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青城艺缘

文
｜刘林宝

 
摘  要｜ZHAIYAO
张大千先生的青城艺缘所涉，今人多因爱之切而传误多。其青城艺缘之初始，距今已时隔数十年；又因其艺术生涯的博大而牵引繁杂，并逢世变多故而南北辗转等缘故，各家之说，往往述见不一。但根据张大千信札、画作款识的内证以及报刊、亲友的相关记述，可对张大千先生的“青城艺缘”的缘起、到青城的时间以及卜居青城的相关活动，作出较为清晰的初步判断。
 
关键词｜GUANJIANCI
全民族抗战；青城文化；羁旅思归；时间节点
 

壹
“青城艺缘”的缘起

 
张大千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主要艺术学习与生活在上海与江浙北平一带，在抗战军兴后一年，离开北平，辗转卜居于青城山上清宫。从张大千自身的几次手书中，皆可见有“抗战军兴，间关还蜀，卜居青城”的记述。这种记述，容易使人们直接将“青城艺缘”的原因，归结于全民族抗战的爆发。
然而，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张大千1938年秋卜居于青城山上清宫的时间段来看，其间张大千曾先后去过苏州、南京、天津等地。即使是“间关还蜀”的历程，也辗转于上海、香港、阳朔、重庆等地。这样来看，把张大千到青城卜居的原因，归结为全民族抗战的爆发，并不是十分恰当。于是，就有必要梳理一下当年的时代背景与同时期作者作品中记录的信息。
早在民国22年（1933年），张大千昆仲欲还蜀，因兵乱而未能成行；民国23年，四川第二次“二刘战争”，刘文辉败走雅安、邛崃，局势动荡，亦未能还蜀定居（见故宫博物院藏，戊寅三月作《雁荡观瀑之图》款识：“1938年3月款：三年南北，治乱不常……”）。至民国26年（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同年底，上海与南京相继沦陷，再至抗战军兴后一年的民国27年（1938年）1月到5月，徐州会战爆发，继而又徐州沦陷。北方愈加动荡与不安，迫使人们纷纷避迁到相对安全的区域。
随着国内抗战形势的急剧变化，西南方向的政治局面和社会文化发展形势日新，张大千遂作出离开北平的决定，在经历了“间关还蜀”的数月行程后，目的地非常明显，即卜居于蜀中灌县（今都江堰市）青城山之上清宫。
这是张大千艺术文旅历程之中极其重要的一次辗转回归，乃有着复杂多样的现实背景。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开发西北的呼声变高，同时对西南的关注，以及对长江文明的审视关注也愈多。“长江一线”自魏文帝临江作“天限南北”之叹后，一直在国人心目中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20世纪30年代，它在国人心目中已突显到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
作为长江上源的灌县以及其独特的青城文化，更多地见诸报刊与书籍。随着国民政府的南迁重庆，使得大批文化界人士聚集于西南，四川文化界也随之发生剧变而呈现出繁荣之貌。
与张大千先生交好的国民政府重要军政官员如张群、张目寒、冯若飞等，以及担任教育系统要职的郭有守先生，作为地方文化美术界名流的同乡林君墨先生等等，都会集于川渝。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张大千先生归蜀并卜居青城的选择。其中老友黄君璧于1937年秋随政府西迁到重庆；友人郎静山、盛学明等摄影家，亦皆陆续迁聚于西南；稍前1935年初夏，徐悲鸿先生游灌口并赞美战国李冰之功；再如丁六阳道士出蜀，或黄宾虹及吴一峰两位先生入蜀等，这些与张大千先生相熟悉的师友的西南行旅，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大千先生离开北平到青城卜居的先导。
1937年7月吴一峰先生游蜀返沪时出版了《吴一峰蜀游画集》，集中刊印了写于灌县的“离堆天下奇”与“竹索桥”，以及写于青城山的“丈人峰”等作品。它们对张大千先生来说，也无疑具有一定的向导式影响。
长时间以来，张大千先生作为生活在异乡的艺术家，面对故乡的母体文化，具有强烈的眷恋之情，拥有极强的自信心。在更早时期的壬申（1932）年，张大千在所题吴一峰先生《壮游图》中写道：“一峰道兄，既穷天目、天台之胜，复将裹粮入蜀，青城、剑阁雄丽甲天下，予生长蜀中，竟不得一游，却被远人所收，宁不愧死，安得谢绝尘事，青鞋布袜，一筇相倚，与君徜徉于山巅水涘耶。”
同时期的壬申（1932）年八月，张大千先生所临程瑶田《芋花图》款识则记：“原本归黄宾老，宾老方将溯长江入蜀……”这里仅因为芋之名，联系到传扬于蜀地的民谚，联想到其独特而不断叠加的故乡母体文化的召唤，一种由民族与家族之念，并及故园之思的乡愁，便油然荡漾于胸间。此情此景此时，与同时期壬申八月的自画像作品中，其所表露的“怆然南望”的情思一样，自然亦是先生归蜀之种种前缘。
总而言之，张大千先生的“青城艺缘”之所以发生，不仅有动荡时代促使其羁旅思归（包括众多师友南归的推动、西南新文化环境形成的吸引）的原因，亦有热爱并自觉探究母体文化的需求，更有青城山符合张大千高度认可的“可以观、可以游、可以居”的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的诱惑。

张大千作品:《麻姑像》
(青城山碑刻之一)

贰
“青城艺缘”早期的时间节点

 
据目前已见文献资料显示，张大千先生早在上世纪20年代其艺术发轫之时，便与青城“邂逅”。张大千与师友丁六阳及其兄张善子合出的《丁六阳张善子张大千画册》便是佐证。此画册出版于民国17年（1928年），由李健与曾熙笺署，附有六阳道人（丁六阳）与张善子张大千昆仲的画例。
彼时六阳道人（丁六阳）于辛亥前后在青城山已居十余年。他与张氏一直交好，并在此后的十余年中，时见合作作品，或共同展览，如民国18年（1929年）2月21日刊登于《晶报》的《大风堂所藏书画展览会启事》所记：“并将善子大千及六阳道人平昔所作另陈一室，续貂之诮，知不能免，尚乞大雅名流，届时惠临指教则甚幸。张善子大千谨启。”由此，更可以确定张大千在与丁氏交游时，便已接触到青城山及其文化的诸多信息。
张大千了解青城文化的途径比较多，无论是诗词方面，或是早年以扬州诸老作为临学对象时，都能直接或间接地触碰到青城文化，这使得他对青城山的情感愈加浓烈，其归蜀卜居青城的愿望持续发酵,至上世纪30年代，表现得愈加热烈。如1932年他的自画像款题所示：“壬申二月八日，漏已三下，篝灯自写三十四岁小象，怆然南望，不胜归思矣。”
此年为黄宾虹先生入蜀之年，同年张大千临《芋花图》，感念蜀中风物，抒发思蜀情怀。这与题吴一峰先生《壮游图》时的情景大体相同。诚如1960年张大午所作《夷陵三游洞》的回忆：“予于癸酉（1933年）三月，与仲兄虎痴、三兄丽诚、四兄文修过此，思溯江还蜀，以兵乱而止……”
其他如张大千之女张心瑞女士在《拾得珍宝》之《珍藏的记忆》一文中回忆：“张大千先生于1938年6月到重庆，当年夏末借居严谷生先生家不久举家搬到离成都60公里的灌县青城山。”
按张心瑞女士的回忆，即使是农历的六月，也明显与事实不符，因为张大千先生闰七月时，尚在香港；再参考《徐悲鸿年谱长编》第192页所记“（民国27年）9月下旬，张大千由梧州电告徐悲鸿，欲游桂林与阳朔”以及“10月9日（八月十六日），与张大千、李济深、孙佩苍等友人携十六箱艺术品乘两舟启程”，更能说明农历的八月时，张大千先生尚在桂林。
从离北平，经上海、香港、桂林、重庆、成都，到卜居青城山，这是张大千先生“青城艺缘”早期的一次重要行程，是其艺术人生的一次转折，自民国27年（1938年）5月中旬离开北平，至10月下旬于青城山卜居，由戊寅的仲夏到秋末，经历了5个月的行程辗转，其间的地点时间相对明晰，目的地亦是非常明确。由这些“青城艺缘”早期的时间节点，可以显见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张大千与青城文化的邂逅，以及最初的勃然动桑梓之念，至30年代末期归蜀而卜居青城山上清宫的这次重要的艺旅轨迹。

张大千作品:《青城红叶小鸟》
  

叁
卜居青城的时间

 
学界关于张大千居上清宫的时间除年份不确以外，亦有于戊寅（1938年）季节上的各自为述。
张大千到青城起于何时？据目前所见，赠冯灌父先生的《江南小景》，是张大千先生作于初到青城山中时间最早的一件山水作品，其落款为：“戊寅十一月，青城山中，大千弟张爰”。按戊寅十一月起于1938年12月22日，时节已为冬季。今日也多有因此件作品而误会者，认为张大千先生到青城的时间为“12月下旬”或“戊寅冬”，又或“戊寅岁末（岁杪）”。
从张大千归蜀的行迹来看，以卜居青城山为目的地是相对明确的。如戊寅（1938年）五月所临《陶圃松菊》款记：“将有蜀道之行，届时恐不得北来介寿……”再如这年闰七月所作《入蜀图》款记：“戊寅闰七月，写赠筱丹世兄，时同客至香澥，明日余亦将发桂林归蜀矣，他日相期于剑阁青城间……”此时更是明晰地显示了其青城艺旅方向。
张大千先生到青城之前，是其“青城艺缘”的早期，由“青城艺缘”早期到归蜀卜居青城山上清宫，今人皆以“抗战军兴”为重要的时间节点，又多以“抗战军兴”与“归蜀到青城”的时间并述，或此详彼略，或此略彼详，更有直接将“抗战军兴”定为到青城卜居的直接原因，以致有关各种记载各执一端，颇多抵牾——于各式年谱或略或误。
如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张大千书画集》，无论1980年1月第一集、1980年12月第二集、1982年2月第三集还是1983年1月第四集皆作：“1938戊寅，逃出日人势力回四川。1939己卯。居成都青城山中，重庆展览。”1983年10月第五集、1985年7月第六集，以及1990年5月第七集，则皆改用新编年谱：“民国27年（1938年）戊寅：用计逃离北平，经沪、港返蜀。卜居成都灌县青城山之上清宫”。
四川省博物馆与澳门博物馆等于2001年编《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及大风堂用印》的展览画册年谱中，则误为：“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己卯，四十一岁，居青城山。”
再如1996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 张大千》的张大千年表部分，亦误为：“1939年，己卯，居青城山上青（清）宫”。
又如杨诗云先生在所作《张大千书画碑刻——四川灌县青城山记》一文中所记述：“民国二十七（1938年）戊寅岁杪，张大千为躲避城市的喧嚣以及日本飞机的骚扰，将其妻室子女一二十口人（包括弟子、勤杂人员等）举家借居于青城山的上清宫进行创作”（又，杨诗云《张大千印说》第42页左第3行又误为“戊寅岁末，上青城山，借居上清宫”）。
关于张大千先生到青城山的时间，张大千先生自有述及，或见诸作品，虽没有给出直接、具体的时间，然多有季节性的表述：“戊寅秋”或“戊寅秋末”。如他在到青城后的第二年，作于己卯（1939年）三月朔的山水《上清宫》作品款识中忆述：“去年秋，从故都间关还蜀，卜居青城。”又如，在山水作品《青城常道观》作品款识中忆述为“予以戊寅秋末入青城常道观，时红叶满山”等等。显然在这些作品中，给出到青城山中的季节性时间，是明显要早于创作于冬季的作品《江南小景》的落款时间。
按当时张大千先生的作品款识，是用农历（阴历）纪时，包括生活中，也是多以农历（阴历）纪时，证之1939年为张目寒所作《蜀山秦树卷》，则最为明白。张目寒先生在纪游中记述五月二十五日事，张大千先生同日诗注则云：“己卯四月，同君璧、目寒北游，归途自朝天驿买舟至广元。”傅维新先生在《张大千在欧洲鸿爪》文中记：“大千每年过生日，均以阴历作寿。”由于张大千先生当时有农历纪时的习惯，再联系到“戊寅秋到青城”的自述，结合二十四节气即可知晓1938年的“冬至日”为农历十一月初一，由此可以明确：张大千到青城的时间是在农历的十一月之前。
《张大千致张目寒信札》第79页述及：“顷以足疾来蓉，约三数日还山……”由札中“约三数日还山”与信札的时间为“十月二十九日”，便能进一步明确：张大千到青城卜居的时间为：十月二十九日之前。
再参考张大千先生致张目寒先生的另两件信札，以及张大千先生到青城初期的三件作品的款识，基本可以确定，张大千先生到青城山卜居的时间是：民国27年，戊寅，秋末，农历十月二十七日（十月下旬），即公历1938年12月18日。
 
四、张大千“青城艺缘”——在青城
 
张大千先生自“到蓉之四日”，即赴青城定妥上清宫（见信札二），自农历十月二十七日卜居上清宫开始，或因足疾就医、或因去成都兑款、或因添置所需，以及处理琐事杂务等，频繁往来于成都与青城山上清宫之间。按1938年时期的交通道路状况，虽然不同于今时的交通便利，但当时的灌县有两个经营旅行社，成都与灌县间也有往返交通汽车，给卜居青城的张大千先生，提供了一些出行的便利。张大千先生卜居青城上清宫期间，或为友人约去成都听戏，或外出写生等等，因其经常出行，故足迹时来时去，考其在青城山居住究竟是多长的时间？对勘数说，则各家说法不一：有一年半、三年、近三年、四年、六年、七年、十年等数种不一致的说法。
首先是张大千先生自己的说法，与好友谢稚柳先生的说法，就有不同。
张大千先生在第一次计划去敦煌前，作《松崖高士》一图赠与青城山彭椿仙道长，这件庚辰八月将望的画作中款记：“倭据故都之明年，予始得间关还蜀，来居青城，初识彭真人椿仙，岁月不居，忽忽三年，顷将北出嘉峪，礼佛敦煌，写此为别……”；又如庚辰八月所作的《仿北苑山水》（见《张大千先生诗文集》卷七）：“予居青城三年往矣，朝暮观其变换……”；再如在张大千读彭袭明先生画册后题记中记述：“抗战时，予自故都间关还蜀，同寓青城山上清宫者三年……”。
以上如《松崖高士》与《仿北苑山水》而言，张大千先生皆有“居青城山三年”之说。此“三年之说”如今经常被误会为“张大千在青城居住三年”这一说法的直接来源。而按张大千先生的“在青城三年之说”，是在他1940年赴敦煌之前；他自敦煌归来后，返回青城山上清宫卜居乃甲申年。因此，以三年为断取时，则是明显的错误。按张大千先生以甲子纪年法，统而称之，复加其后的甲申年在青城卜居，则自然应该是：张大千先生在青城山上清宫卜居四年时间。
1982年2月，张大千先生的好友谢稚柳先生在《中国美术》杂志上发表《张大千艺术》一文，其中记述：“抗战开始，大千从北平回到了故乡，居住在成都。这一时期，他写下了许多峨眉、青城山的景色，并在青城山住了一年多。”1994年8月，谢稚柳先生作《画图留与后人看》一文，作为《张大千画集》序文，1995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该文中亦记述：“抗战开始时，大千在北平。北平沦陷后，大千不得不辗转回到故乡四川”以及“他回到四川，先在重庆住了几天，然后去成都，游峨眉，在青城山住一年多”。该文中，谢稚柳先生反复记述“在青城山住一年多”，这与张大千先生自己的说法并不一样；即使以赴敦煌之前为节点，作为一时的分段记述，也与张大千先生前后多次阶段性记述的“青城三年”有明显较大的出入，更与卜居四年的时间不相符合。
究其缘故，其“一年多”说法的由来，经梳理参考张大千先生青城相关作品后，由款识中所标记的时间地点可知。能够明确约为“青城山中作”这个条件的作品，其分布时间为：戊寅之十一与十二月的两个月；己卯之一、二、三月与五、六、七月，共六个月，庚辰之二、三、五月，及六、七、八、九、十月，共八个月；甲申之六、七、八、九、十月，共五月。由此按月份作出合计，则约为二十一个月，是为“一年多”，不足两年的时间。
按张大千先生的甲子统计法，在青城山中住四年，这种说法是明显地将戊寅、己卯、庚辰、甲申作为合计的四年。按谢稚柳先生说法，再以创作作品的显示时间为依据，实际卜居于青城山中的时间，表述为一年多。虽出现了两种不一致的时间，但实际却是两种不同的说法及不一样的表述。此二说之外，更有六年、七年以及十年之说，等等。谢稚柳先生的“一年多”之说，是否是依据张大千在青城山中创作作品的初略信息而计算？合之月数，据张大千青城时落款作品所体现不满两年的信息，明显是存在这种推算倾向的。因此不论“一年多”的说法是否妥当，至少谢稚柳先生的这种说法，并非是凭空臆造。
至于其他几种说法，如“六年之说”，考其缘故，是为直接忽略了去敦煌的时间段，误以1938年到1944年为前后时间节点。
张大千先生于蜀中课徒时，有邀请师友并携门生到自然中游览写生的习惯。此举兼顾游历、课徒、收集素材等，是一举多美的做法。因此，在“乙酉八月”“丁亥十月”及“戊子八月”有前后三次的青城之游。显然，张大千先生在青城山中住七年的说法，是由于这三次短暂的游览与“卜居青城时间”相叠加，而造成的误会。
更有直接以1938年秋末的到青城，与戊子（1948年）中秋前夕最后一次游览青城，作为前后时间节点计算，得出张大千居住青城山十年的结论。显然这种说法不仅错误计入了赴敦煌时期，也混淆了短暂的来游青城与卜居青城的情况。
以上各种说法，或有明显错误，或稍为牵强，终应以张大千先生的说法为准，即在青城山卜居了四年的时间。
 

五、张大千“青城艺缘”——离青城
 
张大千先生居青城后，与青城山之间又经历着“来而复去”与“去而复来”的反复离合。
张大千卜居青城上清宫后，第一次长时间离别青城，是因为庚辰中秋（1940年9月16日中秋节）后的第一次的敦煌之行。此前有感中秋将至，他作《松崖高士》赠青城山彭椿仙道长，款记中以八月十五“幔亭会”作比，寄喻了临行前对青城及友人的情感。张大千先生赴敦煌途中，经广元时，接到二兄张善子先生病逝的电报，即回奔重庆料理后事，事后返回青城山中。张大千先生八月中秋后离青城，当年的中秋时间为公历9月16日，结合张善子先生病逝于重庆的时间为公历10月20日，因此这次离别青城的时间实际并不长。
张大千首次的敦煌之行的计划，由于二兄张善子先生于重庆病逝而取消，赴敦煌的计划延期至1941年3月（农历辛巳二月）。其时在张群先生的安排下，从成都飞兰州赴敦煌。张大千先生第二次的赴敦煌时间，与第一次离开青城赴敦煌时间，前后相隔近半年之久，今多以为他第二次赴敦煌前，是经过几个月的临行筹备，这种说法与实际也并不相符。首先是同年冬，其长子张心亮于西安医院逝世，此年是大千先生先哭兄逝、又哭子亡而极为悲苦的一年。彼时需要用许多时间，来处理家中的后事。其次，根据张大千先生辛巳二月为余兴公先生所作的《钟馗图》款识所记“辛巳二月，将西出嘉峪，展佛敦煌，屈指归期，当逾仲夏等等”，可见即使是再次去敦煌，也预期“当逾仲夏归来”，计划的是短期的礼佛敦煌，自然就不存在长达数月的筹备了。
始料未及的是，张大千先生的敦煌之旅历经两年三个月的时间。由敦煌归蜀后的甲申（1944年），是张大千先生在青城卜居的最后一年。至此年十月，他结束青城卜居，最直接的原因是：青城山上清宫画室的场地相对较小，难以满足整理敦煌大尺寸壁画的需求，并且张大千先生开始有考察新疆佛学遗址以及再探敦煌等一系列的新计划。
张大千先生离开青城山上清宫后，便辗转于成都城郊区五福村、昭觉寺、金牛坝及郫县（今成都市郫都区）太和场。甲申后，张大千先生又有三次游历青城的短暂文旅，最后一次的时间为：戊子中秋（1948年9月17日）前夕。游归成都后，大千先生所作亦多，青城的佳景胜迹，先生有未至者，不知凡几，索隐探幽，惟待异日。遗憾的是，这是张大千先生最后一次离开青城，此后他再未能涉足青城山中。
自1938年戊寅秋农历十月下旬到青城卜居，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千先生凡杖屐所及，皆探幽寻胜而情意愈浓，“青城艺缘”也历经了“三梦”而愈加深厚。由其艺缘的时间节点可见，由最初的邂逅青城—梦青城—归青城—离青城—复归青城—再别青城—梦回青城，形成回环式反复蕴积。前梦之归，置处于国内乱世，也终因世乱成行；中则又别，并身入漠北敦煌，见之诸作品中，则时发“浩然有归志”与“梦到青城古洞前”的离索感叹；到又一次的别离青城，以及后来的梦之欲归，张大千先生已身悬海外，终因种种缘故，未能如愿地回归到当年卜居的青城山中。
张大千先生最后一次离青城的时间定格于戊子中秋（1948年9月17日）前夕。此后直到晚年，青城的书画题材与话题谈资、以及各种青城文化元素，持续为张大千艺术文旅生涯，增添着许多绚烂的色彩。如南国早春的青城自信、得其环中的老子思想等等，皆深刻地融汇于张大千先生自尊自立自强的艺术思想之中。
自张大千先生1938年到青城，至1948年最后一次离青城，青城卜居占据了张大千先生40岁到50岁期间最美的壮年时光。这是一段看似波澜不惊，实则精彩纷呈的“青城艺缘”。在“青城艺缘”后期，青城山、都江堰每每令张大千先生“时在念中”。无论是身在异乡的羁旅流离，还是后来定居台湾，“青城艺缘”都深深根植于张大千的艺术生命里，渗入他的诗词、书画、美食、园林等艺术生活的各个领域，并表现在各类题材的书画艺术作品中，如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朝阳洞》《玉垒关》《天师洞》、60年代的《老人村》《索桥》《导江玉垒关》《青城通景四屏》以及70年代的《伏龙岗》、80年代的《红叶幽禽》等等。

张大千（右一）与家人在青城山上清宫
（都江堰市奎光书院供图）
 

小  结

 
张大千先生1938年5月离开北平，于1938年秋末辗转卜居于青城山上清宫，这是张大千先生毕生艺旅中，别具转折意义的特殊旅程。张大千先生卜居青城山上清宫，前后四年的时间，是其艺术人生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自1925年到1983年的“青城艺缘”，更成为张大千先生毕生艺术文旅中美丽而意蕴幽远的一道风景；是张大千艺术特色中，融合开拓的艺术志向在艺旅生活中的积极实践。
张大千“青城艺缘”从接触艺友丁六阳起，开始不断出现“青城山”相关的记载，到1938年秋卜居青城山，十年后离开青城山，再到晚年的1982年赠《青城山》书法以及赠青城山傅圆天与彭鹤年道长绘画作品，终至1983年3月彭鹤年与傅圆天道长联名驰电慰问张大千。这一段从1925年到1983年的艺缘，邂逅青城并萦之梦寐，时间跨度近六十年，几乎与张大千先生毕生艺术文旅相牵相伴。
张大千先生近六十年的“青城艺缘”，无论是四年的青城卜居，还是七年的青城艺旅，既是对博大青城文明的努力试探，也是对母体文化与自然生活不懈的艺术探索、学习与思考，表现出他对母体文化真切的热爱与守护。
了解张大千“青城艺缘”的相关时间节点，有助于更好地认知张大千的艺术人生；充分了解张大千“青城艺缘”的时代背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同时期艺术作品的内涵。这也是解读学习张大千艺术精神，必不可少的环节。
 
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四川张大千研究”一般项目（ZDQ2024-4）成果
作者：大风堂再传弟子、成都都江堰市
青城山都江堰景区管理局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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