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的思考

 汪 毅

 

    两岸文化交流，“《富春山居图》合璧展”谱写了“和合文化”新篇章，体现了中国历史进程中所凝聚的文化精髓。而“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的努力促成，则将是这个新篇章迭起的又一个高潮，亦是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延伸，以及四川申请第七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成都举行暨第七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一个成果。本文就两岸共同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的可行性、价值判断、相关比较等，阐述七点理由。

    两岸文化交流，“《富春山居图》合璧展”（2011年6月1日在台北举行）谱写了“和合文化”的新篇章（和，和谐、和平、祥和；合，合作、合好、融合），体现了中国历史进程中所凝聚的文化精髓。而“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的努力促成，则将是这个新篇章迭起的又一个高潮，亦是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延伸。这两个展览珠联璧合，可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由此试想，有一天“《富春山居图》合璧展”与“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分别在浙江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同时展出（或者“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在台北与成都相继展出），那是何等的魅人心绪，甚至可以紧逼我们的想象——想象中华民族文化璀璨星空的祥瑞，即太阳与月亮一起款款走向我们，让我们看到两岸日月同辉的一幕！

    文化不等同于政治，但它却能影响政治。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是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集中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品格。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之中，是团结人民、推动发展的精神支撑……”（引自《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序言）。

    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与台湾的交流合作，四川已成为西部地区台资企业最多、投资额最大、涉台交流品牌最多，开通直航最早、往返航班和台湾航点最多以及最早获得台湾同胞落地签注的省份。特别是第七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成都的举办，更是有力地推进了川台的经贸文化交流。而关于两岸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的建议，正巧是在第七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中提出来的，具有特殊意义。

   两岸所藏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作品，以四川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为代表。其中，四川博物院藏187幅，台北故宫博物院藏62幅（包括张大千所捐的一幅碣墨拓本），均为张大千捐赠。两院所藏各有千秋，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构成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主体乃至集大成。四川博物院藏品的特点是：尺幅较大，内容除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时期的敦煌壁画像之外，以佛、观音、供养人、劳度叉斗圣变、伎乐天像居多；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的特点是：尺幅较小，内容除北魏、西魏、隋、唐、宋、元时期的敦煌壁画像之外，以北魏长卷连环画与北魏、隋、唐藻井图案居多。

    （补记：比照“《富春山居图》合璧展”，“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是川台文化交流一个不可多得的契机，也是两岸文化交流不可多得的一张名片。2019年5月，为张大千先生诞辰120周年，即“花甲重光”之年。故在今年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不仅具有纪念张大千“花甲重光”的意义，而且具有两岸“重光”的象征意义）

    川台文化交流，“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是一张不可多得的名片，具有近日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的等同意义。同时，亦是四川继“5·12”感恩之旅主题活动（刘奇葆书记、蒋巨峰省长分别于2010年5月和2011年5月率队赴台湾交流）后对台交流的重要延伸。这个延伸，不仅具有川台文化（大文化）交流意义，而且可以上升为两岸文化交流意义，甚至成为第七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一个具体成果。

    ……

 

汪毅先生向周功鑫院长介绍"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情况

    鉴于上述认识，特作以下关于两岸共襄盛举“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的思考，即七点理由。

    理由之一：敦煌学是20世纪的显学。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被陈寅恪称为“敦煌学不朽之盛事”。“敦煌学”媲美殷墟“安阳学”，堪称中国文化星空中的双子座。“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1944年1月在成都举办时，被刘开渠称为“唤起中国文艺的复兴”，而成都因之有“中国文艺复兴翡冷翠城”之说，即中国文艺复兴发祥地之说。而中国文艺复兴关系到华夏文化在全球文化中的话语权，这是两岸文化界努力探索的重要命题，亦是两岸同胞共同担当的责任。因此，两岸共襄盛举“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在世界文化新建构中具有进一步确认中华文化身份与确立话语权的意义。

    理由之二：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价值连城。2009年1月，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两岸故宫》第四集《国宝迁台之张大千来台》有介绍：1949年12月9日，张大千离开成都，时机票千金难求，飞机严重超载，但张大千不惜“过分”要求，坚持要带走78幅敦煌壁画临摹本（据沈以正先生《敦煌壁画和张大千摹本特载》一文介绍，应是56幅敦煌壁画临摹本，其余为张大千收藏的古画），竟使著名学者、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杭立武卸下了自己的三件行李，其中包括他的积蓄20多两黄金。当然，深知敦煌壁画临摹本价值和影响的杭立武先生亦有条件，即张大千将来一定要捐献这些作品。因为这些敦煌壁画摹本价值和影响在于：1944年1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成都举办时，被誉为“唤起中国文艺的复兴”；同年5月，教育部在重庆主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空前轰动。1968年，张大千兑现诺言将62幅敦煌壁画临摹本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

    理由之三：张大千面壁敦煌两年零七个月，是他艺术上的独立大投资，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其行为“媲美玄奘”，构成了他艺术生命中最结实的一环。他所临摹的敦煌壁画作品，浓缩了敦煌（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北魏至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一千年的菁华（张大千是第一位去西千佛洞临摹壁画者），堪称“移动的敦煌”，现主要分别存（展）于四川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中，四川博物院183幅（张大千夫人曾正蓉1955年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62幅（包括张大千从大陆带去的56幅作品和一幅莫高窟碣墨拓本及张大千在巴西侨居时所作的三幅作品和孙家勤、展师郑所绘的《文殊菩萨赴法会图》《普贤菩萨赴法会图》）。此外，两岸寺庙和民间有少量收藏。

    理由之四：“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作为专题画展，在海内外具有影响大、内容丰富、时间跨度长的特点，非一般展览所能及。这对于两岸共襄盛举推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展示其完整面貌是一个重要而难得的基础。

    这个广泛的影响，一是源于张大千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海内外的强劲推动，二是1969年以后源于两岸文博单位的积极推动。

    张大千在国内的推动，包括1943年8月在兰州举办的展览、1944年1月和5月分别在成都（四川美术协会主办）和重庆（教育部主办）的展览、1946年11月和1947年5月在上海举办的展览（因运输问题，只展有部分临摹敦煌壁画作品）；张大千在海外的推动，包括1956年4月和6月分别在日本东京（朝日新闻社主办）、法国巴黎（东方博物馆主办）举办的展览。这些展览，被海内外媒体竞相传播，具有相当和持续的影响。张大千对所临摹敦煌壁画的传播，还包括他撰写的著述《莫高窟记》、有关序言和出版的《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第一集）》《大风堂临抚敦煌壁画（上下集）》等，以及发表在若干书报的作品和在亚太地区博物馆研讨会上发表的《我与敦煌壁画》专题演讲。

    两岸文博单位的推动，据不完全统计，分别有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台湾举办的“张大千先生赠敦煌壁画自摹本特展”“张大千先生遗作敦煌壁画摹本展”，四川博物院在成都（不包括现在的长期陈列展）、北京、广州、南昌、长沙、深圳、合肥、澳门、台湾、上海、昆明等地举办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以及敦煌研究院曾复临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在日本、北京等地的展出。

    至于有关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出版发行物，据不完全统计两岸竟达20余种，具有种类多、时间跨度长、影响大的特点。这些出版发行物有：《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特辑》（成都西南印书局，1944年）、《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目次》（成都西南印书局，1944年）、《大风堂临抚敦煌壁画（第一集）》（成都西南印书局，1944年）、《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第一集）》（彩印，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日本东京朝日新闻社，1956年）、《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及大千收藏古画展》（法国Cernuschi美术馆，1956年）、《张大千画展》（部分临摹敦煌壁画作品，法国巴黎现代美术馆，1956年）、《张大千先生赠敦煌壁画自摹本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1969年）、《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双月刊·第3卷6期，台北故宫博物院，1969年）、《大风堂临抚敦煌壁画（上下集）》（台北艺文印书馆，1970年）、《张大千先生临摹敦煌壁画》明信片（台北故宫博物院，1979年）、《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第一集）》（台北大风堂，1982年）、《张大千先生遗作敦煌壁画摹本》（台北故宫博物院，1983年）、《张大千先生遗著漠高窟记》（台北故宫博物院，1985年）、《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四川美术出版社，1985年）、《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白描图（1—4集）》（四川省博物馆，1985年）、《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1—2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张大千先生纪念展图录》（23幅临摹敦煌壁画作品，台北故宫博物院，1988年）、《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和平图书有限公司、四川美术出版社，1997年）、《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与大风堂用印》（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2001年）、《往来成古今——张大千早期风华与大风堂用印》（台北历史博物馆，2002年）、《往来成古今——张大千早期风华与大风堂用印》（高雄市立美术馆，2002年）、《大千世界——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作品展》（云南省博物馆，2009年）、《张大千敦煌传奇》（20集电视连续剧，广东音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出版物，无疑是研究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及其意义的重要资料，对于两岸共襄盛举“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和编辑出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全集》等，具有很好的基础和特殊的意义。（遗憾的是，两岸文博单位目前均未做到最佳状态，无论是陈列展览还是宣传）

    理由之五：两岸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与“《富春山居图》合璧展”的比较。

    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是文人画的代表作，呈现了元代文人画的精神，传递了笔墨多元、写意变化的诸多信息，影响了明清两代水墨绘画的表现。对于其隔海分离而应当合璧，温家宝总理曾在2010年3月“两会”期间发出“画是如此，人何以堪”的感言。为此，浙江省将此作为浙台文化交流的重要名片，并由省委书记赵洪祝于2011年5月26日率团赴台湾开展“富春合璧，两岸同缘——浙台文化交流活动”。有幸的是，2011年6月1日至9月初，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这是两岸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与张大千的“临摹敦煌壁画”，就画家而言，一古一今；就题材而言，一山水一人物；就形式而言，一单幅一多幅（两岸博物院藏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计245幅）；就历史文化地位而言，可谓“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无疑可以丰富我们的想象并作若干和合文化的链接。由此，两岸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则是“《富春山居图》合璧展”这一段佳话的续篇，即分别构成“珠联”“璧合”。而在我们的中华语言文化中，“珠联璧合”既具有成语意义，更是美好结合的表征。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它一路走来，给我们不仅有许许多多的美好展示（无论是家庭或是民族的），更有许许多多的甜美回忆。

    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与张大千的“临摹敦煌壁画”两相比较，客观而论，有互不可取代性。但就作品本身而言，张大千的“临摹敦煌壁画”在内容上更具有文化的丰富性和纵深感，在研究客体方面更具有多元性（包括佛教的、艺术的、历史的、文物的，等等），以及曾在国际艺坛（特别是在法国巴黎）所产生的影响和效应。故对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价值、影响、意义，我们实在是应作新的判断。由此可以说，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不仅具有“《富春山居图》合璧展”的意义，而且具有“中国敦煌意义”与追溯“中国的文艺复兴”话语权及进一步探讨成都系中国文艺复兴发祥地的时代意义。因此，两岸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不仅是川台文化交流的名片，而且是两岸文化交流的名片，意义如同浙台的“《富春山居图》合璧展”，同样可以耀眼中华艺坛并载入中华民族史册！

    理由之六：两岸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与其他期待“璧合”作品的比较。

    1948年12月至1949年12月，国民政府将北京故宫等地文物分七批共5606箱运抵台湾，总数达60余万件，尤以陶瓷、书画、青铜器最为完整，其余为玉器、漆器、珐琅器、善本图书、档案文献等，这些作品多为精品。在这些文物中，除《富春山居图》，还有若干隔海分离的知名文物，如《清明上河图》（清院本在台北故宫，宋代张择端绘本在北京故宫，明代仇英绘本在辽宁省博物馆）、《三希堂法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在台北故宫，王羲之之子王献之的《中秋帖》、之侄王珣的《伯远帖》在北京故宫）、唐代怀素的《自叙帖》（帖藏台北故宫，匣藏北京故宫，独具“珠椟合璧”意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在台北故宫，文津阁本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文溯阁本在甘肃图书馆，文澜阁本今藏浙江图书馆）、《满文大藏经》（共108函印本，其中台北故宫存32函，北京故宫藏76函）、青铜艺术晚清“四大宝”（毛公鼎，铭文499字，在台北故宫；散氏盘，铭文357字，在台北故宫；大盂鼎，铭文291字，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虢季子盘，铭文111字，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些国宝隔海相望，令人发沧桑之慨：“溪的美，鱼知道，那流泪倾诉的依赖难分离；风的柔，山知道，那留在千年的故事难忘记”（见《两岸故宫》片头曲《爱，延续》句）。但我们知道，“看似漫长的等待，却是永恒的未来”；但我们相信，其合璧“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较之上述历史原因所造成的隔海分离文物，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作品却有所不同，一是这些作品离我们更近，属于现代范畴，价值多元；二是这些作品具有相当规模性和观赏性及研究性，十分有利于展览；三是这些作品是张大千分别捐赠四川省博物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四川与台湾，刚好是张大千生与卒的地方。这两个点连接的线，既可以链接张大千的生命与艺术历程，又能连接两岸文化交流特别关系）。同时，张大千作为现当代人更具有信息量，更拥有社会知名度，其《爱痕湖》（2010年5月17日以1亿零80万元人民币拍出）、《嘉藕图》（2011年5月31日以1.9亿港币拍出）的天价拍出，接连不断地刷新了中国现当代书画单幅作品破亿元关的纪录。至于张大千的《庐山图》（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则是无价之宝，已超越美术作品意义，构成了一个时代中华文化的表征而鹤鸣九天（详见台北故宫博物院导览厅《中华文化沿革图》）。由此，两岸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不仅拓展了它的增值空间，而且现实意义更为凸显，颇能很好地展现“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那一道旖旎风景。

    理由之七：两岸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的可行性。一是两岸文化人具有的责任担当与不可推卸的使命感；二是两岸文化交流的认同感不断走向深邃，若干领域的禁锢有理想突破；三是有“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的先例，即现阶段可借鉴的一种运作模式；四是张大千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有渊源，与之有良好互动，具体表现在以下六方面。

    其一，张大千曾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作鉴定，撰写有《故宫名画读后记》，先后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62幅敦煌壁画临摹本、75件古画和19件文玩纸笔及140方用印、故居摩耶精舍（台北故宫博物院将之辟为张大千先生纪念馆并对外开放）。

    其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张群、何应钦、张大千（李海天）分别捐赠的《长江万里图》《华岳高秋》《庐山图》等一批作品，以及张继正伉俪捐赠的数十封张大千致张群的信札（这亦是一个链接点，即张大千与张群同系四川人并为忘年交）。

    其三，台北故宫博物院数次展出张大千的作品（包括张大千去世后），甚至组织纪念张大千先生诞辰百年大型活动，策划“张大千、毕加索东西方艺术联展”，创台北故宫博物院展览现当代艺术家作品次数纪录；同时，还举办有“张大千、溥心畬诗书画学术研讨会”，出版有《张大千先生遗著漠高窟记》《张大千先生赠敦煌壁画自摹本特展》《张大千先生遗作敦煌壁画摹本》《张大千先生临摹敦煌壁画》明信片、《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双月刊，第三卷六期）、《大风堂遗赠名迹特展图录》《张大千先生纪念册》《张大千、溥心畬诗书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张大千先生遗作敦煌壁画摹本》《张大千先生手写诗册》《张大千先生纪念展图录》《张大千先生诗文集》《大风堂遗赠印辑》《庐山图（手卷）》《长江万里图（手卷）》等，并将张大千绝笔瑰宝《庐山图》在导览厅《中华文化沿革图》中标示，以上溯历史，对接距今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兴隆洼代表作玉耳玦的中华文化源头。

    其四，台北故宫博物院格外关注张大千的作品，秦孝仪院长1993年在“张大千、溥心畬诗书画学术研讨会”开幕致辞中强调：“论近代当代书画艺术，‘南张北溥’巨迹，自属本院典藏首选”。

    其五，张大千生前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蒋复璁、秦孝仪院长有很深的交谊。特别是秦孝仪院长，生前清明时除必去张大千先生纪念馆“梅丘”祭悼，还将张大千称为“本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同人心仪的一位长者”。

    其六，台北故宫博物院周功鑫院长、台北故宫博物院指导委员会召集人暨收藏家林百里董事长关注、心仪张大千。2010年4月，周功鑫院长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百年巨匠——张大千》摄制组采访时曾感慨：“大千先生生前十分关注故宫博物院，常来参观指导，并捐献有许多文物与作品，是我们尊敬的朋友。”“张大千的绘画艺术是领衔的”。周功鑫院长还三次致信笔者“祝《百年巨匠——张大千》文献纪录片早日完成”，“诚盼《百年巨匠——张大千》文献纪录片早日完成，让世人得以深入了解大千先生的生平与艺术贡献”，“倾力完成《百年巨匠——张大千》文献纪录片，令人钦佩”。林百里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曾对笔者感慨：“张大千的作品是当代画的巅峰之作，特别是其泼墨泼彩作品，可以说是中国传统艺术最成功的现代突围。”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文化运作的建议

    一是两岸共襄盛举出版“完整”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集》以及其他系列印品；二是分别举办中国敦煌学、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及其展览所唤起的“中国文艺复兴”的时代意义等专题学术报告会，以此上升与欧洲文艺复兴媲美的国家话语权；三是以此拓展文化创意产业，构成文化产业链，包括旅游、影视创作、邮品（票、卡）发行、高仿真品制作、国钞版（币）发行等，以及敦煌意义与佛教功德意义的；四是提请国台办、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促进会等部门（可接纳知名企业，“《富春山居图》合璧展”便系香港凤凰卫视刘长乐总裁奔走襄赞的）在道义和经费上给予支持，等等。

对于“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数年前笔者便深深冀盼，并在《心读台北故宫》一文中呼吁（详见笔者著《台湾文化之旅》77—78页，九州出版社，2009年；《文史杂志》，2009年第一期）。对这个展览的认知，绝非仅仅将两岸所藏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作品放在一起就算“珠联”。这个珠联展应该在“《富春山居图》合璧展”的基础上，办得更有深度、更显创意、更富特色、更具展示性、更能体现中国“和合文化”的魅力，甚至在同类型的展览中具有示范性和前沿意义，包括功德意义，特别是敦煌意义。

 

结语

    总之，随着“《富春山居图》合璧展”的落幕与“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的牵手，将赋予两岸人文交流“珠联璧合”的崭新意义，具有时代的广阔前景，不仅能进一步提升张大千作品的价值，特别是其所临摹敦煌壁画作品的价值；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扩展两岸博物院收藏的影响，产生多元的人文效应与社会效应，载入皇皇中华文化史册。

 

（载《四川戏剧》，2015年第十期；《寻踪张大千：台湾之旅》，九州出版社，2011年）

 

说明：

一、此文系笔者于2011年5月8日在第七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两岸文教合作与青年交流”中发言的内容。后有补充和修改。

二、2011年6月28日、7月6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分别电话回复：关于两岸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建议很好，并与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达成共识。只要四川报方案，便给予大力支持”“请四川报方案，国台办将纳入两岸交流重点交流项目，给予经费支持”。

三、2011年8月30日，笔者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拜访周功鑫院长。周功鑫院长对此交流颇为重视，邀请冯明珠副院长，何传馨、蔡玫芬处长参加。推动两岸共襄盛举“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是我寻踪张大千台湾之旅的继续。或许是此缘故，周功鑫院长在赠笔者的图书中，便有由其作为发行人并序的《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画册。

“《富春山居图》合璧展”落幕，“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牵手，文脉赓续，情缘相继，无疑具有两岸文化“珠联璧合”所拓展的崭新意义，既告慰古人（黄公望与作古之人张大千），又感动今人，是可以载入中华文化史册的。由此，周功鑫院长就笔者8月18日快递的《关于两岸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的建议》，作如下答复意见。

1.《关于两岸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的建议》很好，可以比照“《富春山居图》合璧展”的方式进行，即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合展由四川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

2.鉴于2012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展览档期已排满，“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可在2013年或2015年举行，以便准备得更充分一些。展览可商甘肃敦煌研究院，即展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作品的同时，对比展出张大千所临摹敦煌壁画原貌（图片），以利于展览的可看性，更好地向观众介绍。展览时，邀请汪毅先生参加学术推动。

3.关于“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的具体方案，请何传馨处长做相应准备。

4.请将上述情况转告四川省省长，并邀请届时出席开幕式。

 

相关链接：

一、两岸对张大千的文化认同

1.两岸收藏有大量的张大千作品，为其他艺术家无可比拟。川（四川博物院）台（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历史博物馆等）主要文博单位和民间收藏（尤以台湾林百里为代表）的张大千作品丰富，总数不下2000幅。

2.张大千与两岸各界人物的关系为其他艺术家无法具备。悼念张大千逝世的挽联、纪念文章达300余种，参加吊唁的除文化单位和文化人，几乎囊括了当时台湾地区的政要。其规格之高、数量之多、人脉之好、认同感之强、影响之大，实属罕见（详见《张大千先生纪念册》，台北故宫博物院，1983年出版）

3.两岸对张大千作品收藏与价值的认同超过任何一位画家。两岸均建有张大千纪念馆，即四川内江建有张大千纪念馆，台北建有张大千先生纪念馆。

二、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关于两岸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情况的报告》

2011年8月28日，笔者作为四川省地方志参访团的成员，在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党组书记马小彬的率队下一行十人赴台交流。同月30日，参访团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并拜访周功鑫院长（笔者预先有约），笔者向周功鑫院长具体介绍了比照“《富春山居图》合璧展”两岸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的想法，得到肯定（答复意见四条见“说明”）。9月16日，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向省委对台领导小组呈送了《关于两岸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情况的报告》（川志发【2011】19号）。该报告分“有关情况”“建议”两部分，其中建议四条：一是成立“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工作筹备小组，由省领导牵头协调宣传、文化（文化厅、文物局、博物院）、台办、地方志编委等相关部门和内江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台办、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要求编制“两岸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方案并报送。二是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磋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具体事宜。三是赴浙江学习和借鉴“《富春山居图》合璧展”的操作模式（宣传的、交流的、联络的、文物合同的，等等），包括5月26日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赴台湾开展“富春合璧，两岸同缘——浙台文化交流”活动的近况。四是与敦煌研究院商借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原壁画资料。

（说明：由于某种原因，该珠联展搁浅）

 

作者简介：

汪毅，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副巡视员、《四川省志》原副总编，曾任张大千纪念馆首任馆长，一级文学创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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