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居翰与张大千 "伪作" 案
时间：2014-05-06 09:32:00 来源：转载 作者：
高居翰与张大千 "伪作" 案
张大千确系作伪高手 高居翰对他颇有研究
高居翰生前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史系资深教授，终生杰出成就奖得主。他是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权威之一，三联书店曾出过7本他的著作。
高居翰生前想办的最后一个展览是张大千书画展，包括他自己的书画精品以及为数不少的伪作。张大千是现代首屈一指的国画大师，但他还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顶级的古画仿造家。
张大千毫不讳言自己早年曾大量作假，专仿石涛、八大山人的画，骗了不少大富豪。有次一位富商请了几位大藏家观摩他重金购得的石涛册页，结果张大千看了第一页，就轻松讲出后几页的内容，然后告诉这位富豪：惭愧，这是俺前天刚画的。李可染曾撰文讲张大千想去拜访齐白石，齐白石拒绝相见，因为“我向来不喜欢这种造假画的人。”
高居翰对张大千的伪作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在他个人的网站上，登载了他对张大千伪作的研究成果。他认定的张大千伪作有63幅，不过出于学术的严谨性，他还是在这份研究成果上特别标明：“我并不宣称自己是无所不知的，这个研究结果可能有错误”。
张大千仿清初画家石涛的作品。左为石涛原作，右为张大千仿作。
这63幅可能的伪作中，五代时期董源的《溪岸图》影响最大。董源是生活在公元十世纪的画家，被称为南方山水画派之祖，位列“五代、北宋间四大山水画家”。卒于962年，距今已经上千年。《溪岸图》为董源存世的唯一画作，史料价值巨大。
然而真正让这幅画产生国际影响的，还是高居翰。正是他对此画做出的伪作鉴定，引发了长达15年的国际性大辩论。
在张大千、徐悲鸿的记述中，《溪岸图》流传有序
1997年5月，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华裔董事唐骝千先生花重金购得《溪岸图》，并在大都会博物馆展览。而同年8月《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引述高居翰的观点，认为此画并非十世纪的古画，而是张大千伪作的精品。由此，高居翰与《溪岸图》就被联系了起来。
在张大千、徐悲鸿等人的描述中，《溪岸图》的传承是这样的：20世纪三十年代，徐悲鸿于桂林购得《溪岸图》，1938年借与张大千带回四川观赏。后来张大千以金农的《风雨归舟图》与徐交换，得到了《溪岸图》的所有权。50年代，张大千将其卖给了美籍华裔收藏家王季迁。这之后就是上文提到的，1997年唐骝千先生从王季迁手中买到了这幅画。整个过程流传有序，似乎无可指摘。
而且，徐悲鸿自己在私人信件中也透露过购得这幅画的欣喜。1938年徐悲鸿致孙邦瑞的信中就曾说“弟得董源巨幅水村图，恐为天下第一北苑。……绢本颇损，但画佳极”（《水村图》是当时对《溪岸图》的命名）。这封信的原件曾在2010年上海恒利拍卖公司的秋季拍卖会上以26.88万成交，如今网上都可以查得到。此外，谢稚柳、丁羲元两位鉴定专家也判断此画为真迹，谢稚柳还在1957年主编的《唐五代宋元名迹》中将此画首次定名为《溪岸图》，并沿用至今。
在高居翰的推论中，张大千徐悲鸿等人集体造假谋利
在《<溪岸图>起诉状——十四项指控》一文中，高居翰对《溪岸图》提出了十四项质疑。这些质疑基本可以归为三类：
这幅画从笔法、笔触、光影处理等细节看，不太像同时代的其他画作；
这些不太像的地方，都很像张大千伪造的那些作品；
1959年高居翰（左二）与张大千（左一）及其眷属。
在古人的书画著录或其他文字记载当中，没找到此画的可靠记载资料。
至此，摆在高居翰面前的有两类资料：一方面是各方记载的《溪岸图》流传历史，证明这是一幅古画；另一方面是凭借自己的专业基础得出的“张大千仿造”论。
面对截然不同的两种结论，高居翰需要对《溪岸图》的传承历史自圆其说。于是他展开了推理：张大千伪造了《溪岸图》，而且伙同徐悲鸿、谢稚柳、丁羲元等伪造了《溪岸图》的收藏史。
梳理一下高居翰的推理过程，大概是这样：
1. 通过对笔法、笔触的细节观察，认定这是现代伪作；
2. 但此画确实非常好，现代仿古画能仿得这么好的，只有张大千，而且张大千的其他仿画有与此画相似之处；
3. 如果是张大千伪造的，则与这幅画的流传历史有冲突（徐悲鸿买来，张大千用自己私藏与其交换），那么这个流传历史就是伪造的，徐悲鸿说谎了；
4. 徐悲鸿为什么说谎？因为当时正与老婆离婚，缺钱，想跟张大千一块倒腾假画赚点钱；
5. 还健在的徐悲鸿夫人廖静文证明徐确实用《溪岸图》交换了张大千的一幅画。得出结论——廖静文在帮徐悲鸿说谎；
6. 谢稚柳、丁羲元等人的论述证明张大千没伪造这幅画。又得出结论——他俩帮着一块说谎的！
为什么说高居翰的推论充满傲慢与偏见？
先说傲慢。高居翰是中国古画的泰斗级专家，这一点没人质疑。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很多时候可以靠技术而非经验进行鉴定。1999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斯塔尔亚洲艺术品维护研究室对《溪岸图》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检测。通过红外线扫描、X光拍摄、数码影像等技术手段，找到《溪岸图》材质的物理证据，证明了它确实是是一幅公元10世纪左右（五代至北宋初）的绘画作品。
也就是说，《溪岸图》是否出自五代时期画家董源之手，尚无确凿证据；但肯定不是张大千于20世纪伪造的。在这样的“铁证”之下，高居翰依然坚持他的伪作论长达十余年。
其后，普林斯顿大学艺术考古系主任方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石守谦、台湾大学教授傅申等学者也从远景画法、视觉空间呈现、绘画风格等方面对高居翰的论断进行了反驳，指出《溪岸图》与同时代其他画作有相似之处，与后世作品也有传承关系，否定了高居翰“《溪流图》不像10世纪作品”的论断。
固守自己的理论，坚持自己的看法，这的确是学者应遵循的治学之道。但对新技术的检验结果予以排斥，不能够与时俱进地对待书画鉴定，则未免有些傲慢与迂腐了。
再说偏见。高居翰的一系列推论所仰仗的基础，是这幅画不像同时代的画，而像张大千的仿画。姑且不论“像”与“不像”是否缺乏具体的依据，只说他凭借这个判断，就对几位在中国艺术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妄加褒贬，这其中不得不说是包含偏见的。
在高居翰的推理中，张大千、徐悲鸿、廖静文、谢稚柳、丁羲元等人都为了一己私利而合伙做局。几位的私德之龌龊，行事手法之诡秘，与电影中的特勤人员相比也不遑多让。单说这个阴谋如果真的做成，需要堵住多少人的嘴，需要伪造多少私人信件、日记、笔记（关于《溪岸图》的交换过程，几位当事人都留下过文字记载），想想都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现在网上经常出现国人妖魔化西方的“阴谋论”，如果套用一下，可以说高居翰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对中国几位书画大家进行了一次“阴谋论”般的判定。
结语
在高居翰先生去世之际提起这段公案，并非是质疑其学术地位。虽然始终未承认自己“看走眼”，但由他引发的《溪岸图》真伪争论，对树立书画界学术标准、打破学术权威壁垒都有很大价值。这个价值或许超过了这幅画的真伪本身。
