张大千因身体不适住进了医院，被查出心脏病、糖尿病、十二指肠溃疡等多种疾病。台湾的朋友们再次规劝张大千落户台湾，而张大千又想到了大陆，那里有他的故乡和亲人，他流露出一颗游子之心终究要落叶归根的夙愿。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张大千的表弟，也是张大千在欧洲最重要联络人郭有守却出事了。
郭有守曾是中国台湾地区委派兼驻法大使馆文化处参赞，常驻巴黎，具体统管台湾在欧洲的文化交流事务，后经有关部门争取，他开始为新中国提供情报。1965年圣诞节前，他在瑞士与中国大使馆联系时，不慎被联邦特工组织窃听了电话。当他从中国大使馆出来时，立即遭到瑞士警方的拘捕。
后通过外交斡旋，郭有守才得以离开瑞士，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避难。1966年4月，郭有守回到了北京，宣布与台湾当局脱离一切关系。此事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极大震怒，他们将郭有守在巴黎的一切财物和收藏品“没收”，其中包括张大千赠送给他的百余幅的绘画精品，后来这些绘画作品均被转交给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收藏。
对于张大千的返乡，郭有守原本是想凭着这次关系说服张大千返回大陆，然而残酷的现实让张大千不得不再次打消了回归大陆的念想，此时的大陆，文革运动正如火如荼，肯定回不去了，加上台湾毕竟有他多年的好友和弟子，张大千终于决定定居台湾。
1976年1月25日，张大千正式定居中国台湾。从50岁离开大陆，海外漂泊近三十年，终以78岁高龄归宿台湾。
张大千此举轰动整个台湾，受到各界人士欢迎。其实，张大千从来都不缺华夏赤子之心，在大陆文革爆发归期无望时，选择台湾也算是叶落归根。毕竟，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定居台湾，张大千轻松了许多，心情大好，他的住所经常有朋友去拜访。文艺界自不必说，黄君璧、台静农、郎静山、徐伯郊、黄天才等等，还有一批在政界曾权倾一时的张群、张学良、于右任等人。
特别是张学良，当年东北三省的少帅，因买了许多石涛的画，后来被告知都是伪作，且都是张大千临摹的时候，他和张大千因此而结缘，并成为莫逆之交。
虽然居住在台湾，张大千对大陆依旧抱有强烈的回归之心，因为他的家乡有他的亲人和故土。1982年3月，一位美籍人士从长江三峡入川访问后，到台北来访问张大千，并赠送了一份他渴望的珍贵礼物——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土”。
手捧泥土，张大千热泪盈眶，他把泥土供奉在先人灵位前。
上个世界80年代，因为各种原因，张大千已经无法远行，他在内地的子女也只能通过电话互诉思恋之情。每次通话，都能使张大千泣不成声，伤心欲碎。
1983年，张大千在完成最后一幅作品《庐山图》时，病危入院。张大千自感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遂立下遗嘱：所有遗产分为三份，自作书画分为16份，留给徐雯波和所有子女，所收藏的珍贵书画文物全部捐献给台湾故宫博物馆，由他亲自设计兴造的四合院型建筑，搭配中国式庭园的住所——摩耶精舍捐献给台湾省政府部门。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北病逝，终年84岁。他的葬礼属于最高级别，蒋经国亲自题赠“亮节高风”匾额，参加者更是人潮如海。遵照张大千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埋在了摩耶精舍的梅丘石碑下。
一颗巨星就此陨落，其无与伦比的艺术光芒曾经照亮整个世界，唯一遗憾的，是他没能安睡在故乡的泥土里……
参考资料文欣《行走的画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