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张大千大师及其弟子刘力上、萧建初、马文炳等人的书画真迹22幅在哈密市文化馆展出，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张大千的书画真迹，能在祖国边塞小城哈密保存半个多世纪，真是奇迹，说起来这里面还有一段感人的往事。 
 
哈密市大泉湾乡一位已故去的民主爱国人士刘国汉先生（字鼎臣），祖籍河北献县，曾读过私塾，热爱琴棋书画，兼喜收藏，对文物字画的鉴赏很有造诣。而立之年的他已在北京、成都、西安、兰州、敦煌等地开办自己的商号，专营古玩、字画。抗战时期，他在四川广交文化界朋友，其鉴赏功夫、学识和为人处世的品质赢得了文化界朋友的信赖。在众多的朋友中，就有张大千的二哥，人称“虎痴”的张善e先生。这为张大千赴敦煌临摹壁画作了铺垫。 
 
1940年春，张大千执意前往敦煌临摹莫高窟壁画，临行前二哥张善孖写信给已在敦煌定居的刘鼎臣。刘先生见是挚友的兄弟来敦煌，欣然答应安排张大千的一切生活起居。1941年春，张大千携夫人杨宛君、黄凝素，次子张心智，助手谢稚柳，以及弟子10余人赴敦煌，并亲自去青海塔尔寺邀请藏族画师携手合作。这一批人吃住均在刘鼎臣先生家，张大千则与弟子去莫高窟、榆林窟、千佛洞专心临摹壁画。因莫高窟、榆林窟距敦煌县城还有几十公里路，其间张大千的衣食物品均由刘鼎臣派马车、骆驼隔日运送。 
 
在敦煌两年多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张大千和刘鼎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刘鼎臣丰厚的收藏和鉴赏古玩字画的慧眼让张大千佩服不已。刘鼎臣收藏的字画，不少是唐、宋、明、清时期名人的真品，也给了张大千不少启迪。 
 
其间，经刘鼎臣介绍，张大千还结识了刘先生的好友、当时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先生，常给张大千临摹莫高窟壁画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942年，张大千的二夫人黄凝素女士在刘鼎臣家临产，生子成程，一切均由刘先生的夫人张月娥亲自照顾，离别时成程才1岁多。 
 
在这两年多时间里，还有一段小插曲：在刘鼎臣众多的朋友中，有一位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把一些重要的包裹寄存在刘先生家中，刘先生因此事被国民党当局以“通共”之罪押送兰州监狱。张大千知道此事后，急赴兰州，通过朋友、熟人关系奔走呼号，特别请出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出面斡旋，将刘先生营救出狱。他们之间更是结下了出生入死的友情。 
 
1943年春，张大千经过两年多的辛勤创作，临摹莫高窟和榆林窟北魏、隋、唐、宋壁画300余幅，并在四川成功地举办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轰动一时。当记者采访时，张大千动情地说：这两年多在敦煌的艰辛创作，离不开刘鼎臣先生的鼎力相助。 
 
张大千离开敦煌时，为感谢刘鼎臣的大力帮助和支持，赠给他书画60余幅，其中还有谢稚柳、弟子刘力上、马文炳、萧建初等人的字画。现收藏于哈密市文化馆的《风荷鸳鸯图》就是张大千送给刘鼎臣的书画中唯一保存下来的国画真迹。《风荷鸳鸯图》中一片片遒劲苍翠的荷叶迎风摇曳，两朵描金荷花亭亭玉立，英姿绰约。画面右下角一对工笔鸳鸯栩栩如生，为画面增添了无限情趣。《风荷鸳鸯图》施艳色而不觉浮躁，诸法交错而不显淤滞，静与动、实与虚、疏与密、工笔与写意相互映衬，神韵十足，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张大千的四幅书法作品中，有一幅“上皇岁得于华化于朱方”，也是题款后送给刘鼎臣的。据刘鼎臣的子女说还有一幅画画的是柳树，题款是：“折枝之柳赠鼎臣兄”。刘力上的一幅作品的题款则是：“鼎臣先生属临六如居士真本，即希教正。”刘力上还有一幅是赠送给刘鼎臣的夫人张月娥的《簪花图》，上写：“月娥夫人清赏”。可见张大千与其弟子对刘鼎臣的一片感佩之情。张大千还给刘鼎臣篆刻了一枚象牙印章，并赠送两个墨玉笔筒，一件笔洗。这些物品至今还珍藏在刘鼎臣的家人手中。 
 

张大千《风荷鸳鸯图》 

 
1949年，国民党溃败，西北时局动乱，刘鼎臣在敦煌的家园被国民党军队没收占领，被迫举家回到哈密。他所带的古玩字画均放在哈密大泉湾乡圪塔井村兄弟处。他在哈密建商号，继续从事古玩字画行业。 
 
1950年，新疆解放。第二年工作组进村，开始土改运动，刘鼎臣被错误地划成地主成分，农会没收了他的全部资 产，包括古玩、文物和一批字画，并分给农民……一大批宝贵的文物和字画就这样被破坏和遗失了。刘鼎臣本人也在1965年四清运动中被迫害致死。所幸哈密市一些有识之士，在这场劫难中拯救了一批名人字画，并使之躲过了“文革”动乱年代的破坏。半个世纪后，这些国家级的书画作品得以重见天日。 
 
1984年，张大千病逝台湾，弥留之际还嘱托大陆的子女、家人一定要拜望鼎臣兄。“文革”后，张大千先生的家人与子女均和刘鼎臣先生的家人及子女有书信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