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穆：有无大度包容之气？
──────────────
钱穆先生一生为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招魂”。据说他曾打金钱卦测算国运，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不占而卜的修为。
1949年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越过天堑长江，开始向南进军。钱基博先生的孪生兄长钱基成，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基成先生不语。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泽东的手笔。钱穆自己从中读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万有之气，怀疑自己不能见容，所以转赴香港。不久之后，钱穆便在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遭到痛批。
而若干年后，钱基成的大量文稿在"拔白旗"运动中被焚毁，最终郁郁而亡。

──────────────
胡适：面包与自由
──────────────
1948年解放军兵临北平城，用电台广播呼吁胡适留下。其胡适学生，中G代表吴晗再三相劝，保证胡适担任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胡适坚决决绝。周恩来函电胡适，企图说服胡先生留在大陆。但胡适偏偏不为周恩来的滔滔万言所动，他只淡淡的回了一句：“民主这个东西，在蒋先生那里，是多和少的问题，而在毛先生那里，是有没有的问题；这就是我要走的原因。”12月15日胡适飞赴南京，临走时给期待新政未走的同仁留下名言：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而吴晗，在“文革”期间因其所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被残酷批斗，最后不得已在狱中自杀，家破人亡。“文革”结束后，其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而那些未走的同仁，不知在这荒唐疯狂的岁月有何感想。

──────────────
梅贻琦：不愿做傀儡或者反革命
──────────────
梅贻琦在大陆的岁月，没有做过不利于G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在掌校期间于学生运动中的GC党学生还曾尽量给予庇护，但这种做法更多的是为保护学校与青年学生本身所计，并不是说他就赞成G党与马列主义。1945年11月5日的日记中曾明确表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G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这个“怀疑”既是他心迹的流露，也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陈寅恪等人对时局的看法，因而当1948年年底，吴晗以中共军代表的特殊身份，奉周恩来之命发“挽留”函电劝其留下来时，梅没有听从这一建议，而是像胡适一样悄然乘机南飞。据传，有一次，梅贻琦一个很要好的友人问他为什么不留在大陆，他说：“我若留在大陆，只有两种可能的出路，一是当傀儡，一是当反革命。因为这两者都是我不愿意作的，所以必须离开。”

──────────────
李政道：我不愿意让人洗脑子
──────────────
1951年7月，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学位的巫宁坤接到国内急电，请他回国到燕京大任教，他随即中断学业回国。当时正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员和讲师的李政道前往送行。巫宁坤突然问李政道：你为何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笑着说：我不愿意让人洗脑子。此后的1957年，巫宁坤被打成右派，受尽迫/害。同一年，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28年后，二人再度相会。此时，李政道是中国政要迎接的贵宾，巫宁坤是刚从牛棚放出来内部控制的“牛鬼蛇神”。当时，巫宁坤正回京办理“右派改正”手续，偶然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从美国回来讲学的消息，便跑到北京饭店国宾馆看望老同学。相见匆匆数言，临别时，巫宁坤忽发奇想，如果当年是他送李政道回国任教，结果会怎样呢？

──────────────
李大千：实在连老蒋都不如
──────────────
张大千在成都解放前夕，随国民党赴台，陈毅周恩来多次邀张回大陆，周恩来以帮其还债为条件促其回国，并用2万美金买下其藏品，另外发2万美金可给其自行开销。但被张大千一口拒绝，张大千先生回答：一个能随便答应用公款替我退还私人债务的政府，实在连老蒋都不如，不回也罢。(壮哉，文人的气节)
 
谢家孝在《张大千的世界》中，记载了1956年中国商业代表团团长与张大千在酒宴上的一段对话。
　　团长：“上海一别，不知近况如何？”
　　张大千：“国破家亡，亡命天涯，哪有什么好日子好过啊，欠了一身债！”
　　团长：“欠了多少债?”
　　张大千：“不多，二三十万美金!”
　　团长：“人民政/府可以代你还债，只要你肯答应回去。”
　　张大千：“我张大千一生，自己的债自己了。想当年在敦煌，我也欠了几百条金子的债，人家说我发掘艺术有功，可以申请政府补助。我都不肯，我不管你说的是啥子政府（尘封注：张大千是四川人）。政府的钱是国家的，怎好拿国家的钱给私人还债?”
　　几巡茅台之后，宾主都已醉醺醺，主人站起来说：“张先生，你究竟站在哪一边，今天最好表明态度。”
　　张大千一拍桌子，站起来说：“我张大千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向来站在哪一边，就站在哪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