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善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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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脸谱:张大千在台湾的岁月

历史脸谱:张大千在台湾的岁月

时间:2020-03-25 11:06:33 来源: 作者:

历史脸谱:张大千在台湾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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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历史脸谱:晚清民国风云人物》,中国工人出版社

1969 年,张大千71 岁时,他居住了10 多年的巴西寓所“八德园”,因修水库而被征用。张大千不得已移居美国加州卡米尔城。“八德园”的被征用对张大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张大千在加州购房,起名“可以居”。1971 年,他又在离“可以居”不远的地方购置了数亩地,起名“环荜庵”,仍然准备建造一座中国式的庭园。
张大千进入60 岁以后,疾病开始困扰他。他在巴西整修“八德园”时,因搬移一块大石用力过度,导致眼睛毛细血管破裂,后来多次赴美国、日本治疗,花费了不少钱。67 岁时患胆结石,在美国就医时因医疗费“四五千美金不易筹办”,张大千放弃了西医疗法,改吃中药治疗。几个月后,张大千再到美国这家医院检查,发现胆结石竟神奇地消失了。70 岁时,一直困扰他不能作画的眼疾,迫使张大千在纽约做了激光手术。除此之外,张大千还患有糖尿病等数种疾病。在为疾病所折磨的时候,他也越来越思念家乡和亲人。
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孖逝世后,他一直思念三哥张丽诚和四哥张文修。每逢三哥、四哥生日,他都要作画遥祝。1966 年,张文修82 岁生日时,张大千画了一幅《黄山旧游图》,并在画上伤感地题道:“丙午春,记写黄山旧游,寄呈修哥诲正。吾哥年八十有二,弟亦六十八矣,相望不得见,奈何,奈何!”后来,张文修看到此画时不禁老泪纵横。
张大千出国后随身携带了母亲画的《猫蝶图》、张善孖画的虎等亲人的作品,他把这些画当作最珍贵的宝物珍藏,从不轻易给别人看。他常常独自一人久久观看这些画,眼眶中每每溢出泪水。他的老朋友于右任知道这件事后,深为感动,以《为张大千题先人遗墨》为题,作了一首词赠予张大千,表达同病相怜的思乡之苦:“天涯人老忘途远,君莫话前游。风云激荡,关河冷落,贤者漂流。一支名笔,三年去国,万里归舟。依依何事?先人遗墨,并此神州!”“先人遗墨,并此神州”,张大千最欣赏这两句词,他认为道出了心底思念亲人和故乡之愁绪。
张大千在海外寓居期间,遇见朋友、同乡、亲人,是他心情最愉快的时候,也是重新勾起他思念家乡和祖国的时候。
1970 年,张大千在台湾黎山宾馆偶然遇见一个四川老乡。他是隆昌人,离张大千的老家内江仅一百多里地。张大千与此人并不相识,但听到乡音,欣喜至极,竟放下了重要事情,与老乡作了
一番长谈,谈起了四川的风土人情。张大千在谈完之后,写了一首充满诚挚情谊的小诗并书写在宣纸上,赠给这位老乡:“君之乡里为近邻,异地相逢快莫论。挈我琼楼看玉宇,不胜寒处最情
温。”多么情深意挚的小诗,张大千的心里一定充满了温情。在张大千的心里,故乡的月亮是最温馨明亮的,要不为什么说“不胜寒处最情温”呢。
张大千在海外见到表弟喻钟烈(喻是辛亥先烈喻培伦之子)后,十分高兴。当他知道表弟即将结婚时,竟不远千里从巴西飞到德国去参加婚礼,这使得表弟德籍夫人的家人感到惊奇,因为他们都体会不到张大千见到亲人时的那种高兴。
后来,表弟夫妇俩应邀到巴西张大千的“八德园”做客。张大千对他们的到来非常高兴,亲笔拟写菜单招待。表弟在“八德园”住了两个星期,近70 岁高龄的张大千整日相伴,用乡音与他谈故乡的人和轶事。他唯恐表弟扫兴,有一次还陪他们夫妇到一个小镇看电影。其实张大千早已看过这部电影,但他陪坐了两个小时却一点也没有厌烦之意,这使得表弟大为感动。张大千迁居美国之后,喻钟烈又一次去看他。张大千为他画了一幅荷花,还题了几句话:“钟烈表弟分袂三年,顷来访于克密尔,欢聚数日,又将去西德,别绪不任,写此黯然矣。”喻钟烈见表哥如此依依不舍,也非常伤感。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竟是他与表哥的最后一次见面。
后来,喻钟烈于1975 年、1983 年两次回到了祖国和故乡。1984 年,他被四川大学聘为经济学名誉教授。喻钟烈极为高兴,兴奋地给国内亲属写信说:“我又是中国大学的教授了,内心甚感愉快,比做外国大学的教授更感愉快!”每次喻钟烈回故乡的时候,他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那个一袭长衫、须发飘然的老人……

在海外寓居的岁月中,最使张大千愉快的是与儿女们的会面。
1963 年5 月,张大千在香港见到了从大陆来探望他的女儿张心瑞、张心庆。张大千悲喜交集,泪如雨下。张心瑞随父亲在香港办完画展后,又一起来到巴西“八德园”,同去的还有张大千从未见过的外孙女肖莲。
张心瑞当时是四川美术学院的老师,她自幼随父亲学习书画,很受张大千的疼爱。这时张大千才知道他的第一位夫人曾正蓉逝世的消息。张心庆告诉父亲,母亲是1961 年在成都病逝的,四川省文化局还专门拨给了安葬费。张大千当时在巴西,音信不通,不知这一变故。虽然他与曾正蓉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属于没有感情的婚姻,但他听女儿说了之后,心里还是很难过,同时也很感谢祖国对他及家人的关怀。
张大千与心瑞及外孙女回到巴西后,朝夕相处,心情才好转。不久,心瑞36岁生日,他亲自为女儿画了巨幅“八德园”山水风景图留为纪念。画完之后,他问了女儿一句:“女今几岁?”“36 岁。”女儿看了父亲一眼,觉得有些奇怪:怎么回事,父亲原来知道她今天生日啊!
老人拉起女儿的手,银白色的长须在颤动,泪水溢满了眼眶。他细细地、满怀深情地望着女儿的脸,声音哽咽地说:“时光流逝何如是之速!吾儿分别,竟18年矣……”话未说完,老人已是声泪俱下,女儿也痛哭失声。张大千的夫人徐雯波反复相劝,父女俩才破涕为笑。
心瑞和肖莲几乎每天都陪伴老人在园中散步,陪伴老人作画、聊天。心瑞在园中也偶尔作画。一次,她临摹老人过去画的《岁朝图》,请老人看。老人高兴,连连点头称好,并拿起笔在这幅画上略加点染润色,还在画上题词道:“拾得(心瑞乳名)爱女,远来省亲,温渍之余,偶效老夫墨戏此临《岁朝图》,颇窥堂奥,喜为润色之。爰翁并识。”从这段题词中可以看出张大千对女儿的殷爱之情。
张心瑞在与父亲的接触中,发现父亲虽然久居海外,但一直怀国思乡,关注着祖国的变化。张心瑞在父亲的书房里,看到了不少大陆20 世纪50 年代以后的出版物,有黄宾虹等大陆画家的画册,以及一些历史、文物考古方面的书籍,还有他的好友梅兰芳的京剧唱腔录音带。有一次,张大千感慨地对女儿说:“共产党有实干精神。以前在香港市场上,全是日本和联邦德国的玩具,现在也有大陆的了。共产党还重视传统绘画艺术。”张大千指了指那些大陆出版的书,“整理出版了这么多书籍,是很好的事情”。
张心瑞还觉得,张大千居住的“八德园”就是异国土地上的一座中国城。园里的山水、草木都按中国庭院的风格布置,房屋的结构都是中国式的,室内的各种家具也是中国式的。张大千喝茶按中国方法泡沏,吃的饭菜照中国风味烹调。无论冬夏,他都穿中国衣衫和布底布鞋。他始终按照中国的时令和习惯过年节。每逢父母、二哥张善孖、老师曾熙和李瑞清的生辰忌日,他都记得很清楚,总是按中国传统礼仪,亲自率领全家人磕头、上供祭奠。
张大千也完全按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教育子女。他要求家庭和睦共居,长幼有序,长爱幼,幼尊长。他遵从中国人勤俭的美德,禁止家里任何人只吃蛋黄,不吃蛋白;吃胡豆不准吐壳;吃剩下的饭菜不准倒掉,要下顿做泡饭接着吃。有时候,张大千发现上顿剩的饭不见了就会追问,会在饭桌上板起面孔发脾气。他严禁家人赌博,也严禁家里人说外国话。有外国客人来访,尽管张大千有日语和英语的基础,但他只说带有家乡四川内江口音的中国话。张大千说:“为何我一定要说外国话,外国人为什么又不来将就我说中国话呢?”张大千逝世后,张心瑞曾写文章回忆了父亲的这些情况。她写道:“使我相信,父亲一直是一个热爱祖国、怀念祖国的人;祖国人民对我父亲的爱护和怀念,我相信,他也一定是知道的。”
1964 年4 月,张心瑞即将告别父亲回国,张大千很难过。他非常希望女儿留在身边,但是女儿要回去,女儿的事业在国内。尽管张大千依依不舍,但还是同意了女儿的选择。
张心瑞临走那几天,张大千整天在画室里作画,他要给亲人留下永久的纪念。他给7 岁的外孙女莲莲画了一本山水、花卉册页,还给她单画了一幅《雀石图》,并在上面题了一首小诗:“送一半,留一半,莲莲、莲莲你看看,到底你要哪一半?”画完之后张大千对外孙女开玩笑说:“爷爷这幅画给你,但只给你一半,你要哪一半?快说,爷爷好裁开。”莲莲信以为真,左看右看,竖裁横裁都会破坏这幅画,莲莲急忙求姥爷不要裁了。妈妈赶紧告诉女儿:“傻孩子,姥爷是逗你玩的。快谢谢姥爷。”莲莲赶忙谢姥爷,大家都笑了。张大千也笑了:“莲莲真是老实可爱。”
张大千专程从巴西送张心瑞母女俩到香港。在香港,张大千又为外孙女画了一幅《摩诘山园图》,并题了一段充满爱和泪的跋语:“此予新得,磐石间泉石之胜,当为摩诘冠。闲日径游,外孙女肖韶(张大千给外孙女改名为‘韶’)辄相随,憨跳其间,顷忽将还蜀,治乱不常,重来知复何日,言念及此,能无怅憾!俾以此图,永以为念!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祝汝,亦以自祝也。”多少爱怜、多少遗憾尽在这些话语之中。
临别之际,张大千还为时任中共重庆市宣传部部长何正清、市委统战部部长杨松青、四川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李少言各画了一幅画,请女儿带给他们,作为一个海外游子的心意。
台湾高阳先生在《梅丘生死摩耶梦》一书中记述张大千对心瑞母女颇有微词,当是一家之言。依笔者之见,可能因他负有劝张大千归回大陆之意,引起一时气话而已。但终归父女情深,仅张大千就为女儿作画六幅,可见舐犊之意(见该书224 页)。
女儿、外孙女终于走了。张大千送别的时候,久久凝视着她们的身影……

张大千在海外寓居的时候,总把怀乡、思国之情注入画纸。他在画祖国的山水时寄托了自己的感情。他很少画外国风光,去瑞士旅游时有感于当地风景的美丽,曾画过几幅瑞士风光的画作,但其中他却画上了中国人物,可见他画外国山水时也忘不了怀乡。
他画的最多的是家乡山水,画过好几幅《青城山》。1962 年,他作四幅通景巨幅《青城山》,并在画上题了一首思乡的小诗:“沫水犹然作乱流,味江难忘浊醪投。平生梦结青城宅,掷笔还羞与鬼谋。”在另一幅《青城山》的画上,张大千也题写过一首眷恋故乡山水的诗:“自写青城旧住山,月中哪有如乘鸾。君看处处云容黯,暴雨狂风总未阑。”
在画这些故乡山水的画上,张大千总要盖上那颗“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的印章。像这样有怀乡情绪的印章,张大千在画上经常使用,如“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无限离情无穷江水无限山色”“长共天难老”等。这些小小的印章上也郁结着张大千的缕缕乡愁。
张大千就是在画花草时也会时时触动心怀。他画梅花,就题上这样的诗句:“殷勤说与儿孙辈,识得梅花是国魂!”多么感人和执着的情怀。他画兰花会想起“不是画兰兰在外,湘江曾断几人肠”。只要在异域看到祖国所有的花木品种,他就会产生强烈的共鸣。他画牡丹会想起“不是长安不洛阳,天彭山是我家乡”,他画芍药会想到“看花忆昔到丰台,万萼千葩称竞开”。他画杏花,题诗是:“梅花落尽杏成围,二月春风燕子飞。半世江南图画里,而今能画不能归!”
他在美国加州“环荜庵”广植祖国花木品种,以慰乡愁。但满眼望去,却愁上加愁,剪不断、理还乱,请看他的诗:“矮结一龛香火冷,贫无长物竹松栽。念家已破何堪忆,去国宁知竟莫回。梦里泸南思荔子,眼中海外见杨梅。仙人好事流人泣,九月偏教踯躅开。”
张大千的诗词艺术成就很高,特别是他寓居海外期间,思国、怀乡成为他诗词创作的主题。而且这些诗词往往用来题画,情景交融、感情真挚动人,不知打动过多少海外游子的心!
1976 年,张大千画了一幅江南山水,并题诗一首:“谁将折柬远招呼?长短相思无日无。挈取酒瓢诗卷上,一帆风雨过姑苏。”张大千的想象力是多么丰富:他画了江南山水,似乎看见有人以柬相招,他高兴地要载酒吟诗去游烟雨蒙蒙的姑苏古城了。哦,这没有尽头的相思,缠绕着老人。这首浸透着怀念祖国情感的小诗,谁读了能不受感动呢。
1960 年,张大千旅居巴西整整八年,他越来越思乡恋土,常常从梦中醒来而流下眼泪。这一年,他画了很多故乡山水,并题了大量的诗句,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思乡情感,其一:“不见巴人作巴语,争教蜀客怜蜀山。垂老可无归国计?梦中满意说乡关。”其二:“投荒乞食十年艰,归梦青山不可攀!万里故山频入梦,挂帆何日是归年?!”其三:“十年去国吾何说,万里还乡君且听。行遍欧西南北美,看山须看故山青。”
在异国异乡,张大千不仅怀念祖国和故乡的山山水水,也怀念那些老朋友们。他曾写过一首诗:“瀑落空山野寺颓,青山归梦接峨眉。十年故旧凋零尽,独立斜阳更望谁?”
张大千和旅美画家侯北人有很深的友谊,“独在异乡为异客”,心里都有思乡之苦。1969 年3 月,张大千到侯宅看杏花。他看到杏花,从而想起了江南。回去之后,他画了一幅《看杏图》并题了一首诗在上面:“一片红霞灿不收,霏霏芳雨弄春柔。水村山店江南梦,勾起行人作许愁。”侯北人也常常怀乡,因此他种了不少中国的花木,像梅树、海棠、桂树、玉兰、石榴、银杏等,因为有几十株杏树,所以住宅起名“老杏堂”。张大千常和侯北人共赏群花,怀念祖国。侯北人曾画过一幅《桂林山水》,张大千看后感慨至深,提笔在画卷上题了一首诗:“八桂山川系梦深,七星独秀是幽寻。漓江不管人离别,翘首西南泪满襟。”30 年前,张大千曾与徐悲鸿游过漓江,他一定想起了那难忘的往事。侯北人最了解张大千的乡愁,他多少次被张大千的乡愁深深地感动。侯北人后来发誓:“此生此世,无论如何要回故国,看我长江!”这个愿望,侯北人在1982 年秋实现了。侯北人为什么要发誓回国看一看从未看过的长江呢?这缘于张大千的一幅巨作——《长江万里图》。
张大千67 岁时在自画像上题诗:“还乡无日恋乡深,岁岁相逢感不禁”,他梦想完成一件表现伟大祖国气魄的作品。尽管他视力极差,疾病缠身,但他仍然用了短短10 天时间,于1968 年4 月完成了宽53.3 厘米、长1996 厘米的巨作——《长江万里图》。这幅巨作瑰丽壮阔,动人心弦,在气势上超过了南宋画家夏圭6丈4 尺的《长江万里图卷》。这幅巨作在台湾中国文化学院授予张大千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后,被送到台湾历史博物馆展出。作品展出时吸引了千千万万的台湾同胞,很多青少年是第一次从这幅画上见到祖国的长江。很多大陆去的人看了这幅画后,热泪盈眶。人们纷纷争相抢购这幅画的复制品。这幅画后来还在美国纽约、芝加哥、波士顿等地的美术馆展出,在海外华人、华侨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多人看了这幅画,仿佛回到了故乡。1968年7 月21 日,泰国曼谷《世界报》在泰籍华人和华侨中进行民意调查,结果一致推崇张大千为“当代中国最佳画家”。
这幅巨作整体表现了万里长江千回百转、崇山峭壁、城郭湍流、田野滩礁的万千景色。著名美术评论家黄苗子曾有一段评论,精辟地概括了这幅画作的高超艺术水平和淋漓的艺术境界:“这幅作品正如一个大交响乐章,时而黄钟大吕,管弦镗嗒;时而小弦切切,余音绕梁;时而豪丝哀竹,绵渺流畅。轻盈处如美女披纱,凝重处如庄严妙相。有时疏能走马,有时密不藏针。五丈多长的一幅卷子,他一气呵成,得心应手”,“我们不能否认张大千有很好的记忆力,对万里长江的主要特点,经过30 多年还了如指掌并且画了出来。但是,笔者以为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深挚的乡土之爱,对祖国的山川人物有骨肉之情。离开这些,再高明的技法也是无源之水,会日渐枯竭。成功的画家需要很多条件,但最需要的,首先是流沛的感情,对祖国大地山河的爱恋”。
侯北人最能体会张大千的心情,他曾写了一篇散文谈到观画后的感受:“作了这样漫长的万里之游,浮在脑际的,是那无尽无休的美丽的江山;在眼前的,是这幅令人陶醉的图卷。当我慢慢把这复制本的卷子合上,望窗外异国的白云悠悠,杏花飘落,心中有无限的感怀,无边的叹息。难道说那万里长江,壮丽的山河,在这一生,在我们这一代,就永远如梦似的缥缈,不可捉摸了吗?但愿山川有灵,告诉我们归期吧。”
侯北人是等到了这个归期的,而张大千却再也没有见到他笔下记忆中和梦里思恋的浩浩长江……

1976 年,“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张大千在海外漂泊了27 年之后,终于下了决心——回到祖国的土地上定居。经过考虑,他决定去台湾。这是有着种种原因的。
中国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之后,张大千与国内的联系完全中断了。他非常想了解国内的情况。1972 年,张大千托香港的朋友给国内的几位子女汇款,却不见回音。他又给在成都当小学老师的女儿张心庆写了一封信。这信张心庆是收到了,不知读了多少遍,有的句子都快背下来了:“……美与大陆虽无邦交,但已有往来,汝可将情况前去申请,必可得其准许。外孙女小咪,父所极爱,必须带来或者留在我的身旁……”张大千当然不知道女儿的处境,女儿无法给他回信。张心庆的丈夫被划为“右派”,爸爸又在美国,在那个特殊的年月,这都是被“打入另册”的理由。
其实何止张心庆。与张心瑞同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的丈夫肖建初一直在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张心智为躲避大批判,一直在东躲西藏地当“逍遥派”。
1966 年8 月,张大千的第三位夫人杨宛君开始受到歧视,多年珍藏的14 幅张大千的画及数十张她与张大千在敦煌合影的珍贵照片,被管段民警王某以威胁手段强行索走,至今不知去向。
张大千与徐雯波所生的儿子张心健,因在“文革”中被定为“黑五类的狗崽子”,长期被“隔离反省”。张心健因不堪屈辱,于1971 年7 月愤而卧轨自杀。他死的时候才22 岁。张心健的死,张大千至死都不知道,因此在他写遗嘱拟分遗产的时候,还给这个小儿子留了一份。
焦虑中的张大千得不到心庆的回音,于1973 年年初又给心庆写了一封信,信中凄苦地说:“……昨夜父梦见三妳(即自幼抚育张大千成长的三嫂),仿佛在内江老家,醒来不觉哭泣长叹……”由此可见张大千苦闷、凄凉的思念亲人、思念故乡的心情。
但是,张大千在国内的子女正和祖国、人民一起面临浩劫,他们无法告诉老人发生的一切,也无法解释所发生的一切。张大千得不到亲人的复信和有关国内的真实情况,脑子里的问号越来越大。这时候,台湾当局开始不断地、主动地关心张大千。
早在1967 年,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就举办了盛大的“张大千近作展”。1968 年,台湾中国文化学院授予张大千荣誉文学博士学位。5 月,“国立历史博物馆”又举办“张大千长江万里图特展”,并印刷出版。11 月,张大千托老朋友张群将自己临摹的62 幅敦煌壁画赠给台湾“故宫博物院”,蒋介石亲自题写“葆粹报国”的匾额予以奖励。这以后,几乎每年台湾都举办有关张大千的画展。
1969 年,台湾“故宫博物院”隆重举办“张大千捐赠故宫临摹敦煌壁画特展”,并出版图录。1973 年,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举办“张大千创作国画40 年回顾展”,并在该馆设立“大千世界”专室。1974 年,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与日本“日华民族文化协会”联合在日本东京中央美术馆举办“张大 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千画展”。1975 年,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举办“张大千早期作品展览”“张大千画展”。9 月举办“中西名家画展”,又选入张大千的80 余幅精品,后又选送60 幅精品至韩国举办画展。
台湾方面除了频频为张大千办展外,还出版了《张大千作品选集》《张大千九歌图卷》等精美画册。1976 年,台湾“教育部长”蒋彦士继蒋介石题匾后,亲自向张大千颁授“艺坛宗师”匾额,以示褒奖。张大千回到台湾后,共举办画展11次;而在美、韩、法、马来西亚、日等总共才举办画展17 次,由此,可见台湾当局确实重视张大千的影响。
台湾方面有关人士也不断登门邀请张大千去台湾定居。张大千已经是年近80 岁的老人了。他觉得自己老了,几十年的奔波、漂泊、寄人篱下,使他疲倦。他的思乡、怀国之情越来越重。他想落叶归根,回到祖国的土地上是回大陆,还是去台湾?张大千有些徘徊不定。
在“文革”前,大陆通过访外代表团和驻外使节,曾数次邀请张大千回大陆,包括允诺替他偿还债务。大陆还曾通过他的二嫂、子女几次邀请他回国观光、举办画展。如早在1951 年,张大千的子侄心一、心德等即受有关部门委托,经四川至香港,见到刚从印度归来的张大千,劝他回大陆“安心绘画”。随后张大千最尊敬的兄嫂、张善孖的夫人亦到港劝他“回去看看”。但以当时形势,张大千并未草率回大陆。国家领导人也通过与张大千留在大陆的亲属这一渠道,争取他回归大陆。1935 年,杨宛君与张大千结婚,1949 年留在了大陆,1961 年她将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的260 幅作品全部捐献给国家。是年秋,周恩来曾约她到中南海,并特意叮嘱:“你要和张大千多通信,争取他回国,回来观光也好。”杨宛君“开始在通信时苦口婆心地劝张大千。然而生活中的遭遇使杨宛君也无法解释张大千的疑虑”。据说,大陆有关部门连张大千回国观光的经费都做了具体安排。但是等到老人终于决定落叶归根时,大陆却正经历着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对张大千影响很深的是杨令茀,她早年任过清代慈禧太后的宫廷画师,后来当过民国总统袁世凯的家庭教师,在美国侨居了40 年。1973 年,她90 岁,正是风烛残年。她不愿埋骨海外,极想回到祖国,便写了两封信托章士钊先生和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转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人,希望回大陆定居。但当时“四人帮”正得势,杨令茀的愿望没有实现。她很伤心,写了一首哀婉的小诗:“我在海外作隐沦,看见落叶思归根。小菱山下先茔在,归去长依父母灵。”她把这首诗给好朋友张大千看。张大千那时也接不到国内亲友的来信,杨令茀的处境对他的去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49 年,张大千出国以后,几乎不谈政治,也不曾做过有损民族声誉的事情,他一直以“超然的中国文化使者”的形象出现。但这一次,“不信三民主义”的张大千终于决定要去台湾定居了。他曾向朋友们谈过:人老了,终要落叶归根,台湾也是中国的土地。在外国人地生疏,习惯不同,很不方便。台湾有很多老朋友,而且治疗自己的眼病和其他疾病都很方便。张大千是很相信中医的。
在张大千定居台湾之前,他几乎隔一两年就到台湾一次,办画展、治病、鉴定古字画。在张大千看来,台湾的阿里山、日月潭这些秀丽的山水,是祖国万千山水的缩影,同样值得钟爱。
张大千临去台湾定居前,曾在台湾收过一个四川籍的学生杨铭仪。后来杨铭仪决定要返回故乡——四川乐山。张大千并没有劝阻,他对杨铭仪说:“如果你回大陆,一定代表我向亲朋故友问候。”张大千在台湾定居后,常常会想起杨铭仪,他相信杨铭仪一定会把自己的话带给大陆的亲人和朋友的。

张大千决定在台湾定居后,台湾当局曾表示要赠送他一块土地和一所住宅,但被张大千谢绝了。
1976 年1 月,张大千由美国去台湾,这时他只是租房而居,还没有找到理想的住地。5 月,台湾著名导演吴树勋拍摄了艺术纪录片《张大千的绘画艺术》,该片在台湾放映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实,在此之前张大千的声名就已传遍了台湾。在很多台湾人中都流传着张大千“一朵荷花换一辆轿车”的逸闻。严庆龄是台湾有名的裕隆汽车公司的董事长,一次朋友托他求张大千画一幅
荷花。他登门拜访,老人欣然提笔画了一幅荷花相赠。严庆龄很感激,言谈之间知道张大千没有汽车,每次来台湾都是包租汽车。严庆龄便主动提出,愿赠送一辆本厂新产的“裕隆200 型”汽车供张大千使用,以免无车之不便。这就是“一朵荷花换一辆轿车”的来龙去脉。
1977 年,张大千在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购下一块地皮,决定在此造屋。这个地方正好是内、外双溪的汇流处,潺潺溪水流过树林和草坪,不仅风景优美,环境也很幽静。张大千亲自画出了建筑草图,请人建造,第二年8 月新居落成。张大千起名为“摩耶精舍”,这是他在中国的土地上第一次建造自己的居所。这一年他正好80 岁。
在建屋期间,张大千返回美国处理杂务,在“环荜庵”完成了《清湘老人书画编年》一书,后在香港出版。他同时完成《安持精舍印谱》一书,交寄日本出版。此后他便告别友人,回到台湾,并于1977 年6 月在台中市举办“张大千近作展”。1978 年3 月,他又赴高雄主持“张大千画展”。4 月,在家中不慎跌伤了腿骨,只好在医院中度过了他的80 大寿。8 月,“摩耶精舍”新居落成。张大千只住了不到两个月,又风尘仆仆地赶到台南,主持“张大千近作展”的开幕式。11月,他赴韩国汉城(今首尔),主持“张大千画伯邀请展”。12 月,他回到台北出席亚太地区博物馆会议,做了题为《论敦煌壁画艺术》的讲演。
1979 年,张大千81 岁,身体状况大大不如以前,他决定立下遗嘱以便处理后事。在他81 岁寿辰前夕,即1979 年4 月12 日,张大千请来老朋友张群、王新衡、李祖莱、唐英杰以及律师蔡六乘,夫人徐雯波也在场,平静地口述了遗嘱内容,由代笔人唐英杰记录。这份遗嘱直到张大千去世后才由台湾报纸刊登公布。
在遗嘱中,张大千把自己的遗产分为三部分:一、自作书画;二、收藏古人书画文物;三、“摩耶精舍”房屋和宅基地。老人将古书画文物捐给台湾“故宫博物院”,房屋、宅基地捐给有关文化艺术机构。老人毕生没有巨额积蓄,大部分的卖画收入都用来收藏古文物字画,这些无法估价的珍贵文物全部捐公了。老人只将自己所作的书画分作16 份,由妻子徐雯波,儿子心智、心一、心玉、心珏、心澄、心夷、心健(已于1971 年自杀,但张大千一直不知道)、心印,女儿心瑞、心庆、心裕、心渊、心沛、心声,以及1949 年留在大陆的第三位夫人杨宛君分别继承(张大千共有子女16 人,6 人留在大陆。大夫人曾正蓉生一女,二夫人黄凝素生子女11 人,三夫人杨宛君未生育,四夫人徐雯波生2 子2 女。子心亮、女心碧早夭)。

张大千在台湾定居后,心情并非总是愉快安详的,他怀念亲人的孤苦心情时常无法排遣。
在台北“摩耶精舍”的画室中,张大千一直悬挂着二哥张善孖、三哥张丽诚等人的大幅照片。“文革”以后,国内亲属与他的联系恢复。1978 年,在天津市发现了张大千于1937 年从北京脱险至天津为一朋友画的12 幅仿古山水,新华社随后向海内外播发了这一消息。从此,国内报刊开始陆续发表有关张大千的各种评论和回忆文章。1979 年,张大千为二哥的长女张心素画了一幅《红梅迎春》寄去,并告知了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心素三侄,汝叔已年81 岁,尚能健饭,亦复能捉笔,怪目翳不能工细。于行步艰难,缘去岁曾跌右腿……写此数笔,与汝如相见也。”
人老了,就特别希望得到亲人的信息。过去他收到的一些家信,总是看了又看,细细推敲,还写过一首诗:“万重山隔衡阳远,望断遥天雁字难。总说平安是家信,信来从未说平安。”现在他从亲友那里知道大陆逐渐走上了正轨。他的长子心智当选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常委,并担任宁夏博物馆副馆长;次女心庆当选为成都市人大代表;心瑞、建初夫妇也受到了政府的关怀和照顾。当年与张大千嬉戏的外孙女莲莲早已成为大学教师,另一个外孙女考上了美术研究生,三哥的儿子心义也落实了政策。这些消息传来,张大千很高兴。他给心义画了一幅《迎春茶花图》,并题道:“见报后,知汝已平反,改职龙泉驿,私心稍慰……”并托人将画给心义捎去。
张大千越来越怀念三哥和四哥。张心素母女由张大千提供路费到美国探亲。张大千为心素画了一幅《陶潜觅菊图》,在左上角,他题道:“时念三叔、四叔年近百岁,无由相见,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右下角又题道:“晨起为汝检点行李,发现题字错落零乱。心素,心素,汝可知为叔心情为何如?”由此可见,张大千的心情是多么凄凉!
其实,张大千并不知道,三哥、四哥早已分别于1972 年和1975 年逝世了。大陆的子侄们怕年迈的张大千承受不住悲痛,一致商量通过了一条必须人人遵守的保密规定:绝对不把三叔、四叔逝世的消息告诉老人!从此,后辈们便假以三叔、四叔的口气给老人写信。老人一直半信半疑:三哥、四哥是否如此长寿?他曾声色俱厉地追问过身边的儿子心一。心一虽与国内兄弟姐妹的通信最密切,但他也只能欺骗父亲,他知道父亲绝对承受不住这种打击。这样,直到张大千逝世,他都以为三哥、四哥还健在!
“奈何,奈何!”这几个字是张大千在台湾定居后在画上经常题写的词句。1980 年春,心瑞与肖建初去美国,事先曾与父亲商定会面。但因老人病体欠安,终未一晤。张大千为女儿画了一幅花鸟,并题道:“……汝细观之,当知父亲衰迈不得与汝辈相见,奈何,奈何!”
1979 年,张伯驹、潘素夫妇应邀去香港访友。张大千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给张伯驹寄去一封充满友谊的信:“一别三十年,想念不可言。故人情重,不遗在远……喜极而泣,极思一晤,清言无如蒲柳之质,望秋光零,不及远行,企盼惠临香江,以慰饥渴……谨呈往复机票两张,乞偕潘夫人同来,并望夫人多带大作,在港展出,至为盼切……”可惜,后来张伯驹夫妇因故未能去香港,张大千的这一愿望也就落空了。张大千很思念朋友,他后来让孙子赴美之前专程去大陆看望张伯驹,并索要合影照片留念。
1982 年,张大千老友梅兰芳之子葆玖、女葆玥赴港演出。张大千在台北看了友人捎来的录像,感叹道:葆玖酷似其父,庆幸老朋友艺传有后。当年张大千曾为梅兰芳绘《梅兰图》,听说此画早已遗失,于是他重画了一幅《梅兰图》,并写了很长的跋语缅怀故人,其中有“老泪纵横”这样的沉痛语句。可见他缅怀老友的殷殷之情。
1983 年,著名京剧武生艺术家李万春赴港演出。张大千听说后托人带给李万春一个精致的瓷瓶,上面有他亲笔画的红梅,并题诗一绝:“万里画归故国山,溪边结得屋三椽。种梅买鹞余生了,月下花与伴宦眠。”这样的瓷瓶,张大千烧制了100 个,用以分赠门下弟子,以示怀念和思乡之情。李万春与张大千初识于北京,后来李万春去苏州演戏时,专门到网师园叩头正式拜张大千为师。可惜以后天各一方,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李万春有两个弟弟桐春、圜春都在台湾,也是京剧演员。张大千在台湾曾几次去看过他们的戏。有一次,张大千拉着桐春兄弟二人的手叹息说:“一看到你们的戏,必忆起万春。已数十年不复相见矣!”张大千还多次向其他朋友打听万春的消息,曾多次感叹:何时可见?笔者与已故去的李万春先生是忘年交,他生前多次与笔者谈起此事。言下唏嘘,不胜感慨。他一直保存着张大千赠给他的瓷瓶,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位远离故乡的老人所寄托的情怀。
张大千对于留在大陆的学生们是非常怀念的。1981 年,张大千昔日的学生胡爽庵,托一位外国友人带给老师一幅新作——《老虎下山图》。张大千看后非常兴奋,当场在画上题词:“满纸风生,真所谓虎虎有生气,但憾不得晤爽庵磅礴挥洒时也。”后来张大千又为胡爽庵画了一幅荷花,并写了一封信:“……包先生来谈弟近况,至欣慰。唯兄年已八十有三,复目昏聩,左耳亦复重听,右腿三年前跌伤,虽骨已接好,行步亦须人扶。世乱如此,会晤无期,奈何,奈何!今晨包先生即行,昨夜为弟赶作一画,展视当知兄之老态矣……望转致诸同学,来书希详告之,以慰老怀也。”
张大千有时也主动给老朋友们写信、作画。1980 年,方介堪先生忽然收到从他处转寄的邮件,打开一看,原来是张大千在台湾想起了他80 岁的生日,特意画了一幅山水寄来为他祝寿。老友收到这份寿礼,感慨万分:分别数十年,张大千竟然还记得自己的生日,这是多么深厚的情意啊!张大千把一腔思乡之情都给予了在祖国土地上的亲人、朋友、学生们,他在过世前写的一首诗中表达了这种心情:“海角天涯鬓已霜,挥毫蘸泪写沧桑。五洲行遍犹寻胜,万里归迟总恋乡。”

祖国和人民,大陆的亲朋弟子并没有忘记张大千。就在张大千84 岁寿辰那天,台湾当局授予他“中山勋章”,以表彰他艺术上的卓越贡献。而在大陆,张大千的老朋友、著名书法家吴玉如先生在生命垂危之际,也在这一天写下一帧条幅:“炎黄子孙盼统一,遥寄张大千”。
1980 年春节,在张大千的故乡四川省内江市举办了“迎春画展”,展出了他流散在家乡的早期作品。他的乡亲们都感到十分自豪。从1980 年到1981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5 集《张大千画辑》。天津出版了张大千国画挂历。《内江市志》收入了张大千生平、艺术介绍。
1982 年,在宁夏银川市举办“张大千画展”。四川、甘肃、宁夏三省(区)电视台联合摄制了电视纪录片《国画大师张大千》。四川省内江市政府正式开始筹备建立张大千纪念馆。
这些,张大千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感到欣慰。他逝世前,为家乡题了“青城山上清宫”、《内江市志》《内江县志》等匾额和书名,以表示他不忘故乡之心。张大千83 岁寿辰即将来临之际,老家内江市编史修志委员会从大陆给张大千送去了寿礼:内江“铨源老号”的四样蜜饯:天冬、樱桃、橘红、佛手。老人收到寿礼后很吃惊,也很感动,他对家人感叹说:“看来家乡父老还没有忘记我。”
张大千的家乡内江市的一位青年立志要为张大千写传,当亲人把这一消息告诉他时,张大千谦逊地说:“我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没有啥子写头。”他又说:“如果要写,就请多和大陆朋友商量。”他是很感谢家乡人的心意的。
张大千在台湾的最后几年,一直以各种方式来表达对祖国、家乡的眷恋与怀念。他曾到金门,用望远镜久久地遥望大陆的山河。1981 年夏,张大千与到美国的儿子张心玉通电话,非常关心当时四川的特大洪灾,问得很细,并要儿子必须代他去四川老家看一看。张大千曾写过一首海内外广为传诵的梅花诗,借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操和对“台独”败类的痛斥:“百本栽梅亦自嗟,看花堕泪倍思家。眼中多少顽无耻,不认梅花是国花。”张大千还曾敦促台湾当局与大陆实现“三通”,这些都表明了张大千“卅年家国关忧乐”的殷切心愿。唯如此,1982 年4 月24 日(农历四月初一)张大千84 岁生辰之日,蒋经国才亲颁“中正勋章”(这是为纪念蒋介石而设立的,首获颁赠者为顾祝同,第二人即为张大千),其证书词云:“四川张爰,国家耆宿,艺苑宗师,寝馈敦煌,上窥唐宋,不唯淋漓大笔,蔚为国光;亦且襟抱高华,久为世重。”这表明,张大千如果不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他是不会获得这枚勋章的。
张大千生前最后画的一幅绝笔是与大陆、中国香港友人合作的《梅兰竹芝图》。这幅画曾经在海内外引发了很多人的感叹。1982 年2 月,美国休斯敦贝勒医学院的华裔科学家林文杰教授回广州探亲,他将自己画的兰花拿去请关山月指教,并说去台湾时还要向张大千先生讨教。关山月想起了往事,并在自己画的梅花贺年卡上题写“大千前辈万福,艺术生命长青”的贺词,请林文杰去台转送张大千。到了年底,林先生又来到广州,他先在一张四尺宣纸上画了几叶兰花,12 月30 日到香港,又请岭南派画家赵少昂在纸上添了一竿墨竹及一支笋竹,并盖上了白石老人篆刻的印章。1983 年1 月2 日,林先生又到台北拜访张大千,送上了关山月的贺卡。张大千非常高兴,连称“难得”,并欣然画上了寿石和灵芝。他题了字,并特意盖上了前两年大陆友人方介堪刻的印章“张爰之印”和“大千居士”。林先生发现张大千老了,画这样的小画他竟休息了两次!张大千对林先生说:“最好请关山月先生画几枝梅花。”
林先生持此画路经香港时,赵少昂、杨振宁得知此事,都曾在这幅画前合影。1983 年3 月,林先生去广州,请关山月补上了一枝梅花。3 月19 日,这幅意义深远的珍贵画作被送到北京荣宝斋装裱。北京的一些名画家,如吴作人、董寿平、李苦禅、萧淑芳、黄胄、范曾、胡爽庵等纷纷观看此画,都称赞不已。但是,人们都没有想到,此时的张大千已卧榻不起了。

1983 年3 月8 日,张大千坚持要为在大陆的朋友、学生亲自题词赠给他们《张大千书画集》。张大千为大陆的李可染、李苦禅、王个簃、何海霞、慕凌飞、田世光、刘力士、俞致贞、糜耕云、潘贞则、王智远、曹逸如、曹大铁共13 位朋友和学生一一亲自题字。当张大千用颤抖的手题写到第13 本画册时,突然倒地昏迷不醒。
张大千随即被送进台北市荣民总医院抢救,经诊断为急剧心绞痛引起糖尿病、脑血管硬化复发。之后,老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3 月16 日,张大千因住院治疗耗费太多,家属委托台北索思比拍卖行于当天下午拍卖了张大千的两幅画,并将现款立即送往医院交纳抢救费用。但是,经过全力抢救,昏迷了24 个日夜的张大千,在没有留下任何一句遗言的情况下,于1983 年4 月2 日上午8 时15 分,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与世长辞,终年85 岁。
张大千的死讯立即在当天传遍了全世界。除了台湾的报纸大量报道外,新华社、美联社、法新社等通讯社都于当天向全世界播发了这则新闻。美联社称他是“把现代美术和中国古代美术形式融合一体而成为中国最杰出的画家之一”。法新社则惊呼:“最著名的现代中国画家之一,张大千逝世消息传出后,他的画的价格立即上涨了……”
张大千的“中外声名”体现在他的身后哀荣上。当时蒋经国闻知张大千病情恶化,曾两次派人到医院慰问。闻知张大千逝世后,他又指派“中央党部”秘书长蒋彦士代表慰唁家属,同时特派张群为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严家淦主持,“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为总干事,治丧委员共117 人,包括谢东闵及“五院”院长,其中令人嘱目的还有从不公开参加活动的张学良将军!
对于每一个热爱艺术的中国人来说,张大千的离世是中国艺术界的巨大损失。在荣民总医院张大千的灵堂前,几个清洁工人也来吊唁这位艺术大师。这几个看过他的画却买不起画的清洁工人,望着张大千的遗容动情地说,“大千先生的逝世,也是我们的损失”。
4 月5 日,张大千的遗嘱公布。其寓所“摩耶精舍”捐给有关机构,后来此处辟为“张大千纪念馆”。隋、唐、五代、宋代等珍贵古字画75 件及其他文物捐给台湾“故宫博物院”。5 月13 日,正好是张大千85 岁冥辰之日,由家属正式点交给台湾“故宫博物院”。博物院除举办特展外,还印制了精美图录和纪念册,以让世人知道张大千“涓滴归公”的风范。张大千生前有鉴赏收藏印章:“球图宝骨肉情”“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可见他对藏品热爱之深。“富可敌国,贫无立锥”,张大千用过的这枚印章成了他无私捐献和卖画治病的真实写照!
张大千逝世和遗嘱公布的消息传到大陆时,他原来的夫人杨宛君放声大哭,“他是累死的,他是累死的!”她流着眼泪说:“他临终前还想着我,我这36 年就算没白等!”杨宛君是保护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功臣。张大千离开祖国之前,将260 幅临摹精品交杨宛君保管,并叮嘱她说:“你如果生活困难,可以卖掉一部分。”但她却立誓说:“我宁可饿死,也不卖画!”在杨宛君颠沛流离,极端困苦的日子里,她一直保护着这批珍贵的画卷,直到征得张大千的同意,才将这批画捐献给国家。
“张大千是累死的”,这句话在客观上说明他追求艺术是“春蚕到死丝方尽”。张大千到台湾定居后并没有安享晚年,他给居所起名“摩耶精舍”就有着很深的含义。佛家经典记载“摩耶夫人”是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母,“摩耶”的本意是“大幻化”“大术”之意。张大千晚年常用印章有“一切唯心造”“得心应手”“法匠”“神遇”“大千逸者”等,表明他作画随心所欲、不拘笔墨、出神入化,对艺术追求的最高境地。
张大千在81 岁至85 岁逝世前的4 年间,在台湾出版了《大风堂名迹》4 册、《张大千书画集》4 集、《张大千画选》1 辑、《敦煌石室记》1 部。在中国台湾、法国巴黎、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举办个人画展、书画展5 次,与傅抱石、徐悲鸿、溥心畲、黄君璧合办展览3 次,还发起举办了“张善孖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画展”。83 岁那年,他创作巨画《庐山图》,84 岁时又与黄君璧合绘《宝岛长春图》。那幅《庐山图》高6尺、长3 丈6 尺,他于1981 年7 月开笔,直至1983 年1 月才完成,时年85 岁高龄。张大千为他所执着追求的艺术贡献了毕生的心血,直到他的生命结束。
张大千逝世后,其骨灰安葬于“摩耶精舍”他亲自设计的梅丘之下。梅丘重约五千公斤,直立相望,其形宛似一幅台湾地图。这是张大千在美国卡密尔海滨所发现的,移回居所“环荜庵”。回到台湾后,他仍不忘此石,遂请船王董浩云相助,从海路运到台北,立于“摩耶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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