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先生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高度统一的优秀典范
时间：2020-08-31 15:22:21 来源：天沐堂 作者：李永翘
张大千先生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高度统一的优秀典范
张大千从小在母亲曾友贞、二哥张善、老师刘伯承、曾农髯、李瑞清等人的教育下，就具有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极其强烈和非常浓郁的民族精神，并一直贯穿了他一生的始终。例如：
(一)一八九一年，张大千(当时还叫张正权)还在内江读小学时，就深受当时四川保路风潮特别是他已加入了同盟会的二哥张善的影响，年纪轻轻的他也加入了“内江小学生保路同志会”，经常上街宣传、游行等等，为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为辛亥革命的胜利成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一九一八年，张大千在日本留学期间，因极端不满日本军国主义对于中国和朝鲜的侵略，发誓不说日语，遂用高价雇了一个日本人来为自己服务，从而做了一位“带翻译的留学生”。此事曾经轰动一时，在当时的日本留学界传为了美谈。
(三)一九三七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被困在北平沦陷区的张大千铁骨铮铮，坚守民族气节，誓死不当亡国奴，更誓死不同日寇合作——“我是中国人，决不给日本人做事!”(张大千语)同时，因他还愤怒揭露了日本侵略军在北平任意烧、杀、奸、抢、掠的种种罪行，而被日寇宪兵队关押了一个月，并曾被汉奸报纸谣传“张大千已被皇军枪毙”!后来，张大千置生死于度外，不断同日寇斗智斗勇，终于设计逃出虎口，辗转经上海、香港等地逃回了大后方四川，保住了他的民族气节和身世清白，同时还保住了大风堂珍藏的中国历代大量国宝级文物，免遭日寇劫走。
(四)一九四九年，张大千出国以后，侨居海外长达近三十年，但他始终以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自居，以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而自豪。因此，他在侨居海外的近三十年中，无论他是在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国、日本、西欧，也不管他是在法国、英国、德国、瑞士的闹市街头，还是在各国名人政要为他所举行的宴会席上，他都是一身长衫，脚穿布鞋，满口汉语，长髯拂胸，表现出了一派极其浓郁和典型的炎黄古风。这正如当时正在西德留学的其表弟喻钟烈(系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辛亥革命大将军喻培伦之子)所说：“记得我们为庆祝他六十五岁生日，曾在莱茵河游艇上举行宴会，船上游客见到这样一位中国的‘美髯公’，纷纷前来请他签名留念。当时我们一群身着西装的‘华人’，骄傲地站在他的身边，内心却感到万分羞愧。因为我们已‘西化’到连穿中国衣服的勇气都没有了。而张大千却能一身布衣走遍天下，四川方言从不离口。他‘有所恃，而无恐’，该是多么的幸福!”
(五)张大千长期侨居海外期间，不惜耗费巨金，大力建造中国园林。这其中最有名的，即是巴西的“八德园”和美国的“环荜庵”。在这两座庄园里，张大千把原种于园中的西洋花草树木全部拔去，然后统统换上从台湾、香港、澳门，或是从日本高价买来的原产于中国的花草树木、山石盆景等等，然后再按照我国江南或是北方园林的布局，因地制宜，将它们建成了在巴西和在美国都闻名遐迩的中国名园。这样，一进了“八德园”或者“环荜庵”，人们眼中看见的，耳中听到的，嘴里所吃的……乃至所有的一切，通通都是中国的，仿佛是就在国内!张大千平时，就基本上老是“宅”在这个在外国修建的“家”里，当作自己仍然是生活在中国，依然是生活在“故乡”，而绝少出门一步。
(六)张大千长期侨居海外期间，虽然因家属的生活、上学、工作等所迫，他不得不加入了外国籍，但他依然是以中国人自居，同时命令子女、孙辈们必须学中文，在家里则必须要说汉语，以示不能忘本。他曾对子女和孙辈们说：“在家里必须要说中国话，不会说中国话的就不是中国人!”而对于他加入了外国籍一事，张大千根本就不以为意。如在一九六七年夏，张大千在美国举办画展期间，表弟喻钟烈前来相会，曾问：“你这样地道的中国人，入了巴西籍有何感受?”张大千听后大声说：“这有什么关系?我这个人仍是中国人嘛!”
(七)张大千长期在外期间，怀乡思亲，眷恋故山，魂牵梦绕，日夜思归。然而，由于当时众所周知的原因，张大千多年来“说归未归”——“挂帆何时是归年”?“翘首西南泪满襟!”他为之痛苦万分，心伤肠断。为此，他曾说了无数的怀乡话，写了无数的怀乡诗，画了无数的怀乡画，以此来寄托乡思，抒解乡愁。他曾多次说过：“月是故乡明，水是家乡亲。外国虽然也有山水，但总不及咱们中国的好!”如他又曾写过《怀乡》一诗：“海角天涯鬓已霜，挥毫蘸泪写沧桑。五洲行遍犹寻胜，万里归迟总恋乡!”如他还曾画过十分著名的《长江万里图》长卷，曾经引起了海内外艺坛的极大瞩目与惊叹。其老友、中国美协原副主席叶浅予就曾评论说：此图“论景是千山万壑，气势雄伟;论意是寄情山河，缅怀祖国。处理这样宏大的布局，寄托深厚的思国之情，不是一般‘胸有丘壑’的山水修炼所能胜任，作者必须具备气吞山河的胸襟和饱满的爱国热情，才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
(八)正因“看山还是故山亲”，一九七五年底，年已老迈、百病缠身的张大千，其叶落归根、思乡极切的焦急心态，已经是迫不及待。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大陆仍还在进行着“文化大革命”，张大千一心想回中国大陆而不可得，无奈之下，他就只能是“退而求其次”——移居宝岛台湾——反正台湾也属于中国。一九七六年一月，张大千在台北机场上对欢迎他回台的人群说：“我好想家哟!有人说我得的是‘思乡病’，我从来不否认。在国外时，我并不快乐，我就像是大海里漂浮的木头，不知此身将系于何处!”
回到台湾后，张大千受到了台湾上下的热烈欢迎，但他婉拒了台湾当局要赠送他一座豪宅的决定，而是由自己出钱，在台北外双溪处购地建屋，修造了一所花园住宅“摩耶精舍”。然而，住在台湾的张大千，离祖国大陆有一水之隔，这使他对家乡故园，是更加思念。因此，为了排解乡愁，他在台湾又创作出了大量的怀乡诗和怀乡画，那真可说是字字血，声声泪，“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令人心伤肠碎，实在不忍卒读。就在这种苦苦思恋、愁肠百结的哀愁中，张大千在完成了自己的最后巨著《庐山图》后，终于一病不起，撒手人寰，并遗嘱把他的所有财产，包括其住宅“摩耶精舍”，都全部统统捐献给了公家。张大千真正做到了“揣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也真正做到了完全、彻底的大公无私!乃至张大千逝后，台湾有许多人说：“怀乡思亲，是张大千感情上最最薄弱的一环!实际上，他是给自己最最严重的‘乡思病’愁死的!”
人类历史的长期实践和无数的实例皆已证明，由于作者受到自己所处时代在各方面的深刻影响，乃至古往今来的任何文艺作品，都具有并自然流露出作者所处历史阶段的不同时代烙印。如汉代有汉代的特征，唐代有唐代的气息，至于两宋、元、明、清等各朝，也都有着各自历史阶段的不同特点。而某个历史阶段的一件文艺作品的时代气味是否浓郁，其蕴藏的时代信息是强还是弱，该作品的时代特征是属于非常典型、突出、鲜明呢，还是属于比较平淡、一般、模糊，这主要是取决于作者本人的主观意识，取决于他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取决于他究竟是有心还是无意而已。对此，古今中外，可以说是概莫能外。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能够鉴定出一件匿名、匿年的艺术品，其到底是属于哪个历史时代的产物的重要依据。
而蜚声世界的著名中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他一生中所创作出的约四万件艺术作品，都具有着极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打下了他所处时代的深刻烙印，饱含了他所处时代的浓郁气息。而这，也正是他把清初大画家石涛和尚的名言“笔墨当随时代”奉为指南，并一辈子身体力行的自然结果。“笔墨当随时代”这句名言，也成了张大千一生进行艺术创作和开拓创新，不断地求新、求奇、求变的鲜明特色、显著标志与前进动力。
张大千一生，热爱艺术，喜欢绘画。他不仅把绘画作为了自己的谋生职业，而且更是将它作为了自己要终生为之不懈奋斗的崇高事业。故而他高度敬业、乐业、爱业、勤业。如他曾说：“吾于艺事，视如性命。”把绘画事业看成是和他的生命一样重要。并云：“我的画笔不会停，我会一直画到我死的那一天!”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最后并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他的这些诺言。这从而使他成了中国画坛上一位最具有以开拓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杰出代表，成了中国艺术领域中一位思想非常解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勇于变革，勇于突破，敢于创新的最大胆冲刺的勇猛闯将，并由此取得了极其巨大的辉煌成就!
例如，早在二十世纪的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掀起了“石涛热”。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张大千追随时代潮流，也十分喜欢石涛。他不光是把一本“苦瓜和尚画语录”给背了个滚瓜烂熟，同时更是深入进了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搜尽奇峰打草稿”等种种思想的内核，并将之化入了自己的灵魂，作为了自己艺术创新的指引和行动的指针。乃至其师曾农髯曾感叹写道：“季爰写石涛，能摄石涛之魂魄至腕下。其才不在石涛下。他年斯进，当不知何耳!”
抗战全面爆发，张大千在北平沦陷区里与侵华日寇斗智斗勇，冒着九死一生，辗转回到大后方后，他结合当时大片国土沦丧的严峻抗战局势，针对当时四川画界的一些封闭、保守和沉闷的空气，张大千响亮地提出了“书写身边景物，抒发内心感受”的创作口号，并率先垂范，画出了蜀中的青城山、峨眉山、剑门关、蜀栈道等等“天府之国”的大量美景，热情讴歌了祖国神州的锦绣江山，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和坚定了广大军民救国图存、一定要收复河山、誓将抗战进行到底的杀敌热情与坚强意志。在张大千的带动下，四川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和巴蜀画派也积极行动起来，纷纷创作出了无数结合实际、结合时代、结合抗战的优秀作品，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极大欢迎，致使“中国不会亡!” “中国一定胜!”成了当年成都、四川，乃至整个大后方的时代最强音!
到了四十年代初，张大千为了追寻中国绘画的发展源流，主动舍弃了在成都的舒适生活，自费前往西北戈壁里的敦煌临摹壁画。在敦煌的近三年中，张大千耗费巨款，又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种种巨大困难，经历了多次的生命危险，苦苦面壁，为敦煌石窟的文物保护、调查、研究、编号等等做了大量极其重要的工作，由此揭开了中国石窟艺术的现代科学保护与研究工作的序幕，并直接促成中国第一个石窟艺术的保护与研究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的前身)的正式成立，为敦煌艺术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张大千在敦煌期间，还采用最为困难和最为艰苦的复原临摹法，经过千辛万苦，共临得敦煌历朝历代的精英壁画共三百幅左右，随即在兰州、成都、重庆等地举行了规模浩大的“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顿时轰动了全国，成了抗战时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伟大的敦煌艺术宝库才广为国人所知。而张大千临摹的这些精美的敦煌壁画摹品，不仅成了中国的又一批无上国宝，同时也极大地振奋了抗战中的民心，增强了民众的爱国热情，更加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乃至当时参观了“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的无数人们曾纷纷表示说：“看了张先生的画展，使我们深为激动，深受鼓舞，我们一定要打败倭寇，坚决保卫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坚决保护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无比珍贵的历史文物和无限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遗产!”
抗战胜利后，张大千欣喜若狂，其创作热情更犹如泉涌般喷吐高涨，其作品也更加具有当时时代的典型特征。他曾说过：“并不是说现代的东西，就不能入中国画。如洋房、汽车等等很多现代的事物，其实都可以入画。”正因如此，张大千就曾画过各种各样装束打扮的《摩登女郎》，又名《摩登仕女》，与传统的树、竹、芭蕉、花卉等配衬在一起，也非常清新、活泼、和谐、统一，给读者仿佛吹来了一股新风，极富当时时代特征的鲜明美感与时代精神。
而在张大千出国以后，先后侨居于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国等地，巡游了世界五、六圈，到处举办画展，出版画册，大力宣传了中国文化，弘扬了民族艺术，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就在这种到处都是鲜花和掌声的轰动情况下，晚年的张大千仍思在艺术上继续进取，再攀高峰。从五十年代的下半期起，晚年的张大千又大刀阔斧，大胆进行了“衰年变法”。他挖掘传统，结合现实，吸收西方艺术营养，又创造出和发明了破墨、泼墨、泼彩和泼写兼施等新技法，顿时使古老、传统的中国画，富含了当今的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发出了耀眼夺目的迷人光辉!这使得当时年已老迈，百病缠身，且只剩下了一只眼睛可用(当时他已瞎了一只眼睛，而另一只眼睛的视力也很差劲)的张大千，又率先冲刺在了中国画革新的最前沿!
因此，海内外艺术界曾纷纷高度评价说：“国画家能够上承古代的美术遗产，又兼摄世界美术之长，从而使得国画的技巧、境界，能够向上延伸一步的，在今天，只有张大千!”“张大千的泼墨、泼彩和泼写兼施，是古老的传统的中国画，通往当代世界的一座桥梁，更是当今世界美术中最流行的时尚，同时还是传统中国画通向未来时代的方向!”“张大千不仅是全中国的伟大画家，更可说是当代世界画坛的艺术宗匠!”
由此可见，张大千正是凭着他自己的脚踏实地，不懈努力，思想解放，大胆开拓，勇于创新，才使他登上了一座座令人仰目的艺术高峰，取得了一个个辉煌壮丽的博大成就，从而成了“五百年来第一人”(徐悲鸿语)，成了“当今世界最富盛誉的国际顶尖级中国画大师”，成了驰誉全球的“中国画仙”、“艺坛宗师”和名副其实的“东方之笔”!
因此，张大千先生，堪称是将中华民族非常宝贵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互相紧密结合并高度和谐统一的一位非常杰出的优秀典范，值得我们好好地学习、继承、研究与发扬光大，从而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我们这一代人应当作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